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论高白马，道超青牛”
1982年，金岳霖虚岁八十有八。10月11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隆重举行“金岳霖同志从事哲学、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56周年庆祝会”。
哲学所所长邢賁思全面介绍和高度评价了金岳霖一生对中国现代哲学和逻辑学的贡献。金岳霖的好友、学生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胡乔木、胡愈之、杨献珍、周培源、钱昌照、钱端升、梅益、于光远、张维、冯友兰、贺麟、王力、朱光潜、洪谦、沈从文、姜椿芳、张岱年、容肇祖、沈有鼎、温公颐、王宪钧、胡世华、任继愈等，以及首都哲学和逻辑学工作者250多人参加了庆祝会。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对金岳霖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党以自己的队伍中有像金老这样著名的老学者而感到自豪。希望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都要向金老学习，在学术上、政治上、工作上不断追求进步。”
作为同庚、同事、同行、知交，会后，冯友兰乘兴撰写了两副寿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冯友兰给自己写的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送给金岳霖的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先说冯友兰给自己的，按，米字拆开是八十八，“何止于米”，即寿命不止于八十八，“茶”字上头指“二十”，下部可拆为“八十八”，合起来是一百零八，“相期以茶”，即期望活到一百零八；“胸怀四化”，不用解了，“意寄三松”呢，冯友兰的书斋叫“三松堂”，寓寄陶渊明抚松而徘徊的境界。再说赠给金岳霖的，前两句相同，“论高白马”，是说他的《知识论》高于公孙龙的《白马论》，“道超青牛”，是说他的《论道》高于老子的《道德经》，这是相当专业、相当超迈的评价了。这种话，恐怕只有冯友兰能说，也只有他配说。
两位中国哲学界超一流的高手，相交逾半个世纪，互相敬重，互相砥砺，激发出中西文化合璧的灵光。值此向晚之年回顾，人们发现，两位大师的学术研究和哲学思想，都是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在“南渡”后的西南联大八年，成熟并达到高峰。
抗战前，金岳霖完成了《逻辑》，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南渡”后，金岳霖完成了《论道》、《知识论》，冯友兰完成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谓之“贞元六书”。“贞元六书”的说法，引自《易经•乾卦》，冯氏将抗战时期喻为“贞下起元之时”。
1985年10月，金岳霖去世一周年之际，冯友兰撰文回忆：“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我同金先生随着清华到湖南加入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那几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困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
金岳霖生前，对和冯氏共同南迁的生活也有过回忆，试看以下一段：“抗战初，清华教授们从长沙往昆明迁移，途经镇南关，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只有冯友兰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www.xing528.com)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几处提到了和金岳霖的切磋。金岳霖的《知识论》定稿后，也是第一个送给冯友兰看。冯友兰谦逊地表示：“我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我觉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见。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一个大学的哲学系，必须有这样的专家，才能算是像样的哲学系。”
但是，很遗憾，解放后的金岳霖，学术上再无创举。比如，他的《〈论道〉一书总批判》，长达4万字，后人看来犹如文字游戏。他的《罗素哲学》一书，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自己以往哲学观点的一次清算。而今看，只能归为满纸跟风，无限上纲。其他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文字尽有，只能使今人浩叹运动之烈，改造之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悲。
王浩有言：“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这是说得很婉转很客气的了。而1957年出生的王中江则直言不讳，他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一书中，高举批判大纛，说：“对他50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护，把他个人悲剧性的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对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笔者认为王先生的指责过于华丽，涉嫌把时代的大悲剧完全搁到一个人的肩膀上。
金岳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我只写了三本书。”他自己的评价是：“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后面这本书中介绍一个逻辑系统那部分简直全是错误，我也没有花工夫去改正我的错误。我的学生殷福生（即殷海光，笔者注）先生曾系统地做了更正，也不知道他的改正正确与否，竟以不了了之。理由是我错误地认为我既没有数学才能，形式逻辑就搞不下去了。这里说的只是介绍一个逻辑系统那一部分。”
三本书都写于1949年以前。《逻辑》1935年由清华大学印成讲义，是他的成名之作。《论道》1940年秋天出版，奠定了他在哲学界的地位。《论道》问世之初，曲高和寡，无人关注，唯一表示意见的是林宰平老先生，还是反对。林宰平不赞成书中的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亦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直到几年后，才时来运转，渐渐迎来好评。举其有代表性的观点，如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说：“近年来对于西洋的数理逻辑国内学者有相当深的研究，且有新的贡献者颇不乏人，如俞大维、金岳霖、万卓恒、沈有乾、沈有鼎、汪奠基、张荫麒、王宪钧、胡世华诸先生可为代表。”又说：“金先生著《逻辑》一册，为国内惟一具有新水准之逻辑教本”；金的《论道》一书“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他关于知识论的思想对于新实在论的确有不少新的贡献”。
哲学家汝信评价尤高：“他的《论道》和《知识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哲学中最富有独创性的著作。”
哲学家张岱年则说：“我的家兄张申府先生说过，现在中国如有个哲学家的话，第一人是金岳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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