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儒家所掌管和操纵的礼乐文化，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有着将野蛮之人提升为文明之人的历史意义。这套符号不仅确立和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丰富和传达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并最终以诗、乐、舞的形式为中国的古典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这套“情感符号”要受到“伦理符号”的先天制约，因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僵化或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道家以消除文饰、践踏法则、超越符号为内容的全方位的“解构”活动便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然而正像儒家的极端性“建构”会导致“异化”一样，道家无节制的“解构”则有着“虚无化”的危险，因而在适当的时候又需要儒家的重新“建构”。实际上，正是这二者之间的不断“建构”和不断“解构”确保了中国审美文化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下来，并形成着“否定之否定”式的阶段性变革。
儒道互补，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古老的话题中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考。从内在的、隐蔽的、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有着两性文化上的内涵；从外在的、公开的、符号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又有着美学上的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内学者根据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将具有“兴、观、群、怨”传统、主张用艺术来干预现实的儒家美学，看做中国古典艺术的主流；而将“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塞瞽旷之耳”的道家思想，视为文化虚无主义和艺术取消主义的逆流。最近一个时期，作为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反拔，大陆学者则又与港台学界彼此呼应，在“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家美学中发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所梦寐以求的写意的风格和自由的境界，认为这才代表了中国艺术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的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却因急功近利而显得过于狭隘了。应该承认，以上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到一起，则又相互抵牾，彼此冲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只能看到儒、道一方其片面的合理性，而无法解释二者之间彼此“互补”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www.xing528.com)
在我看来，尽管儒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可以用不同的结构模式来加以分析，但就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才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着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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