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北京师院,架起学术平台
1981年,欧阳中石调入北京师范学院,那时它还没有升格为首都师范大学,在高校林立的皇皇都城,属于不起眼的小角色,然而对于欧阳中石,却是迄今为止最高的平台。
这一年,欧阳中石五十三岁,年过半百,华发染鬓,倘若搁在今天,在任何中学,都已过了火候,纵然没有退休,亦已处于二线,遑论向高校流动——此事可加一旁证:与他同龄的夫人张茝京,两年后即告退休——欧阳中石峰回路转,老来走红,自然得力于长期积累的爆发,他接手初中语文教改不足三年,便能展示出如此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性、体系性和科学性,确实不同凡响;同时应归功于那个时代——百废待兴,人才断档,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主观客观两个因素一凑合,人生就跃上一个新台阶。此中奥妙,欧阳中石曾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总结,他说:“个人只能走一小段路,其他环境决定。‘得失寸心知’,不要认为一时的失意就决定了自己的一生,就自暴自弃了,就破罐破摔了,得失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欧阳中石进入北京师院教育系,承担的任务,仍然是延续一七一中的语文教改。这是一个大动作。当时各行各业都在强调改革,呼吁人才,敢峰、王梓坤、王通讯、雷桢孝等的人才学应运而生,风行一时;科大少年班八方瞩目,轰传海内外。欧阳中石有了北京师院这个平台,能在全市中学范围内自由调研,组织并参与各种经验交流会,条件,自然是一七一中所不可比拟。据说,八十年代中后期,全国有二百多所中学,按照欧阳中石编写的教材,进行教改实验。笔者走访了欧阳中石当年在通县女师的弟子、北京一二八中的语文老师周德生,她说,1983年,欧阳老师和东城区教研中心的主任找到她们学校,希望把她调去一七一中从事教改实验,学校不放。于是,她就在本校单独进行。欧阳老师的实验很鼓舞人心,截至1990年,北京计有56所学校,156个班,94位老师参与其中,成果显著。以她所在的一二八中为例,这是一所四类学校,基础薄弱,1988年,她用欧阳老师的教材教出的初二学生参加中考,语文平均为81•89分,比本校初三毕业班高出3•46分。初三毕业时,她教的两个班中考语文平均达87•47分,比原来的市级排名上升了十四位。
既然成果如此显著,欧阳中石的语文教改为什么没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实施呢?甚而我们看到,包括他本人在内,这一工作都有点虎头蛇尾,热闹了一阵就渐渐归于平静。关于这,周德生说她也非常奇怪,不明白为什么有始无终。她认为,“如果中国的语文课能请出欧阳老师导航,肯定会比他如今在首师大带书法博士生对中国的教育贡献更大。”不管怎么样,周德生认定这是一个好方案,二十多年来一直紧抓不放。现在退休了,还经常被邀请到各地讲学,推介欧阳老师的心血结晶。
欧阳中石的语文教改最终没能落到实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坊间未见报道,周德生也没能给出答案。笔者妄猜,有两个因素注定它半途而废:一,这种教改只属于欧阳中石,像他这般精通语言文字,而又兼擅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的老师,在中学是凤毛麟角;二,模式化、僵硬化的中学教育容纳不了他的创新,即便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中学语文教学仍在陈陈相因中蹒跚,在莫可奈何、无休无止的实验中摸索。
关于第一个因素,欧阳中石本人有过间接的表述。那是在通县师范,一天下午,学校安排听他的语文课,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连续两节。然而,那天午休时间,欧阳中石光顾得和学生打乒乓球,把这事给忘了。结果,到了上课时间,被学生直接从球场拥到课堂,连书也没带。这便如何是好?欧阳中石急中生智,他让一个学生大声朗读课文,自己则拿了支粉笔,在黑板上作画。学生念“环滁皆山也”,他就画连绵的山脉;念“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他就画了一个亭;念“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他就画了一个醉酒的太守。如是乎这般,课文念完了,他也把《醉翁亭记》所描述的景致,一一呈现在黑板上。因为形象生动,大大加深了学生的记忆,当堂就都把课文背了下来。听课的人中,有一位通县教育局的领导,他觉得大开眼界,要欧阳中石把自己的教学法写成文章,拿去发表。欧阳中石却表示不能遵命,因为:不是每个老师都会画画的啊!
第二个因素呢,欧阳中石没说,某地的教育局长替他说了:“按照这种方法,初中就把语文学完,那么高中干嘛?”二十年后,钱学森一再感叹现有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大师,李开复雄心勃勃地要在中国创办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并且募到了可观的启动基金,最终仍被碰得头破血流,不得不宣布放弃,为什么?听了当年这位教育局长的高见,你就明白了症结之一二。
欧阳中石充其量只是一个业务型的普通教师,焉能与体制抗衡?对他来说,既然语文教改推不动,只有暂且搁下,别寻他途。
他想到了专业,逻辑。
说起逻辑,犹如打翻五味瓶,酸甜苦辣麻,一起涌上心头。想当初,一年辅仁,三年北大,一代哲学大师,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贺麟,郑昕,等等,言传身教,在他心田播下智慧的种。然而,自打1954年离开燕园,就离专业越来越远。中间也想过要归队,奈何命运不济,时不我与。逻辑之于自己,杳如孤帆远影,空谷幽兰。中宵梦醒,昔日师长的身影,常常无端闪过眼前——那是洁白圣山上的雪莲,是绝地大漠黄昏的爝火,是形于学术而归于人格的傲岸。记得有一次他回北大,路上碰见冯友兰先生。冯师跟他说:“你有什么想法,什么要求,告诉我,我来帮你办。”欧阳中石后来写了一篇论文,关于逻辑史的,交给冯先生。冯先生阅后,对他说:“你文章中引了一位当代名人很多的话,他是诗人,灵感很好,做学问,就打了折扣。”又说:“写文章要有自己的观点,要言人所未言。”冯师的教诲,令他终生难忘。另外,还有那些昔日的同窗,佼佼者如李泽厚,已经卓然成家,如日中天;其他如马兵、侯鸿勋,谢龙、夏甄陶,也分别在翻译和教学方面作出骄人的业绩。反观自己,“书生老矣,机会方来”,而且是从头再来,从零起步。
他的心有些冷。
冷只是刹那,瞬间又有热血涌动。
曾记两年前,1982年10月11日,社科院哲学所举办金岳霖学术生活56周年庆祝会,在国际俱乐部。胡乔木、胡愈之、杨献珍、周培源、钱昌照、钱端升、冯友兰、贺麟、朱光潜等前辈大家莅会,他也去了。大会向金老赠送了一幅山水画,不是原作,也不是仿作,而是放大了的图片,其意或许隐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金先生1926年三十一岁入清华,是年已经八十晋七,耄矣耋矣,是坐着轮椅出席的。欧阳中石找个机会,走到老师的身边,施礼问安。出乎意外,金先生竟然把头转向别个,问:“他是谁呀?”那人告诉金老:“他是欧阳中石,您不认识了?”金先生摇头,毫无表情地说:“我从来不认识。”欧阳中石伤心而又内疚,他看得出,老师并没有糊涂到那种程度,之所以这么说,八成是因为自己疏于问候,老师怪罪了,不认他了。唉,这其间的辛酸,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www.xing528.com)
果然,数天后,金先生让人捎话:“你怎么不来看我?”欧阳中石跟来人讲:“他都不认识我了,我还怎么去看望?”话是这么说,老师有旨,学生焉敢不去。改天,他约上和金先生交往密切的刘培育、孙煜、金彤三位,结伴前往东城干面胡同金府。
快到门口,欧阳中石对三人说:“你们不要介绍,看金先生到底认识不认识我。”进门,未等招呼,金先生先开口了:“欧阳中石你过来!”欧阳中石快步趋至金先生的膝前,老人握着他的手,仰起头,呵呵地笑了:“跟你开玩笑!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岂有此理!”转而对同来的人说;“你们知道吗?他可调皮来!”
一句话,又把欧阳中石勾回几十年前。当初在北大,他曾经模仿过金老讲话的语音、神态,恰好被金老撞见,由是落下了调皮的印象。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老人家还记着。他后来悟出,老师嘴里的“调皮”,是顽皮、可爱、能干的复合语,似贬实褒。这天,面对老师清瘦而不乏神采的器宇,欧阳中石很想再表演一回,磨蹭半天,始终没能鼓起勇气——调皮,原来也是要资本的啊。
欧阳中石打小爱玩,无论是滚铁环、弹琉璃球、打翘板、碰拐、游水、滑冰、篮球、乒乓球、跳高、跳远、变戏法,以及写字、画画、篆刻、唱戏,在他,都是玩出来的。此番进了北京师院,重新捡起逻辑专业,他不敢再侈言玩了。据他的一位同事称:“欧阳先生放下教改,重拾逻辑,他是有压力的,那几年,他没日没夜埋头在典籍里,整个是一个拼命三郎的状态。”最有力的证据,还是他自己的著作,试看他陆续捧出的成果:
《逻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合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
《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中国逻辑史》(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此外还有《文学概论与艺术概说》(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11月版),《古文体知识及诗词创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2月版)。
笔者找到一本1983年版的《逻辑》,是作为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教材出版的,欧阳中石主编,参与写作者除他而外,还有刘培育、孙煜、杨百顺、李衍华、郑功伦、田宏第、张泽膏,封面题词为金岳霖。据刘培育在1993年回忆:“龙荪师一生很少题字、题词,而在1978年至1983年间,据我所知他就为普及逻辑题过两次字、两次词。1977年10月,美籍著名逻辑学家王浩教授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六次关于数理逻辑的广泛而通俗的讲演,后来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数理逻辑通俗讲座》一书。1978年作者请龙荪师题写书名,龙荪师欣然应允。遗憾的是,此书出版时(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作者和出版者都没说明题签者何许人也。其他三次题字、题词都是给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的。1981年,龙荪师题写了‘逻辑科学必须普及’八个字,刊在《逻辑与语言学习》1982年第一期上。1982年,龙荪师给逻大《逻辑》教材题写了书名。1983年他又写了‘逻辑学走出大学和研究所的大门,这是莫大的好事’的题词,刊在逻大《函授通讯》1983年10月第一期上。龙荪师的上述题字和题词,对逻辑学在我国的大普及是严肃的号召,是莫大的鼓励,也是他发自内心的良好祝愿。”
金岳霖题签的《逻辑》一书,初版即印了26万册,可见它在社会的火爆程度。
老话说,“在其位,谋其政”。欧阳中石置身北京师院,业余参与逻大的教学,他的研究成果,自然主要为教学服务,因此,统观他八十年代编著的各类逻辑学及文艺理论,资料性大于学术性,实用性大于思想性,普及性大于独创性。不过,就当时的状况而言,仍不失开拓意义。如果他1954年大学毕业后能专业对口,相信他在哲学领域会大有成就。这一点,笔者深信不疑(其实,从1954年大学毕业,到1966年文革前,欧阳中石已完成中国逻辑史初稿四十万字,可惜毁于文革)。即使荒疏了近三十年,他到北京师院后突击完成的上述编著,也完全足以告慰那些风格高标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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