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诗赋：中国宗教文学史

汉朝不但是宗教史上的转型期，而且也是诗歌史上的转型期。先秦诗歌，北方以四言体为主，南方以楚辞体为主。入汉以后，不仅继承了四言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萌芽，楚辞亦发展而为汉赋。这一文体大发展的轨迹，鲜明地体现在两汉诗赋，包括这一时期的宗教题材诗赋中。

汉乐府中有两类歌曲，属于皇家宗教诗歌，一类是郊庙歌，一类是郊祀歌。郊，祭也。郊庙歌是古帝王祭祀宗庙祖灵的乐曲，郊祀歌是古帝王祭祀天地的乐曲。从汉朝起，历代王朝都各有自己创作的郊庙歌和郊祀歌。这些宗教乐歌的主题是光宗耀祖，歌功颂德，祈天祷地，求福求寿。其功能与先秦《诗经》里的《颂》诗相同。

《安世房中歌》是汉代帝王祭祀祖灵的乐府诗，汉高祖唐山夫人作。原名《房中祠乐》，惠帝时改名《安世乐》，《汉书·礼乐志》改名《安世房中歌》。“房”，古代宗庙中陈列祖先神主之所。所谓“房中祠乐”，就是祭祀宗庙祖先的礼乐，是祖灵崇拜意识在文学上的表现。同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以孝“治”天下，所以后来又将这支祭祖乐府改名为“安世”之乐。“治”者，“安世”之谓也。最后，《汉书》作者班固把“祭祖”和“治”天下两方面的立意统合为一，便成了沿袭至今的篇名《安世房中歌》。歌辞共16章，主题是敬告祖先：汉朝以孝治天下，因而实现了安抚四方，人民安乐。兹举数章如下：

大孝备矣，休德昭明。高张四悬，乐充宫廷。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

我定历数，人告其心。敕身斋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庙，敬明宗亲。大矣孝熙，四极爰臻。

王侯秉德，其邻翼翼。显明昭式，清明畅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抚安四极。

丰草葽，女萝施，善何如！谁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

都荔遂芳，窅窊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文章。

嘉荐芳矣，告灵飨矣。告灵既飨，德音孔臧。

惟德之藏，建侯之常。承保天体。令闻不忘。

这一套祭祀祖灵、弘扬儒教的郊庙歌，为了适应宗庙祭祀礼仪的庄严肃穆气氛，写得典重古雅。毋庸讳言，其思想内容在今天看来是缺乏积极意义的。不过其中某些章节使用了比兴手法，因而颇具可读性。例如以“丰草葽，女萝施”起兴，引出“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的赞颂之词，以“若日月光”比喻“孝奏天仪”的最高道德准则。从这些歌词看，《安世房中歌》还是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

汉代帝王用于祭祀天地诸神的郊祀歌共19首，武帝时所作，其中不乏司马相如的手笔。例如《练时日》：

练时日，候有望；爇萓萧，延四方。九重开，灵之游；垂惠恩，鸿枯休。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苍龙，右白虎。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灵之至，庆阴阴；相仿佛，震淡心。灵已坐，五音饬，虞至旦。承灵亿，牲茧栗；粢盛香，樽桂酒，宾八乡。灵安留，吟青黄；遍观此，眺瑶堂。众嫭并，绰奇丽；颜如荼，兆逐靡。被华文，厕雾縠；曳阿锡，佩珠玉。挟嘉夜，茞兰芳；淡容与，兽嘉觞。

这支郊祀歌的大意是：选择时日，等候月半，焚脂烧香，延请四方神祇；于是天门大开，神灵下降，瑶堂之上，笙歌乍起，牲粢并陈，众巫从容献酒于诸神之前。这首乐府的文学性较强，诗中描述神灵乘车自天而降，写得十分生动，颇有气魄；描述众女巫浓丽无比，从容献觞，令人想起楚辞中的《九歌》与《招魂》。

汉朝还有一首祭祀天公地母的郊祀歌《惟泰元》，亦颇值得注意。这首乐府的大意是：天神至尊，地神多福。全仗天地二神，创造了春夏秋冬，阴阳五行，日月星辰，风云雷电，沛雨甘露。百姓都遵循皇天创建的自然之道，蕃滋恭勤。现在天地二神驾鸾乘龙而降，请享用俎豆，赐福消灾吧！……这是一首四言诗。

祭祀天地本是对原始社会自然崇拜的传承。早在商、周时期，帝王们就特别热衷于祭祀“昊天上帝”。汉朝承秦朝“封禅”之遗制，不但祭天，而且祭地。天地合祭，于是成了汉朝郊祀歌的特点。为什么汉朝要在歌天的同时颂地呢？这就与汉朝的官方政治哲学有关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把儒学与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相结合，创立了今文经学（用汉朝文字——隶书写的儒家五经），亦即宗教化了的儒学，实即儒教。根据这个学说：天地的精气合二为一，分则成阴阳，再分为春夏秋冬四季，配到五方——东、南、中、西、北，就成为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行顺次则相生（木生火、火生土……），五行逆次则相胜（水胜火、金胜木……）。这一套宇宙哲学被汉武帝采纳，为巩固其封建政权服务。因此，作为皇家郊祀歌的《惟泰元》，就有必要体现它。歌词开头同时提出天神与地神——“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接着阐明在天公地母的合作之下，出现了“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等一系列自然现象。这一切描述，都是从董仲舒的儒教——今文经学演绎出来的。

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入自汉至唐各王朝专用的郊祀歌和郊庙歌共12卷，798首。这类供帝王们祭祀天地和宗庙时演唱的宗教歌辞，多系三言诗和四言诗，典重有余，感情不足，艺术价值一般是不高的。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他托病辞官，前往梁国，与梁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交游，著《子虚赋》。武帝即位后，读了他的这篇作品，大加激赏。他便投天子之好，又写了《上林赋》以献。武帝龙颜大悦，拜长卿为郎，以后又擢为中郎将，派他出使西南，颇有建树。

据《汉书》记载，司马相如著有辞赋29篇，今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其作品大都“劝百讽一”（扬雄语），以声色犬马的大量铺陈，讨人主之欢心。不过《长门赋》是一篇颇为动人的抒情之作。在艺术上，其作品铺锦列绣，气派宏伟，但夸奇炫异，僻字连篇。“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文心雕龙·练字》），是其缺陷。

《大人赋》是一篇描述帝主游仙神话的辞赋。司马相如见汉武帝迷信神仙，欲投其所好。但传说中的列仙身居山泽，形容受损，“非帝王之仙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乃撰《大人赋》以进。大人者，帝王也，天子也。《大人赋》就是描述天子游仙盛况的辞赋。此作备述天子神游仙界的不凡气派。将仙家的山野之趣与帝室的堂皇气象合为一体，是此赋艺术特色。作品首段写道：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垂绛幡之素蜕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兮，抴彗星而为髾。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欃枪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红杳渺以眩湣兮，飙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纠之蟉蜿蜒。低卬夭矫据以骄惊兮，诎折隆穷蠼以连卷。沛艾赳螑仡以儓儗兮，放散畔岸骧以孱颜。跮踱辖容以秀丽兮，绸缪偃蹇怵彘以梁倚。纠蓼叫嘎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跃腾而狂进。莅飒卉翕熛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

作品接着描述天子从少阳（东极）到太阴（北极）与众仙真交往。这些仙真有五帝、陵阳、玄冥、含靁、陆离、潏湟、征伯侨、羡门、岐伯、祝融、句芒等。赋中再接着描述天子南嬉西驰与仙真们会见的经历。天子此次神游仙界的最大收获有二：一是“排闾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二是亲眼见到西王母，“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换句话说，既要玉女为伴，又要长生不死。这就是“帝王之仙意”——《大人赋》的主旨之所在。

《大人赋》是中国宗教文学史上继《远游》之后的第二篇游仙之作，二者均为楚辞体。所不同者，《远游》写的是诗人屈原自己的游仙之梦，《大人赋》写的是帝王的游仙之梦。《远游》虽写游仙，却是为了反衬屈原难忘故国的忠君爱国之情。《大人赋》写帝王游仙，乃是作者迎合天子迷信神仙之癖，赋末虽有几笔讽谏，不过故作姿态，所以武帝读后大有飘飘欲仙之概。

《甘泉赋》是描述汉成帝前往甘泉山（陕西淳化境内）之甘泉宫祭天盛况的作品，扬雄撰。扬雄（前53-18），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他家贫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辞赋。成帝时，他被召入朝，任给事黄门郎，为文学侍臣，历经成帝、哀帝、平帝三世未迁，位极低微。王莽称帝后，他校书于天禄阁，后召为大夫。

扬雄毕生著述甚丰，且好模仿前辈大师。他的《甘泉赋》、《羽猎赋》、《畏杨赋》、《河东赋》，就是仿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的。由于二人风格相同，前后辉映，故史称“扬马”。他还仿拟屈原《离骚》而作《反离骚》、《广骚》和《半牢愁》。

祭天，自商、周以至后世历代王朝，传承不绝。《周礼》规定：“以礼祀祀昊天上帝”。汉代承之。《史记·礼书》称：“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甘泉赋》就是对汉成帝某次祭祀天帝的空前盛况的实录。作品描述了成帝率领文武百官前往甘泉，以及在甘泉宫祭祀天帝的全部过程。其间穿插了许多神话描绘，例如以大量鬼神形象借喻天子出行时的前驱队伍：

属堪舆以壁垒兮，捎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跸兮，振殷辚而军装。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飞蒙茸而走陆梁。

堪舆，天地之总称；夔魖、獝狂均为鬼怪；八神，八方之神；蚩尤，传说为炎帝的后裔，铜头铁额，骁勇善战。在一篇纪述皇家大型宗教活动的大赋中，融入大量神话形象，与题材的性质是合拍的，也更增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气氛。(www.xing528.com)

全赋从头至尾堆砌了大量辞藻，以排比句式铺叙了“玉车千乘”、“中营万骑”拥驾出发的浩大声势，通天台和甘泉宫的巍峨无比，以及天子到达甘泉宫举行的种种祭天礼仪。在描述皇帝祭天时，赋中有两句据说是含讽的：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无所眺其请矑，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

唐代李善注云：“言既臻西极，故想王母而上寿，乃悟好色之败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此微谏也。”扬雄作赋，写到这里，也许的确如李善所说，暗寓讽谏于其中；但是读赋的汉成帝未必能领悟他的苦心。

扬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他的这一寓教于乐的文学观应当说是不错的。但由于赋体要求在写作上“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结果是欲讽反劝。“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有鉴于此，扬雄自此以后，“辍不复为”（《汉书》本传）。

汉代盛行谶纬之学——前兆迷信，反映在文学领域里，便是谶语歌谣的流传。据《汉书·五行志》记载，在王莽篡夺刘汉政权之前，出现了两首暗示刘氏必被王氏取而代之的谶语民谣。其一是汉元帝时童谣：

井水溢，灭窀烟，灌玉堂，流金门。

其二是汉成帝时民谣：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据《汉书》记载：第一首童谣出现于元帝时，至成帝时便应验了，即北宫中井水上溢。据解释：井水属阴，喻王莽；窀烟属阳，喻刘汉；玉堂金门均至尊所居。童谣暗示阴盛阳减，王莽必将推翻刘汉朝廷。第二首据《汉书》解释：桂为赤色，即刘汉的象征，桂华而不实，暗喻后继无人；黄雀为王莽的象征。这支民谣也是预言汉家天下将被王莽取代。

其他谶语歌谣，还有《汉书》所载成帝时童谣《燕燕尾涎涎》、《续汉书》所载王莽末天水童谣《出吴门》、刘玄更始时南阳童谣《谐不谐》，以及《后汉书》所载东汉童谣《黄牛白腹》、《侯非侯》、《千里草》等。

在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出现过不少颂儒颂孝的文学；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具有强烈反儒倾向的作品，《孔雀东南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这首诗，首见于徐陵选编的诗歌集《玉台新咏》，诗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显系编者所拟。除陵在诗前小序中写道：“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从以上诗题、诗序看，这是一首产生于东汉末而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叙事诗。

此诗描述府吏焦仲卿及其妻刘兰芝在封建礼教，即儒教的逼迫下，双双殉情的悲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儒家制定的婚姻律，“七出”则是儒家规定的丈夫休弃妻子的七种理由和罪状。《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就是在这样两个儒家伦理教条的压迫下造成的。长诗告诉人们：焦刘婚后数年，十分恩爱，共誓“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但是，焦母对儿媳很不满意，百计刁难，逼迫仲卿休妻。府吏在送妻子回家时保证：“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兰芝也表示：“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然而，兰芝回到家里，阿兄逼她改嫁，她在走投无路之际，投水自尽。府吏闻此噩耗，也自缢身亡。以上情节表明，是儒家伦理“三纲五常”毁灭了焦、刘的美好婚姻，焦、刘则以一死向儒教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长诗结尾以连理树和比翼鸟的神话形象，表现了反儒的美好婚恋终有一天必将实现的理想。

长诗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性格坚强、感情丰富的悲剧形象。

诗中以请遣、告别和赴水三个情节，刻画了女主人公的坚强性格。“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尺，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从兰芝对丈夫的这一段倾诉看，她早已看出“大人故嫌迟”的用意，但她决不甘逆来顺受，所以主动请“遣”。这一情节，初步揭示了女主人公的倔强性格。接着写兰芝拜别阿母。在封建时代，女子被夫家休弃是极不光彩的事，但是她偏不肯灰溜溜地离开夫家，偏要“严妆”告别：“着我绣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一个弃妇，把自己打扮得如同新嫁娘那般光彩照人，去告别休弃她的婆母，乃是下意识地表示不服输。无怪乎当此之际，兰芝“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长诗对女主人公外貌美的描绘，不同于《神女赋》以及其他诗赋对美女的描绘，而是为了烘托人物的坚强性格。最后写兰芝回到娘家，阿兄逼嫁。她为了实践对焦仲卿的“黄泉相见”的誓言，终于毅然“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了。长诗写到这里，一个刚强不屈的古代女子活生生地立在读者面前了。

另一方面，兰芝又是一个多情女子。她和仲卿聚首二三年，毕竟伉俪情深，难分难舍。所以当仲卿一再表示，不久要接她重圆破镜时，她也下定了不再另嫁的决心。诗中写刘家许嫁太守第五郎一段，一面极力渲染太守家准备迎婚的欢乐气氛与富贵气象，另一面笔酣墨饱地刻画兰芝如万箭钻心的痛苦：“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这一段苦乐对照描写，更加感人地烘托了兰芝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另外，兰芝告别小姑时，“泪落连珠子”，并一再嘱托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又表现了她心地良善和豁达大度的性格。

长诗中其他人物也各自性格分明：府吏笃于情而处事委曲求全，焦母专横心狠，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统《文选》收入东汉末期无名氏所作《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是其中的第6首。此诗第一次将星辰崇拜神话牛郎织女故事构成独立的文学作品，以伤感的情调描述了双星咫尺天涯、不得团圆的爱情悲剧。全诗如下：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在这篇动人的神话抒情诗之前，双星故事在《诗经·大东》里已经出现。但在那首先秦四言诗里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只是一种陪衬性的文学因素。试看《大东》里有关双星故事的两个诗段：

或以其酒，不以其浆。鞙鞙佩璲，不以其长。维天有汉，

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门七襄。

难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

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大东》是先秦时期东方各侯国喟叹其财赋西输入周的怨诗。诗中说：“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因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接着写东人西人之贫富对比。然后就是上面引述的几个诗段。在上面的引诗里，先陈述东人贡之以酒，西人不以为浆；东人献之以长长的佩璲，西人却不以为长。从此以下，直至篇终，借河汉诸星设譬，说明连天上的各种星斗，包括织女、牵牛、启明、长庚、天毕，都帮不了东人的忙，只不过把它们置之星河行列中摆摆看相而已。

很明显，在《大东》里，牵牛织女各不相干；《迢迢牵牛星》则把它们幻想成一对彼此相思而不得相见的恋人，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创造。有了这首诗，才启动了以后两千年的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传奇的反复再创作。产生这次艺术飞跃的社会、思想原因有二：（一）《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正是道教创立和佛教输入时期。牵牛、织女二星人格化而成为天河隔岸相恋的一对神仙，实乃当时宗教神话思维创造的一个艺术硕果。（二）东汉末年正处在社会动乱前夕，中下层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不得不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奔走于京师州郡之间。他们长年在外，成了这组诗中所谓的“游子”和“荡子”。他们的妻子则长年独守空闺，成了天天盼望丈夫归家的“思妇”。就是这种社会生活背景，形成了产生《迢迢牵牛星》的感情根源。类似双星这种“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思偶情结，在《古诗十九首》的其他诗里也有广泛的表现，例如：“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所有这些诗句，都是《迢迢牵牛星》的思偶情结的生动无比的注脚。

所不同者，《迢迢牵牛星》写的是一个星辰神话故事，是对天汉双星的一种移情式描绘，因而它是一首浪漫主义抒情诗；而《古诗十九首》中的其余作品，则是现实主义抒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