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的权利还是有的。且说1949年5月4日，入主清华的文化接管委员会奉北平军管会决定，任命叶企荪为清华校务委员会主席，主持清华工作。陈岱孙、张奚若、吴晗、周培源为校务委员会常委。当天，文化接管委员会还发出通知，任命周培源为清华大学教务长，陈新民为秘书长，冯友兰为文学院院长，叶企荪为理学院院长、陈岱孙为法学院院长，施嘉炀为工学院院长，汤佩松为农学院院长，潘光旦为图书馆馆长。这个新班子的人选，几乎全是金岳霖的好友，他的教授饭碗，肯定会继续端下去。
到了这年9月，就不仅仅是当教书匠的问题了。起因是冯友兰因历史与思想问题，被迫辞去文学院院长及兼任的哲学系主任，这样一来，空出来的文学院院长，改由吴晗兼任，而空出来的哲学系主任，则改由金岳霖担当。众所周知，金岳霖1926年回母校清华执教，创办哲学系并出任系主任，但他生性疏淡，不愿搞行政，所以，1929年冯友兰来到清华哲学系，金岳霖立刻把主任一职让给他，自己只当教授。现在，历史走了一个轮回，又轮到冯友兰把系主任“还归”金岳霖。
此时，清华名曰“教授治校”，事实上已悄然发生变化。要弄清这一点，不得不从吴晗说起。解放军接管清华不久，吴晗作为军代表回到清华。这位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又留校任教的学者，早在学生时期，就与钱锺书、夏鼐、朱湘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1937年抗战爆发，吴晗应昆明云南大学之聘，任该校历史系教授，1940年转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闻一多被称为“狮子”，吴晗被称为“老虎”。1946年抗战胜利，吴晗随清华大学回迁到北平，任历史系教授。1948年8月，吴晗到达解放区，11月，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将《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为解放战争日夜筹划的毛泽东挤出时间阅读了书稿，并两次约请吴晗深谈。毛泽东的接见并肯定，无疑是吴晗最大的政治资本。1949年北平解放，吴晗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吴晗的身份表明，他实际上是清华大学的最高领导。
吴晗后来高升，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正是在他的推荐下，金岳霖接任文学院院长。金岳霖内心经历着激烈的变化，在政治层面，他是热情高涨的，在学术层面，却是困惑重重，哲学家碰到了从未有过的难题。
先来说热情。金岳霖最初的政治感受，是从领袖身上获得的。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用他庄严而悠扬的湖南高腔，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立于游行队伍中的金岳霖，兴奋得几乎跳起来。百年屈辱史从此结束，伟大的时代终于来临。金岳霖是个多血质的人，联想到自己的平生追索、国家情感、政治理想，再加上湖南人特有的脾性，他的心潮掀起了波澜。
领袖人物的特殊魅力，除了毛泽东，还有周恩来。早在1949年，金岳霖经常在北京饭店接触周公，聆听他的讲话。金岳霖晚年回忆：“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的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自己犯过的错误。一个地位如此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承认自己也犯过错误，金岳霖闻所未闻，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灵魂受到极大的震动。金岳霖对周恩来佩服得五体投地。
再来说困惑。金岳霖走上清华讲坛是从教授逻辑起步的，在建国前的哲学界，他是公认的逻辑大师。但是，形式逻辑在三四十年代遭遇了厄运，它被苏联的理论界视作辩证逻辑的对立面、伪科学，因而受到无情的批判。建国初期，这股思潮也波及了中国。金岳霖对此是抵触的。早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就对学生冯契说：“形式逻辑怎么好反对？你反对形式逻辑的那些话，也要符合形式逻辑。”清华园解放后，重返讲坛的金岳霖，一次在课堂上突然问学生：
“你们听了钱俊瑞先生的报告没有？”
大家回答说听了。钱俊瑞何许人也？按，此公乃经济学家出身，尔后参加革命，时任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1949年1月10日，钱俊瑞到清华，正式宣布接管，当天下午，在大礼堂给全校人员做时事报告。(www.xing528.com)
金岳霖接着问：“你们说他讲得好不好？”
回答说讲得好。
“我也说讲得好，好在哪里呢？”
学生七嘴八舌，答案五花八门。最后，金岳霖一锤定音，说：“好就好在字字句句都是形式逻辑！要不，你我大家都听不懂了！”
此外，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和艾思奇“对火”。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大众哲学》在青年学生中享有盛名。解放前，他写的书，和列宁化名“伊里奇”写的书，在书肆上摆在一起，被许多人误以为是外国普罗作家。大概是1950年夏秋之际，金岳霖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兼校务委员会委员，一天，他请艾思奇来校演讲。艾思奇讲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提出形式逻辑即形而上学，狠狠地加以批判。金岳霖主持演讲，他带头鼓掌。演讲完毕，金岳霖代表师生致感谢辞，话锋一转，说：“艾思奇同志方才骂了形式逻辑，今天讲得很好。可是，他刚刚说的每一句话，好就好在全都符合形式逻辑。”
台下很多听众大笑起来，弄得艾思奇非常尴尬。送客了，两人边走边讨论，金岳霖仍坚持己见，张奚若在一旁着急，不断扯金的衣服，他全然不理。
张奚若是一位老牌的政治学家，这时除了在清华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委，还在中央人民政府内担当要职。说到张奚若，就不能不提及他的一项功劳：1949年6月21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新中国国名时，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奚若发言，主张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已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把“民主”重复一次。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响亮的国名，从此名扬于世，走入历史的长廊。话说这一天，艾思奇来清华演讲，张奚若以主人的身份作陪，他害怕“一根筋”的金岳霖与艾思奇闹僵，所以不断扯他的衣服。张奚若这里考虑得更多的是艾思奇的面子，而不是形式逻辑的对错。倘若以为张奚若胆小怕事，不敢得罪艾思奇，那就大错特错。在知识分子中，张奚若是以敢言著称的。建国前的事，就不说了。单讲建国以后，他有许多是当时出格，而若干又若干年后，被证明是高瞻远瞩、语重心长的大实话。譬如，1956年上半年，在一次学习会上，面对“山呼万岁”的个人神话，他联系苏联的教训，恳切地说：“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又譬如，1957年5月1日，在整风运动中，他对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指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
不过还好，艾思奇有雅量，并没有觉得老金胡搅蛮缠。金岳霖呢，他内心里对艾思奇还是敬佩的。就在这次“对火”后不久，他主动给艾思奇送了一副对联：“少奇同志，思奇同志；湖南一人，云南一人。”这个金岳霖，有时候真叫人哭笑不得。
想不通归想不通，坚持己见归坚持己见，对于金岳霖来说，从苏联刮过来的那股反对形式逻辑的风，还得必须正视。1950年夏秋之际，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呢？1950年上半年，苏联《真理报》组织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根据部分青年的提问，斯大林写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在6月20日的《真理报》上。接着他又写了《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发表在7月4日和8月2日的《真理报》上。随即《真理报》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为书名出了单行本。针对语言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斯大林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下了定义。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所谓上层建筑，是指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斯大林论述了语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区别。首先，产生方式不同。语言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全部进程中所产生的，它服务于整个社会；而上层建筑是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其次，生命时间长短不同。语言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它的生命时间长；而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它的生命时间较短。再次，活动范围不同。语言同人的生产活动以及人的一切领域活动直接联系，活动范围广泛；而上层建筑同生产和人们的生产活动，要通过经济基础这个中介取得间接的联系，活动范围狭窄。斯大林通过对比分析后，得出结论：语言不是上层建筑。针对有人说语言有阶级性，斯大林指出，语言在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产生了，故语言没有阶级性。说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金岳霖是搞哲学的，自然在斯大林的文章传到中国后的第一时间就阅读了，阅读了并且加以引申发挥：既然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同理，形式逻辑也应该是没有阶级性的。这样，他就为形式逻辑的存在找到了权威的根据。金岳霖的精神来了，他不仅在讲学中、讨论中不再回避形式逻辑，而且当他在1952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后，更公开在哲学专业中添加了逻辑专门化，内设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即现代形式逻辑，也称为符号逻辑）。首批招收的学生，有欧阳中石、宋文坚、马兵、廖元嘉、虞謇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