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变潜入水底觅食，金石为开

9　潜到水底，变成觅食的鱼

欧阳中石在通县女师，虽然扮演着“十项全能”的角色，让教什么就教什么，缺什么就顶什么，而且“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每一门课都教得呱呱叫，但四年大学种下的专业情结，总归难以割舍。据他自言：日常在教研室，常常是桌面上放一本数学，抽屉里搁一本逻辑，偷着看。

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第二号抛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一文，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本书上编交代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降，苏联理论界反对形式逻辑，认为它是形而上学，是伪科学；尔后，苏联理论界通过讨论承认了形式逻辑是一门科学，但又把它与辩证法并列，赋予它“低等”的地位。这股思潮也波及了中国，一批占主流地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以俄为师，全盘接受苏联的观点，否定形式逻辑的独立科学地位。周谷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问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谷城的观点引发争议，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这本来属于学术争鸣，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政治介入其中。据说康生曾指示对周文进行批驳，并迫使报刊在发表周谷城答辩文字时加编者按“表态”，实际上形成对周文的围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场辩论。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中国作协、中科院负责人开会，当谈到批评要有说服力时，向大家推荐了周谷城的文章。同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人座谈逻辑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两点：一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高低之分；二是形式逻辑是普遍适用的，没有阶级性。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关系的问题上，与周谷城是基本一致的。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哲学界、逻辑学界的名流座谈，就辩论中提出的问题听取意见。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周谷城、王方名等在场。毛泽东的倾向性，对当时属于“少数派”的周谷城、王方名，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后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周谷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周文一出，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也很感兴趣，特用长途电话把周谷城从上海召来京城。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这个新问题非常关注，决定把逻辑问题的讨论移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内大报。

身处通县女师的欧阳中石，当然不能完全搞清这场大辩论的内幕，但它客观上促进了逻辑学的深化发展，则是显而易见的。据欧阳中石回忆，1956年，全国第一届逻辑讨论会在人民大学召开，他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心情一激动，讲完后把怀表忘在讲台，人就走了，还是人大胡锡奎副校长提醒他，才又返身拿了回来。吃午饭时，他兴奋地告诉金岳霖先生最近要开逻辑课了，金老高兴异常，马上举杯为他祝贺。随后我们看到，1957年春夏之交，欧阳中石撰写了《“特称判断”的逻辑意义》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参与逻辑问题的讨论。

如果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欧阳中石或许很快就会回归专业。当时，他的北大同班同学基本上都在哲学口内有所发展，尤其是那个小他两岁的李泽厚，通过与朱光潜、蔡仪两位先生的美学论战，亦已声名鹊起，一鹤排云，对他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光阴不等人，英雄出少年。然而，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首先谈开设逻辑课，那是出于教育口一位官员的许诺，人家觉得他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非所用，有点可惜，告诉他在房山县要办第二师院，将开设逻辑课，可以调他去当老师，结果并无下文。至于通县女师，仅仅是在语文基础教学中略微涉及逻辑常识，蜻蜓点水而已，根本谈不上用武之地。

其次，回到逻辑大讨论本身，这本来是个学术问题，然而，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若干年后，王方名的儿子王小波在谈到这场辩论时，说过如下的话：

对于当年论争各方谁对谁错，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论战的态度却很有看法。众所周知，逻辑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只要能争出个对错即可；可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论战的双方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持有“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无产阶级，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我看来，逻辑问题是对错真伪的问题，扯上这么多，实属冗余；而且在五十年代被判定为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之后，一个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此种论战的方式有恫吓、威胁之意。

……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蛋方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

毫无疑问，谁参与论战，谁就等于跳进政治的漩涡。另外，1957年的政治形势，实在是阴晴参半，捉摸不定。上半年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了下半年，就又是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了。欧阳中石从报刊和新闻广播里得知，许多文化界的名人，都在这场漩涡里成了右派。拿他熟悉的来说，内中就有“京剧研习社”的牵头人张伯驹，恩师奚啸伯，书朋画友启功，戏剧界名流李万春、叶盛兰、吴祖光，哲学家张岱年，大学同班虞謇，师弟余敦康，从通县出去的文学神童刘绍棠等等。

欧阳中石不寒而栗。他想起金岳霖先生的教导。一次，金先生问他：

“欧阳中石，你说什么是学问大？”

他答说：“无所不知。”

金先生又问：“可能吗？”

他答道：“尽可能。”

金先生斩钉截铁地说道：“不可能。”

欧阳中石明白金先生此话必有所指，稍顷，先生态度转为缓和，指点他说：“要能‘容’。”

欧阳中石满怀疑惑：“他明明错了，我还要‘容’他？”(www.xing528.com)

金先生强调说：“你不明白什么叫‘容’，‘容’就是承认他的存在。”

欧阳中石一下子和形势联系了起来，老师是在指示他如何处世。难怪西哲黑格尔要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世道人心，莫不循此理而存在。

欧阳中石又想起奚啸伯先生的教诲，那还是在济南，每逢自己登台演出，奚师为之把场，送至台口处，总不免叮嘱一句：“千万不要‘铆上’。”

“千万不要‘铆上’。”多年来，欧阳中石反复咀嚼，越来越觉得师父说的不止于表演上的从容淡定，不瘟不火。

可怜的奚先生，他本是一个十分小心的人，没听说他有任何反动言论，要说问题，也只是爱吃爱喝，包括抽大烟之类在旧社会沾染的恶习，即使后者，解放后也戒了，没想到到头来仍成了右派！

唉，在一个学术与政治密切挂钩，思想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的年代，谁也不知所谓“学术讨论”“大鸣大放”的背后，潜伏着什么样的“杀机”。幸亏领导上及时“敲打”——针对欧阳中石在光明日报以及其他报刊发表的文章，校领导找他谈话，要他当心名利思想，个人主义，听话听音，这实际上是在发出警告——欧阳中石于是紧急刹车，收起“专业对口”的降落伞，把脑子里的这逻辑那逻辑，统统来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如果说1957年上半年还有春梦，那么到了下半年，则只剩下秋凉和冬蜇。

还是埋头过自己的教书匠生活吧。

1957年，欧阳中石已经转入语文教研组，据他当年的同事滕棣华回忆，反右期间，党员集中揭发问题，提到欧阳中石，有人说了一句：“他这一段翻报纸翻得勤。”——这只能说明他关心时政，欧阳中石无惊无险，平安过关。

而据1958年入学的宗德路回忆：入学之初，他是老师指定的班长。第一次上欧阳老师的课，是写作。老师走上讲台，三言两语，作自我介绍，听着便不一般，觉得每一句都是学问。开讲前，欧阳老师突然问：“谁是班长？”宗德路站了起来，老师说：“你讲讲，要写好一篇文章，必须做哪些准备？”这是互动了。宗德路恰巧爱好文学，读过不少课外书，便答：“一，要加强文学修养，积累写作知识；二，热爱生活，努力从生活中吸取营养。”欧阳老师当场没有表态，但从他的神情看，基本是满意的。

宗德路的语文比较好，欧阳老师常常在课堂上评讲他的作文。一来二去，师生走得很近。

师范是培养初等老师的，学生于音乐、美术，二者必选其一。宗德路选择了后者。当时教他们绘画的老师，是林风眠的弟子，走的是西洋画的道路。一天，美术老师特地请欧阳老师给大家上了一课，讲国画。宗德路记得，欧阳老师画的是一幅大写意的梅花，水墨淋漓，韵味十足。

书法呢，当时还没有书法家这一说，只知道欧阳老师能写，班级讲台上方的标语，都是出自于他的手。

1958年，印象最深刻的是“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通师自无例外。欧阳老师的角色相当于技术型厂长，哪儿出了问题，炼不出铁，都找他。他懂物理，几下一捣鼓，就行了。

学生于劳动之外，还要学军。学军中有一项军事演习。需要挑选一些特型演员，欧阳老师会演戏，但他个子矮，扮演正面人物，不够高大，因此，落到他头上的总是特务——他这个特务跑得快，身手敏捷，很不容易抓，正好说明特务都是狡猾的。

1962年，通县划归北京市管辖，女师与男师合并，改名为北京市通县师范学校。第二年，女师部搬迁至中山街的男师部，女师则改为二中分校，后又改办为通县三中。欧阳中石因为教学出色，同时在二中和三中兼课。承担的科目，既有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又有体育、美术、写字。说堂皇点是多面手，说刻薄点是“万金油”。褒贬于他都无所谓，跟稚气尚存的学生在一起，他多少感到踏实。1959年入通县女师的周德生，曾向笔者谈到当年的欧阳中石，她说：

“第一面，印象非常奇特。欧阳老师个子不高，很瘦，穿一件蓝布棉长袍，戴一顶绒线筒帽，脚上登的是一双类似京剧舞台上用的那种白底高靴，乍一看，简直就像一位道士。第一节写字课，印象更是终生难忘。欧阳老师教大家如何执笔，如何描摹，我坐在位子上，独自翻书，一字未写。课堂上，老师什么也没讲，课后，他找到我，轻声问:你为什么不练写字？我老实说，家里穷，买不起笔墨纸砚。老师想了一想，说:你跟我去拿几支‘笔枯斥’(写秃的毛笔)，以后上写字课，你就拿‘笔枯斥’蘸了水，到外面青砖上写。就这样，在欧阳老师的体谅关怀下，我开始了在砖地练字的特殊作业。一年后班上搞书法展览，我的字被老师放在最前面，有人不服气，欧阳老师就对她说：你不懂，她是悬腕，精气神都在笔道里。再说作文课，一次写人。我刚看过一本《汉字趣谈》，谈到‘秦’字的来源，说秦原来写作‘琹’，象征秦国富到树上结的都是美玉，秦始皇认为不妥，一木二王，岂不是还要争来争去？他问丞相李斯，中原第一部史书是什么？李斯答:孔子著的《春秋》。秦始皇说：有了，我这国号就取‘春秋’之头，为‘秦’。我当时对秦始皇特别佩服，觉得他非常了不起，连孔圣人的脑袋都敢拧下来为自己用，一字震群臣，四两拨千斤。于是我就以秦始皇为主角，写了一篇作文，说他真伟大，要是多活几年，保不准就会征服整个地球。结果作文本发下来，这篇文章被欧阳老师撕掉了。他私下告诫我，你这篇文章要是发表，铁定是右派。”

周德生还说：“欧阳老师特别谨慎，平时沉默寡言，很少说话，难得看到他开怀大笑。”是啊，在那种整天“斗、斗、斗”的年代，人啊人，尤其是喝了点墨水，又背上了家庭、社会关系包袱的知识分子，务必要夹紧尾巴，小心做人。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向来是既热衷政治，又自命清高。欧阳中石两不沾。海面波涛汹涌，唯有潜到水底，把自己变成觅食的鱼，这是小人物生存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