黑龙江大学图书馆合并与李冬申请图书采购员的经历

一九七二年，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与黑龙江大学合并。我本应当老师，但因黑龙江大学图书馆负责人李冬向学校人事部门申请一名图书采购员，选中了我，问我是否愿意做，我当时因听力不好，怕教书误人子弟，就答应了。说来也巧，李冬原是我读书时的老领导（外语系党总支书记），文革时下放，回校后安排到图书馆，任负责人。到图书馆工作后知道图书馆原采购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毕业的田懋悟、此人工作能力特别强，是业务尖子，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批判，后回山东老家了。正好缺一名图书采购员，就这样，我来了。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〇年从事中外文图书采购工作。一九七二年黑龙江大学图书馆的人员情况是：李冬是图书馆负责人，杨志源是办公室秘书兼财务，下设采编组：辛逸（组长）、朱桐年、柳凤鸣、王陆畴、杜汝珍、吴若海；期刊组：石泽浦（组长）、刘恩泽、卢康华；流通组：林青（组长）、李军、王淑君、谷启珍。

一九七三年，老馆长张凡同志从农村插队回校主持图书馆工作。李冬同志随夫调到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工作。一九七三年六月，我随张凡馆长到北京外文书店采购。当时要到北京外文书店采购处理图书，时间紧迫，那时进京必须要省政府批准的进京介绍信，来不及办理，我和张馆长以“黑人”进入了北京，分别住在各自的亲属家，每天早上我们俩约好在北京朝内大街华侨饭店门前集合，坐上公交车去北京通县的外文书店库房选书，如此连续三天，共选英文小说一千多册，英文图书最后一页上都贴有绿标签，说明是可以公开阅读的。期间的第二天，在集合点，张凡馆长幽默地对我说，“咱们这次到北京来，没有进京介绍信，每天还在这里接头，等再有运动，有人一定会说我们从事特务活动。”一想到在华侨饭店门口集合、买外文书，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里描写特务接头的场景。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是我在图书馆最难忘的一天，这天，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都是文革中的“黑帮”，一个是张凡馆长，另一个是办公室主任杨志源同志。说起杨志源，在黑龙江大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文革前，它是黑大红色大管家、铁算盘，由于他是解放战争中被共产党俘虏的国军，所以就被下放到图书馆工作。在图书馆工作的还有一批摘帽右派，他们分别是王永安、卢康华、谷启珍、柳凤鸣、杨若飞等，这些人都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被打成右派，经过劳动改造后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分配到图书馆工作的。还有王陆畴、吴若海等有历史问题的，也下放到图书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陆畴同志，她是台湾大学学历史的，跟随丈夫到黑大工作，在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负责图书著录刻钢板、印卡片工作，她刻的小楷字非常工整、漂亮，让人赞不绝口。还有吴若海同志，他在图书馆从事英文编目工作，他原是国民党高级英文翻译，解放后吴若海被安排到哈尔滨动物园任负责人，不巧，有一天动物园的老虎突然跑了出来，虽然没有伤人但在当时算作重大责任事故，被撤职开除了。因为他英文好，把他安排到黑大图书馆做英文编目工作，直到退休回老家。上面讲到的人出王永安外，其他人落实政策后都回到了学校教学和管理部门，更好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由于历史原因，黑大图书馆聚集了大批精英，他们夹着尾巴做人，对工作兢兢业业，把图书馆工作做到了极致。谷启珍在流通借阅部成为借书活字典，中外文样样精通；杨若飞、吴若海、王陆畴成为中外文图书的编目大家，为图书馆培养了中外文编目员；卢康华成为期刊部门的骨干力量，他们的业务能力、工作水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今后从事图书馆工作给予较大影响。

我负责中外文图书采购工作那时处于文革后期，国内出版业仍是一片萧条，当时没有图书可采集，我还记得当时的新华书店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小册子等政治类书。道里书店有一个科技部，里面有些农业方面的书，如养鸡、养猪、种菜类的书，书也不是很多，每年有选择的采购一点。工农兵上大学后，把图书馆的藏书开放给他们借阅。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买了不少高考相关的教科书和考试参考书，当时还作为采购成绩向学校汇报。

我从事采购工作中，将苏联NK书目俄罗斯语言文学图书保留了下来，我不懂俄文，就请谷启珍来选书，这对保证黑大俄文图书不断档，保证我校特色藏书的连续性起到了不少作用。为此还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苏联图书没有用，但事实证明他们是错的。在那个年代，采购图书的小趣闻回忆起来挺有意思的。

随着四人帮的粉碎、文革的结束，哈尔滨新华书店恢复了馆网，即按书目订购图书，馆网内部有一个图书供应部，主要是供省市领导和一定级别的人的图书需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大兴走后门之风，由于图书数量少，不够分配，再加上学校还没什么权利，为了买到一定数量的图书，我只好把爱人在烟厂分的大白杆香烟送给供应部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有新书就能及时采购回来。文革结束后，出版业开始恢复，首先是重印四大名著等图书，每天一早新华书店门口排起长龙等待购买此书，为了买到四大名著、为了多买几套，我还找了一些朋友一起排队购书。(www.xing528.com)

购书馆网即哈尔滨道里区中央大街教育书店三楼，是专供大中小学图书馆、机关、厂矿图书馆购买图书的部门。通过科技书目和社科书目，地方版书目购买图书计划发行。随着出版社发行量的增加，采购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这时学校按采购员的待遇给我发了一辆交通工具——一辆旧的自行车，夏天发雨衣，冬天发棉大头鞋和手闷子（棉手套），从黑大到道里馆网十几公里就靠骑自行车代步了。夏天雨里行，冬天冰雪行，每周去馆网两次，购买的书少，就用自行车驮回去，买回来的书要自己验收、登录入账。登录账本是每册书一个登录号，每册书的书名页上打上一个登录号，要和登录账上的登录号一致，当时登录号码是六位数字，首先我学会了使用打号机，但当时的打号机是旧的，经常跳错号，所以要十分小心，登记号完成后，每批书还要登记财产帐，财产帐要求每批书与发货票号、图书来源和钱数一致，来不得半点差错，买多少书就登记多少书，我每天最多登记几千册书。

订购图书多时，每批几十包，驮不会来就向学校申请大货车运回来，运输时，我一个人一包包从书店搬出来、装车，到学校后再动员馆里工作人员一起卸车、运到馆内，接下来就又是我一人的工作了。采购员是脑力劳动者，又是重体力劳动者，这项工作我一干就是八年，至今我仍然记得张凡馆长对我的教导，他说，图书馆的采购员，买书要像追情人一样，好书买不到手决不罢休。从事图书采购和其他采购不一样，首先要熟悉馆藏，把馆藏要读懂，要掌握教学需求，像我们以文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文、理、外样样要精通，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专业面要宽，这项工作非下苦功夫才能学到手。

购买山东齐鲁书社足本《金瓶梅》时，馆网按级别供给黑大两套，主要供中文系老师教学研究使用，当时《金瓶梅》为禁书，不允许普通人阅读，文革前黑大图书馆有一套足本金瓶梅词话，文革中红卫兵小将把馆长办公室砸开了，《金瓶梅》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现在国家重印足本《金瓶梅》供少数单位使用，特供给黑大两套，馆网主任亲自将购书票送给我，我本人亲自到书店购买，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两套《金瓶梅》现收藏在黑龙江大学图书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黑大图书馆实行的是闭架借书。借书都是手工管理，读者凭借书证，借某一本书填写索书单，按书名、架位号填写好索书单，交给图书管理员，管理员凭索书单在书库里找到该书后，让读者再填写到借书证上并签字，才能把书借走，按归还日期归还，相当繁琐。我还记得我馆还有一个内部书借阅室，由共产党员、政治可靠的李军同志管理，主要供学校一定级别的干部借阅，文革前就有这个借阅室，文革中取缔，文革后期恢复，随着文革的结束，这个借阅室也随之消亡。

一九七五年，有一批下乡插队的老馆员从农村回到学校。还有人事处刘霁虹、张木兰下放到图书馆，老馆员有王永安、盖世田、臧淑珍、李婉华、李琼芬。刘霁虹和张木兰到采编组，王永安和臧淑珍到采访组，盖世田和李琼芳到流通组，李婉华到期刊组。这样采访室增加了王永安和臧淑珍两位同志，王永安搞中文采访，臧淑珍从事图书验收和登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