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九九归一，再现《金石为开》

29　九九归一，仍旧回到金岳霖

山庄夜话，与欧阳先生聊得最多的，是他当年的大学老师。

他怀念王宪钧。

最初的印象，总是最鲜明的：王宪钧先生说话就笑，怕狗，在校园里走路，夹根打狗棍。读书时，毕业后，与王先生一直有来往。拨乱反正那几年，张罗他去北大，王先生最积极。“王先生是金岳霖先生最老的学生之一，三十年代初期的，”欧阳先生告诉我，“王先生是1910年出生，已经过世，刚刚纪念过他的诞辰一百周年。他的祖父，还是曾祖父，叫王懿荣，是最早发现甲骨文的。”

王懿荣我知道，他是烟台人，清末进士，三任国子监祭酒，掌管全国教育，他还是爱国学者，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兵败城破，他发出“吾义不可苟生”的誓言，率在京的部分家人投河殉国。

他怀念周礼全。

周礼全是金岳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针对金岳霖的《逻辑》说的那段名言：“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掷地作金石声”，就是当着周礼全说的。

“周礼全特别好辩，常常和金先生争论，金先生不以为忤，反而更加喜欢他。”欧阳先生说。

金岳霖的学生中，一个周礼全，一个沈有鼎，都是有名的雄辩家。我想到欧阳先生，在金先生眼里，他也是属于调皮的，但他没有与金先生辩论的记载。是资格不够？抑或是时代已经失去自由辩论的背景？记得欧阳先生说过，一个诞生大师的社会，首先要有足够自由成长的空间。还是回到周礼全。我说：“在哲学家中，周礼全比较有文学才能，他那篇《怀念金岳霖师》，写得相当独到。”

“对我帮助很大的，还有汪奠基先生。”欧阳先生又说。

汪奠基？噢，想起来了，教逻辑的。我说：“大学期间，在临湖轩前的草地上，您模仿金岳霖先生的讲话和姿态时，也模仿了汪先生。”

“汪先生喜欢收藏，有很多名家的字画。他搞数理逻辑，一度很想调我到他身边。嗯，对我启发很大的，还有胡世华先生。有一次谈论逻辑，自己问胡先生一个问题，胡先生说他听不懂，要我用逻辑符号写出来。我说现在写不出。胡先生就说：‘因为脑子根本没想出来，所以写不出来。一旦想出来，就能写成符号。’经过一两天的思考，我终于写成符号，拿去问胡先生。胡先生看罢，说：‘现在再讲讲你的问题。’我当时就木在那儿，和老师对视，半天没说话。胡先生说：‘我知道现在你没问题了，我让你把问题整理成符号，就是希望你理清它，我心里清楚，当你理清了，答案自然也就出来了。’”

我请欧阳先生讲讲汤用彤，在写作季羡林先生的过程中，我屡屡碰到汤用老，那都是从资料上得来的，没有实感。欧阳先生来了神，他模仿起汤先生的讲话：“今天——我们——请、请来了——郭沫若——做报告……”他解释，汤先生讲话，两字一顿，很慢，但绝对清楚，富有逻辑。欧阳先生回忆起，那是在城里沙滩，老北大，当时进红楼，要上一段台阶，有一次，他下楼，在台阶处碰见了汤先生，这时汤老正要上来，他就让在一旁请汤老先走，汤老站在那里不动，摆手示意他先下。欧阳先生说就这一个动作，这一个小细节，汤老在自己心中的形象顿时高大得不得了，感觉眼前面对的简直就是圣人，最后还是自己退后了好几步，请汤老先上。为晚辈让路，汤老可谓古风犹存。

欧阳先生又讲到贺麟，很小很小的一件事。上世纪60年代，他住前拐棒胡同，贺先生住干面胡同，相距不远，可是，逢年过节，他一般只到金岳霖先生、汪奠基先生家里走走，很少去贺麟先生那里。有一天晚上，孩子们去贺先生家看电视，回来了给他说，“今天上您的老师那去了”，他就问是哪位先生，孩子说是“贺先生”。他很纳闷，问孩子贺先生认得你们吗？孩子说原来不认得，临走问这都是谁的孩子，他们便给贺先生说了。贺先生听后，告诉孩子有空就来看电视，回去问你们爸爸妈妈好。欧阳先生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说，都知道学生给老师问好，贺先生作为老师，让第三代给学生问好，就这一句话，我感激一辈子。(www.xing528.com)

又讲到冯友兰。欧阳先生说：“他是大胡子，说一口河南话，慢条斯理，乍听，有点结巴，不明显。毕业后，我有一次回学校，路上遇见冯先生，日头下，打一把遮阳伞，长髯飘飘，神态非凡。我到过他的家，在燕南园，满屋都是书，都是学问。站在那里，不敢大声讲话。”

还讲到张岱年。在辅仁读一年级，张先生就是他的老师，兼课的。当时张先生在清华，他曾去清华园专门拜访。张先生对学生非常诚恳平易。后来，他转到北大，张先生也到了北大。他写过一篇论文，张先生读后，又推荐给金岳霖先生和王宪钧先生。

还讲到郑昕。他转到北大，郑昕是系主任。他说，郑先生学问好，脾气也好，特别容易接近，仿佛就是你的家长，你有什么困难，找他，都会帮你解决。

欧阳先生跟顾随学过词曲，我猜是在辅仁大学时期，但顾随是教国文的，欧阳先生学哲学，其间又是怎么与顾先生联系的呢？

欧阳先生笑了：“你这问题，史树青与叶嘉莹等也提过，他们是顾随的学生，不信我跟顾先生学过。说来话长，我中学的语文老师顾谦，是顾随的弟弟。顾谦先生到北平看望哥哥，让我买两瓶香油，他带去。上了火车，人多，挤，他提着香油的手，被挤得离开了身子，越伸越远，越伸越远，挤到最后，油瓶歪了，香油洒在人家的一件翻皮大衣上。顾谦先生赶紧把手缩回，一声不响。到了北平，把这故事说给哥哥听，两人哈哈大笑。我后来到了辅仁，打电话找顾随先生，顾先生说，我知道你，你就是那个帮我买香油的。你到了我家门口，不要问门牌号码，看哪个门上写着我的字，就是我的家。我说到这儿，大家还是不信，我就讲，顾随先生给了我一本散曲，叫《游春记》，自印的，当时没有正式出版。我说到这儿，大家就信了，知道我确实跟顾随先生学过。”

与欧阳先生谈得最多的，还是金岳霖。

他说：“第一次见金先生，与其说是逻辑大家，还不如说是运动大家。个子特高，一袭长衫，仅齐小腿，露出半截西服裤，卷着边，头戴遮阳帽，加上一副大墨镜，走路，喜欢手插裤兜，看远，总要手搭凉篷，讲话，速度特慢。传说他在清华当系主任，请一位哲学大家做报告，他主持，给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请到了某……某……某什么呢？啊，某某某吧。说得大家都笑，他不笑。”

说得兴起，欧阳先生来了精神，他说：“我给你讲两个故事，关于金先生的。当然是传闻，我只是听说。第一个故事，钱锺书先生评职称，有争论，焦点在于：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说他是搞外国文学的吧，他在中国文学方面比谁都强；你说他是搞研究的吧，他又擅长创作；你说他是搞创作的吧，他那几年主要是搞毛选英文翻译……有关评委就此请教金先生，金先生说：‘咱们换一个思路，不要问他是干什么的，而要问他还有什么不会。’金先生话一出，众人茅塞顿开。是啊，钱锺书是不折不扣的大家！金先生一语奠定了钱锺书在学术界的地位。

“第二个故事，金先生出国讲学，一共六个人，由胡乔木带队。大概是五十年代末，到了英国，金先生在台上做报告，台下有人提问：‘你说共产主义这么好那么好，为什么在共产主义阵营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这是公开挑衅了。金先生打哈哈：‘哎呀，你这是大难题，我没法回答呀。’全场的人都盯着金先生，看他如何往下讲。胡乔木紧张得站了起来。金先生呢，不慌不忙，坦然自若。他接着说：‘我可不好回答你呀。因为，我只有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变成共产主义分子的成长过程，而没有从一个共产主义分子蜕变成叛徒的经历。’金先生的话一出，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金先生用自己的睿智征服了全场。”

脑筋急转，突然想，第一个故事，不要问钱锺书会什么，而要问他不会什么。拿来用在欧阳先生身上，不也可以说，不要问他是什么家（比如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而要问他不是什么家么。——欧阳先生的博学淹通立马显现！第二个故事，带有明显的附会，像是由1958年春天出访欧洲的那次活动派生的（见本书上编第20节）。传闻虽然不够准确，但却凸现了金岳霖的的从容机智和堂堂正气，而这，又是由他的专业逻辑作支撑的。转而想到欧阳中石，不也随处可见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机敏和淡定！真个是有其师，必有其徒。

面对记忆中的这么多良师，欧阳中石感慨不已，他说：“我就是拼命拉着他们的衣襟往前奔，也觉得跟不上他们的脚步。”

稍顷，我问欧阳先生：“您和金先生的后人，有联系吗？”

“有，梁从诫——梁思成、林徽因的公子，我很熟悉，金先生晚年就是和他一起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