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结构”同“心理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对于这后面的三大结构系统，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专门论述）一样，也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历史成果。所不同的是，这一成果较之“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有着更大的隐蔽性和抽象性，它甚至可被视为一种“无内容的形式”，是一种思维框架和心理定式。然而，这种“无内容的形式”一旦形成，便又会反过来决定和制约着具体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创造过程，即赋予那些“无形式的内容”以特有的结构形式。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要阐释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质，我们要理解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便不可不对其特有的“思维结构”进行一番深入的考察，而这一考察，又可以从“阴阳”问题入手。
提起“阴阳”，人们常常会归因于某种后起的学术流派，譬如战国至汉代的阴阳五行学家；提起“阴阳”，人们又常常会联想起一些巫术、迷信的东西，例如流传至今的风水、命相之类。然而这类归因和联想都只是停留在极为表面的层次上。不错，在中国古代思想的演变过程中，“阴阳”学说的发展确乎与阴阳五行学家的宣传与推广有关；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衍生过程中，“阴阳”观念的运用也确实导致了大量封建迷信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希望透过现象而发现本质、透过迷信而发现科学的话，我们就应该看到，“阴阳”的现实基础，远比阴阳五行学派的存在更为深远；“阴阳”的学术价值，远比占卜、算卦之类的行为更加深刻。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思维结构是“阴阳”，那么，西方传统的思维结构则是“因果”。在许多现代人眼里，仿佛只有“因果”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而“阴阳”只能导致迷信。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思维结构”，无论“因果”还是“阴阳”，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具有真理或科学的意义，而一旦超出了特定的阈限，则都有可能将真理发展为谬误，将科学演变为迷信。关于前者，康德在其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指出，作为诸悟性范畴之一的“因果”，只适用于经验的“现象界”，而一旦超出了这一有限的范围，便必然会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不仅如此，他还承认，运用“因果”之类的悟性范畴，虽然可以研究包括星体运行在内的物理世界，但对于解释类似毛毛虫这样最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却无能为力。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一直未对“阴阳”的使用能力及适用范围作出明确的分析和科学的限定，而是把它当成一种百病皆医的万宝囊，所以才牵强附会出许多迷信和谬误，以至于使人们对“阴阳”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也产生了怀疑，这便是现代人普遍重“因果”而轻“阴阳”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同重“因果”的西方人一样，重“阴阳”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也曾有过惊人的建树。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古代科学与文化的独特意义。
事实上，一些敏感的西方学者已开始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就曾指出：“我们的科学立基于因果论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原理是万古不易的真理。……然而，《易经》一书所表现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chance）。我们认为是偶然性的（即无关宏旨的），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论，他们似乎不屑一顾。”[1]其实，荣格在这里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的确，由《易经》所引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与西方人大相径庭；的确，对于西方人所奉若神明的“因果论”我们的古人并不那么重视。然而，由《易经》所引发出来的思维结构并非“机会率”而是“阴阳率”；因而，中国古人所注重的不是事物发展的“偶然性”而是其“辩证性”。(www.xing528.com)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的思维方式至少具备以下三方面的不同特征：第一，在强调“因果”关系的西方人看来，“因”与“果”是两种彼此外在、相对独立的元素，“因”不依赖于“果”而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也同样具有了独立自存的属性，前者对后者的制约和影响是外在的、历时的、单向的。而在注重“阴阳”关系的中国人看来，“阴”与“阳”构成并服从于统一的矛盾结构，“阴”不能离开“阳”而单独存在，“阳”离开了“阴”也同样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二者之间的制约和影响是内在的、共时的，双向的。因此，他们有着重元素与重结构的差别。第二，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元素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本身是一种实体属性。可是从“阴阳”关系的角度来看，元素的属性并非是实体性质的，而只是功能性质的。它的功能性质不是由其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它所在的结构赋予的。这种重实体与重功能的差别，使得西方人容易产生“原子论”“单子论”之类的思维成果，而中国人则容易形成“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类的理论框架。第三，由上述特征所决定，西方人习惯于从元素的角度来探察结构，强调研究不同实体之间的机械联系，有着天然的机械论倾向；而中国人则习惯于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元素，注重研究整体构架中的功能联系，有着素朴的系统论倾向。
上述思维结构的差别虽然是抽象的、纯形式的，但它却以一种潜在的力量铸造并规范着中西方不同的科学形态和意识形态。
[1]转引自吴森：《比较哲学与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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