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痛失挚友沈性仁后不久，金岳霖又遭遇了一场物质和精神的重创，这就是书稿《知识论》的遗失。金岳霖常说，他一辈子只写过三本书，即《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就中数《知识论》花时间最长，经历也最坎坷。这本书，他很早就酝酿，1938年从衡山抵达昆明，几乎是一边写《论道》，一边写《知识论》。《论道》于1940年竣工并出版，接下来，就是一心一意撰写《知识论》了。为了集中精力，1941年暑季，他向联大请假一年，前往四川李庄，埋头笔耕。一年期满，完成了11章，然后回到春城，继续写完剩下的6章。大概是1943年春天，《知识论》脱稿，一天，赶上日军空袭，警报拉响，金岳霖慌忙离室，跑去北山躲避。匆忙间，他没有忘记把六七十万字的书稿包好，带在身边；六七十万字的书稿有一大摞，搁在屁股底下，正好当凳子使。那次空袭时间较长，敌机离开，天都快黑了，金岳霖长吐一口气，顿感浑身轻松，他拍拍屁股，凝望暮霭沉沉中的城市，大摇大摆地下山，书稿呢，竟被遗忘在原处。金岳霖回到住地，猛然想起，赶紧上山去找，我的天，哪里还有踪影！战争期间，逃难期间，全无秩序、规章可言，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数年心血的结晶，就这样凭空蒸发，片纸不留！金岳霖彼时的心情，简直可以用丧子来形容。
就在这时，金岳霖接到赴美讲学的通知。这事年前就定下来了。事情要从罗斯福总统说起。鉴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中美结成战略同盟。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国民政府，邀请中国部分重点大学的教授访美，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文化交流。西南联大的一个名额，最终落到了金岳霖的头上。
算起来，这是金岳霖第三次赴美。第一次是留学，第二次是休假。这一次，因为是在战争期间，既是学术交流，同时也肩负着宣传的任务——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抗战，争取美方的进一步支持。
1943年6月，金岳霖去重庆办理赴美事宜。据费孝通的《初访美国》，同团出发的，有费孝通、张其盷等教授。费孝通代表云南大学，身份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张其盷代表浙江大学，身份是地理學家。其他人员不详。出发前，在重庆参加了短期集训，蒋介石出面接见并宴请，表现出亲近拉拢之意。金岳霖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他把发下来的一份国民党入党申请表，随手扔进废纸篓。费孝通也不买蒋介石的帐，当蒋问他：“费先生读什么书呀？”费冷冷地回答：“我读我这一行的书。”蒋趁机劝诱：“你得学点中国东西呀。”这是要做思想工作了。费硬梆梆地回应：“我中国东西不通。”陈寅恪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抗战期间的部分学者身上，还是最基本的品质。
稍后，由美方安排，代表团由昆明出发，飞机、火车并用，途经印度、非洲，然后飞渡大西洋到美国。途中，就东西方文化、文明的碰撞，一直进行着热烈的争论。同样据费孝通的回忆，在北非的一个军站，他们曾为上述问题，足足谈了一个黄昏。费孝通写道：
我们回到宿舍，刚想休息，那位好客的上校又打电话来说，晚上有电影，他会派车来接我们。……主人既这样殷勤，我们怎能扫人家的兴致呢？于是答应了。到晚，我们全体出席。
这部影片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了。可是真巧，好像是特地为我们选的。故事是这样：有五六个教授合作编一部百科全书，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每个字都能引经据典，原原本本地加以注释。可是有一天，有个汽车夫不知怎地冲进了这间书房里去，一口土白，博学多才的大教授一字不懂。于是其中有一位就决心要去搜集活的文字。结果碰着一个女流氓，她因为要躲避帮里老头子的什么事，逃到了教授的家里。这两套文化碰了头，混闹了一场。这本是个喜剧，可是却正讽刺着了我们这五个东方文人。
一回到房里，我们的夜话也就开始了。大家都忘记了要早些休息的话。
张先生摇着头说：“晚上这套文化（指那电影的故事）我们怎么要得！白天的那一套（指我们白天在军站里所参观的一切）非把它弄来不成。”
“这是一套呀！要白天的也就非要晚上的不成。”这是老金的哲学。
“可是这怎么成呢？简直是胡闹，我们看着就不顺眼。”(www.xing528.com)
“问题就在这里。你要他们的大工厂，就会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女人的腿就会架在教授的头上。你怎么可以截长补短。这本是一个东西，一套，要就要，不要就关起门来。门关不住了还是要开，你怎么办？”
代表团中，金岳霖是“美国通”，眼光也比较辩证，争论虽然没有明确的结果，至少他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费孝通说：“像北非军站里的夜话，我相信迟早会发生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美国的士兵已到了我们的穷乡僻镇，我们要避免这问题已是不可能的了。”
是年8月，在芝加哥大学，金岳霖和费孝通等出席了校方举办的中国问题座谈会。金岳霖以《当代中国的教育》为题，作了发言。他指出，教育的内在目的是培育有健全人格的人才和实现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他认为不仅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不适用于今天，就是从美国传进的现代教育也有弊端，必须进行改革。因此，他强调“为了工业化不可只注意工程学和经济学，一定要同时发展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里讲的“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指的就是基础学科。金岳霖六十多年前就已洞见教育的弊病，迟到今天，才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这是金岳霖的远见，也是教育的悲哀。
访美期间，金岳霖一直坚持写作，有几篇寄回国内，发表在《哲学评论》；其中最重要的是用英文写作的《道•自然与人》，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整整一本书，当时未能刊出。金岳霖在序中写道：“无论这部著作是否值得撰写或发表，它毕竟使我有一次机会感谢美国哈佛大学、感谢芝加哥大学，特别是感谢美国国务院。”
金岳霖去华盛顿拜访了罗素。罗素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座丰碑，他在新实在论、逻辑构造论、逻辑原子论、中立一元论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早在欧洲留学期间，金岳霖就折服于罗素的思想。这次登门拜谒，哲学而外，重点谈了战事，包括中国的抗日。当时英美学者，对共产党，尤其是对斯大林抱有成见。金岳霖是中国抗战的亲历者，他耳闻目睹共产党人的英勇抗战，作了多方介绍。并且说：“我们一定能胜利！”罗素默许，不过对苏联仍有保留，他头向西翘，卷嘴东指，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办法？”“他”，当然指斯大林。罗素对苏联的抗德并不乐观。
金岳霖去纽约找了他的一位湖南同乡李国钦，青年时代，两人是朋友，后来李国钦到美国闯天下，发了财，成了大款。这是典型的白手起家的美国梦。李国钦热情地接待了老乡，待以上宾。交谈中，金岳霖趁机说出来意，请老朋友慷慨解囊，为战乱中的联大师生捐助十万美金，供购买医疗药品。李国钦淡然一笑，说：“哪里能有这样的事。”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真的，事情毫无基础，就想要人家掏口袋，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过后回想，金岳霖也不禁哑然失笑。
金岳霖还去纽约拜会过胡适，从传闻和金岳霖晚年的回忆看，他和他的这位清华学长、哥大前辈、哲学同行，始终是存在着距离的。譬如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金岳霖就不以为然，认为胡适不懂政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关于这次在纽约的见面，金岳霖晚年回忆说：“1944年，赵元任、杨步伟、饶树人同我都在纽约胡适家里，讨论胡适去哈佛大学讲学的事。赵主张胡租住一所有设备并可找临时厨师的房子，为期三个月。胡适说三个月不到。赵说，那就找一个人顶替房子。我说，这样一个人不好找。赵问为什么？我说，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打算一番。赵说‘替自己打算为什么不行’。我说，‘他大概会认为太……’说到这里，我作难说姿态。赵追问‘太’什么？我说，‘太伊于胡底了呀！’我们四个人都大笑。赵特别笑得厉害，说好得很，完全是临时想出来的。胡适没有笑。”
一年学术交流期满，金岳霖离开美国，返回西南联大。这时候，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写《知识论》。经过在美国一年的调整、充实，他的心情已从苦痛的低谷爬出，摊开稿纸，从头起步。其间的艰难困苦，金岳霖没有留下叙述，让我们读一则卡莱尔的例子，借之想像他的心路历程：
卡莱尔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史学工作者，满腹才华而又穷困潦倒，他呕心沥血，写出了一部后来享誉世界的《法国革命史》。当初，书的第一卷刚刚脱稿，他交给好友约翰米尔校阅。书稿未经装订，约翰米尔把它随便卷成一卷，搁在桌上，家里的使女不懂事，以为是主人用过的废纸，就拿去扔进火炉烧了。卡莱尔从约翰米尔口中得悉真相，刹那间如五雷轰顶，天旋地转，丧魂失魄。若干年后他回顾往事，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一晚，当约翰米尔前来敲门，他面色惨白如赫克脱的鬼魂，说我的不幸的原稿第一卷，已经被焚毁了。这对我来说，等于宣布半死刑。由于他过于惊慌失措，我惟有故作镇静……他逗留了三小时才走，这三小时之内，我们双方都是活活地受罪；直到他走了，我才松下一口气”。后来，约翰米尔为了表示歉意，送了二百镑给卡莱尔，贴补他重写第一卷的生活费用。事实上，不要说是精神上的损失，就是物质方面，重写这一卷所耗费的代价，也不是二百镑所能补偿的。卡莱尔强忍悲痛，他答应同样伤心之极的妻子，一定努力重写。后来，历尽艰辛，终于把第一卷重新写出，卡莱尔就像刚刚从炼狱里逃出来一般，长叹一口气，说：“我一生中从未干过如此吃重的工作。”是的，对一位作家来说，将一卷已经竣工的旧稿重新写一遍，往往比另起炉灶写一卷新稿更为吃力。
谢天谢地，金岳霖经过数年炼狱，1948年12月，终于又捧出了一本新的《知识论》。金岳霖如释重负，他曾对人讲，“《知识论》写好了，我可以死矣。”金岳霖这话说早了，他还死不得。稿子虽然写出，出版仍旧没门。当初，他是把稿子交给商务印书馆，这是他信任的出版单位，他的前两本书《逻辑》和《论道》，都是由它推出的。这一次，适逢北平解放，新旧政权交替，一时顾不上。建国后，哲学的标准变了，金岳霖的《逻辑》和《论道》，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货色，《知识论》幸亏未出，否则，徒然又多了一副大批判的靶子。直到——你可以想像得出——直到文革落幕，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而金岳霖也临近生命终点的1983年11月，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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