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的社会阴阳观念

第三节　社会领域中的“阴阳”观念

不仅人体自然领域中的知识要受到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知识也要受到思维方式的制约。因为在古典的意义上，二者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而已。事实上，我们在《黄帝内经》中已不难看到二者的统一了：“《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黄帝内经·灵枢·逆顺第五十五》）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孙子·军争第七》中的用兵之法：“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六韬·军势第二十六》亦云：“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既然“兵法”与“刺法”实为一法，“战术”与“医术”本为一术，那么支配它们的思维结构便应该是一致的了。事实上，中国古代与医学同样发达的兵法也离不开“阴阳”的思维结构。范蠡云：“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国语·越语下》）由于战争的矛盾双方常常并不处于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之中，而是处在彼此消长、相互转化的阴阳关系之中，因而特别适合于以“阴阳”的思维结构将其纳入强弱、虚实、远近、明暗、真假等范畴来加以研究，正所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计篇第一》）因此，中国古代的许多军事家，如孙武、范蠡、孙膑、韩信、李靖等，都非常善于运用“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分析和处理战争中的刚柔、奇正、攻防、主客、虚实、劳逸诸种矛盾因素，有的甚至直接用《易》理来推演兵法。

最能体现阴阳思维结构的军事思想，要数著名的《三十六计》了。这部专门采集兵家之“诡道”的谋略大全，借助于阴阳学说中的太阴六六之数，来总结古代军事史上的战争经验。其中一类计谋直接运用“阴阳”概念，将其所包容的矛盾关系辩证地展现出来。例如，“第一计，瞒天过海：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阴，太阳”。这就是说，机密要藏在暴露的事物里面，而不应与公开的事物相对立。因此，越是公开的形式，就越容易隐藏机密。又如，“第二计，围魏救赵：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这就是说，打击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而治之。打击斗志正旺的敌人，不如待其疲惫之后再加以攻击。而另一类计谋则解以卦象，直接用“卦理”来说明谋略中的奥秘。例如，“第三计，借刀杀人：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这就是说，在敌对的势力已经确定，而盟友的态度尚在游移的情况下，应诱导盟友去消灭敌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像《损》卦所揭示的那样，“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周易·损·彖》），实现损（敌）与益（我）的矛盾转化。又如，“第十九计，釜底抽薪：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这就是说，当力量不能与敌人抗衡的时候，就不能硬拼，而应该采用其他方法来消解敌人，就像“兑下乾上”的《履》卦一样，通过以柔克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可见，无论是前一种类型还是后一种方式，都离不开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所谓“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三十六计·总说》）。

李泽厚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兵书那么早就如此成熟和发达，几千年后仍有借鉴价值，正由于它们以这种长期的、繁复的、剧烈的战争的现实经验为基础。”^[1]其实，他在这里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确实发达，以至于像《孙子兵法》这样的著作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国际市场，而且这种思想的出现也确实与古代的战争实践有关；然而除此之外，古代兵法的成熟与完善还应该归功于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思维习惯。正是以“阴阳”为核心的思维结构，使得中华民族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呈现出极为早熟而又极为完备的形态。正像传统的中医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实用价值一样，传统的兵法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无论是对于前者还是对于后者，我们都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的描述，而应该寻根溯源，透过表面的社会现象来探求其潜在的、深刻的精神根据。(www.xing528.com)

属于这类“科学”的当然不止于军事谋略，外交技巧亦复如此。当我们在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中翻阅《黄帝内经》的同时，也许会发现另外一本同样独特的古代奇书——《鬼谷子》。同《黄帝内经》一样，《鬼谷子》的作者也无法确考，或云为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老师，或云为苏秦本人，或云为六朝时代的伪托者；与此相应，其成书的年代之说也就大相径庭了。同《黄帝内经》一样，《鬼谷子》也要用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来研究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只是这里所说的生死存亡已不再起因于人体各生理因素的平衡与否，而是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其开篇云：“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是故圣人守司其门户，审察其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鬼谷子·捭阖第一》）那么，如何“守司其门户”呢？“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鬼谷子·捭阖第一》）由此可见，所谓“心之门户”者，口也。正是这一张翕动不已的嘴巴，不仅表达着人的思想和情感，而且体现着人的智慧与才能；它不仅是“心之门户”，而且是“存亡之门户”。进而言之，它不仅体现着生存之技巧，而且体现着宇宙之规律。于是，在鬼谷子看来，说话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辞令的问题，它必须被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研究，其基本精神不是别的，正是大千世界中生生不已的辩证规律——阴阳。正因如此，鬼谷子才将“捭阉”由嘴巴之开合上升为天地之开合，并直接上升为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鬼谷子·捭阖第一》）。只有掌握了这种辩证规律，才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做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何事应该明说，何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理，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测；其结果，便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鬼谷子·捭阖第一》）。由于《鬼谷子》一书中涉及了一些宠君、制友之术，便被不少后代人视为阴谋、诡辩之学，这其实是相当片面的。从实践上讲，上述理论是对于战国时代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的经验总结；从理论上讲，这一思想又是根植于我们民族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我们知道，由于受《周易》的影响，战国之后以“阴阳”为中心的学术派别相当活跃。其中一部分人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自然阴阳派”；另一部分人则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阴阳派”。如果说前者的理论结晶是《黄帝内经》的话，那么后者的学术代表则要算是《鬼谷子》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两部著作代表了华夏先哲运用阴阳辩证的思维模式在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中所分别取得的突出成果，因而才倍受世界各国的重视。时至今日，不仅《黄帝内经》在港台的影响日甚一日，而且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也纷纷建立起了有关《鬼谷子》的研究机构，有人将德国的施宾格勒视为现代的鬼谷子，而美国的基辛格则被称做当代的纵横家。由此可见，正像我们古代的军事思想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一样，我国古代的外交谋略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切，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对传统学术的渗透和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军事和外交领域之外，兴盛于魏晋的“人物品藻”活动又是一例。其实，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开始从“阴阳五行”的角度来品评人物了，只不过那是从自然生理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罢了。“黄帝问于少师曰：余尝闻人有阴阳，何谓阴人？何谓阳人？……少师曰：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黄帝内经·通天地七十二》）把这种思想扩大到社会心理领域，刘邵在其著名的《人物志》中指出：“盖人物之本，出乎性情。性情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圣人，莫能两遂。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二者之义，盖阴阳之别也。”（《人物志·九征第一》）如此说来，不仅人物的筋骨气血与其所禀赋的阴阳之气有关，而且人物的性格气质也是阴阳二气在其身上的体现：阳气偏重的人，应为外向性格，长于行动而短于思考；阴气偏重的人，应为内向性格，长于思考而短于行动。唯有阴阳平衡的人，才能兼此二美，达到思想和行动的高度和谐。进而言之，不仅性格气质与阴阳有关，而且道德品行也与五行相联。“五常之别，列为五德：是故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刚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宽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简畅而明砭，火之德也。”（《人物志·九征第一》）正像《黄帝内经》用“阴阳五行”模式来铸造古代的中医理论一样，《人物志》则是运用同一模式来建构古代的人才学说。而无论是前一种理论还是后一种学说，都只能从我们民族特有的思维结构中来寻找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