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学术研究递减，散文浅显易懂

戏剧美学是戏剧学中的一门分支，余秋雨在戏剧美学的研究中也结出了累累硕果，让国内外戏剧界同行刮目相看。马小娟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建立中国戏剧整体理论的宏愿驱动下，余秋雨在戏剧美学领域里辛勤耕耘，初步构成了由三大体系组成的戏剧美学框架：从戏剧本质论研究戏剧美的本质特征；从观众心理学研究戏剧美学的全体实现；从戏剧社会学研究戏剧美的社会历史命运。史论结合，中外贯通，辅之以兼容并蓄的大家风度、深邃的哲理思辨、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使得他的理论丰润博厚，既有历史的纵深愿，又有现实的新鲜感。

……不必讳言，文艺理论界素以俯视的目光扫射着戏剧理论界，但余秋雨的崛起却使这种俯视的目光渐趋平视，一个人的成就也能使一门学科提高一个品位的！

然而，余秋雨并不满足于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他在《台湾演讲》一书中这样写道：

戏剧？那曾是一个16岁的高中毕业生的即兴选择，选择的惟一理由是听说那所学校在当年中国大陆高校文科中最难考，根本说不上兴趣。入学之后，立即下乡劳动，接着是文革爆发，完全与戏剧无关。整个青年时代所接受的真正课程，是有关一个民族的灾难和复兴。现在，我居然要撇下这门刻骨铭心的大课程于不顾，要一头扎进自己并未怎么结缘的那个戏剧问题中去？

对戏剧的些许疏离感或许是余秋雨与生俱来的，于是他来了个急转弯——一头扑向文化散文，就是这样一个不小心，居然成就了一个散文大家，这让不是文学主打地位的散文一时间成为读者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奇怪的是，这个热门话题并未像惯常的“热门”迅速冷却，它在蔓延，在浸润，直至影响着读者的认知取向，价值取向。

这种现象也激发了学界某些人的反弹，他们干脆偏激地喊出：“余秋雨没有学问！”为了能证明余秋雨没有学问，王强先生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革》一文中，以余秋雨的几部戏剧研究著作作为否定的对象：在这些所谓的学术著作中，作者所关心的是如何用浮夸的语言来阐述人所共知的常识，如何给他的绝少创见的观点裹上华丽的外衣。这一点在《艺术创造工程》一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这种研究艺术创造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缜密细致的分析，看不到当代学术研究在这方面的成果。通篇是支离破碎的文学常识和作品赏析。余秋雨以一种慷慨激昂的散文笔调来吸引读者。整本书让人觉得和学术研究无缘，完全是通俗的文学普及物水准。此书清楚地表明，余秋雨已不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了。

其实，余秋雨在《艺术创造工程》的再版《艺术创造论》“关于这本书”中已阐明，此书只以国际美学思维和自身审美经验为标准，自行构建，力求简洁、轻便、质感、明了，彻底放弃任何装模作样的理论架势。同时，他还强调，他希望这本书能直接有助于艺术实践者，特别是有助于准备从事叙述性作品创作的学生，努力增加感性解析。余秋雨如此定位，是以故事讲析，艺术构建为经，以哲理思维，学术研究为纬，相互渗透，互为因果，构成一本有血有肉又耐嚼的艺术读本。这在2002年10月1日余秋雨到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市民演讲本书《未知与两难》章节时，听众的热情拥戴便可证实。由于演讲的效果极好，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隆重播出，后来根据观众要求而重播的次数，破了这个栏目的记录。

有位名叫俞人杰的先生可能实感无聊，便以“出语惊人”来排解空虚，因为这样的语词别说是对余秋雨这样一位驰名中外的学者，就是对待小学生也会感到过分，让人在咂舌的同时，也窥测出他的别有用心，那就是想借此出名，标新立异。他这样写道：おび嗲镉晖学：

今天老朽要给你上一课。

你现在成名了，找你也找不到。我只好缺席给你上课，记录下来让你去读。就算是函授吧——不管别人说什么，你一定要读完。我很明白，人怕出名猪怕呀，你成名以后，好多人跳出来冷嘲热讽、吹毛求疵，我正要骂这些人呢——我跟他们能一样吗？我可是真为你好，希望你真写出好东西。如果眼看你出了毛病，还不给你指出来，那不真是老糊涂了吗？

既然俞人杰先生自称跟别人不一样，要给余秋雨上课，希望余秋雨真能写出好东西，那么，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发表过什么文章呢？当然，这只能怪我没遍读图书、没将报纸旮旯一一过目，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没有一点业绩是断然不敢这样牛的。不过，他在这里给余秋雨上课构同时，不知有多少人要给他上课，上什么课呢？当然是医学课了，具体来说就是精神病课。

说什么话都要符合逻辑，俗话说：“知己知彼”，提意见不是不可以，但要诚恳，措词恰当，如果有的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他提出来的意见有人听吗？或者说是不是对自己的一个嘲讽呢？

王强先生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中矫枉过正：

扮做哲人的余秋雨既缺乏哲人的洞见力，又缺乏一个艺术家的感受力，于是他尽全力玩弄辞藻，用堂皇的语言来掩饰其浅薄空泛的内容。于是我们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处处看到一种很吃力地“作”的痕迹；矫揉造作的语言，矫揉造作的议论，矫揉造作的联想……

吴其言先生否定了王强先生的对余秋雨的这种评价：

平心而论，余秋雨的散文是有价值的，那就是通过通俗的、文学的笔调，以散文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了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使“文革”以后对传统文化知之不多甚至隔膜的青年读者，对它的某些特征有了初步的了解和体认。作个或许不够确切的类比，余秋雨的散文颇像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两者都是把深奥繁重的专业问题向专业外的普通读者作了浅显易懂的介绍。现在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大多还在研究院、大学的围墙里呆着，在学者的高头讲章和厚典重册里打盹；而一般读者又如此希望了解这些成果，以理解与解释关于社会及自身的种种困惑，这是余秋雨散文能够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

吴其言先生确实说到了余秋雨散文能赢得读者广泛欢迎的关键所在。一个人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在他现有的一生中囊括世间所有的知识，可有些人就不这样看，将他看成了一部知识储藏器，如有差错，就认为这部机器质量不好，性能有问题。比如，在《十万进士》中，余秋雨将王维、贺知章点成了状元，事实上他们只是个进士。在《江南小镇》中，余秋雨把沈万山孙辈所建的沈厅说成是沈万山所造。余秋雨的部分文章确实在文史材料的引用上存在一些小的疏漏。但是金文明著文称：放眼远眺余氏散文是个华丽的大草坪，但走近一看却藏着一堆堆的碎石子。这样的评论又确实显得过于尖酸刻薄了。

人们质疑余秋雨最多的“致仕”二字，余秋雨并不回避，在回答《深圳商报》的采访时予以了解答：

他说他（指金文明）以前很喜欢看我的书，后来我的形象在他心中“一下子垮掉”，只因为两个字，就是我在某篇文章中说古代学子通过科举致仕。他说，“致仕”是指退休，据说他为这“常识”还去查了《词典》。其实不必查，我可以当面告诉他形成这个含意的曲折原因：从二千多年前的儒学典籍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意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www.xing528.com)

不过我认为，中国的文史典籍浩如烟海，附会误读恒河沙数，再加上传抄或凭记忆援引，其书即便有一点文史上的差错也无可厚非。就拿“致仕”一词来说，对于这种专业性很强的术语，不应该波及到全国各大报刊，使余秋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众矢之的”，这种做法确实有些过分。

正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的观点，余秋雨和金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的知识人士。金先生是一个十分专业的辞书编辑和编者，在他看来，对词语和文史资料的运用，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而且他又有一种超乎寻常人的倔劲。余先生则是一位带有学者色彩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富含思想，优美大气，他赞同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没有对错，余秋雨并不想歪曲事实，甚至篡改历史，但当文思如泉涌的时候，他也会忽略一些他认为并不重要的细节乃至发生差错。我认为，作为文化人，其实都懂得这些道理，如果硬要拿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此做法就让人爱往别处想了。

对于学界某些人对余秋雨不公正地指责，他自己用比喻给予了回击，行文针脚细密汤水不漏，大可作为一篇笔仗的经典范文付诸后世：

……我最关心的是精神桥梁。精神桥梁若要被盗卖，也一定有人首先不把它看成是桥梁整体，而看成是一段钢材的组接，一个个锈斑的汇聚，然后把它拆卸开来。因此，当有人拿着卷尺对它每一个细部东量西量的时候，当有人锯下某段钢材远看近看，声言要清除桥身上的污垢、开动风钻的时候，我们就要打锣鸣号，并大声呐喊：“这是桥梁，这是一座完整的桥梁！乡亲们，快来，有人要拆桥！”

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中，对于这些无序的批评换了一种方式，其愤怒之余颇显无奈：

再来看看周围那些愤怒批判我的人，除了其中极少数几个我无法原谅外，大多不能深责。他们长期生活在“文化大锅饭”的环境中，无法想象改期开放以后居然会有几个年纪并不太大的人那么有名。社会的无序使他们怀疑成名者大多是投机钻营的胜利者，长期的大批判又使他们未能养成实证调查的习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舒服无处发泄，于是把我当作出气筒。

……

文化人的习惯，加上他们令人嫉妒的成果名誉，太容易成为箭靶了。世人以为，他们有名声的保护，一定不会受伤，其实这是太大的误会。名声不是盔甲，反而是他们受箭面的扩大，越是重大的名声就越会有开阔的受箭面，文化又强化了他们的敏感，每一箭都会使他们痛彻心肺。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总是太矜持、太含蓄、太慎重了，结果听凭无数高贵的灵魂长时间默默流血、独自舔伤、悄然呻吟。

余秋雨还将某些人的批评归咎于一种恶习，他愤愤地指出：

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内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这一点，不能仅仅靠“嫉妒”二字就能解释。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训练，使中国文人早就习惯于把别人当台阶，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习惯终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会已经多元，他们也要在一条小道上争个你死我活。

有人在博客里要余秋雨谈一谈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看法，还有关于对他的批判。他回答：

中国文学的创造者太少，批判者太多，因此总是成果寥落，而是非不断。这种情景，一直存在，闹得连鲁迅都不想写小说了，改写杂文自卫，真是可惜。一九四九年之后是批判连天，“七亿人民都是批评家”，这个风气至今没有中断。创造者凭的是个人灵感，哪里经得起社会批判？创造者生性敏感，哪里受得了恶言恶语？结果，沈从文不写了，张爱玲离开了，老舍自杀了，那么多作家成了右派了，只有“大批判”长盛不衰。我认为，如果这个风气不倒转过来，中国文学没有希望。至于对我的‘批判’，纯属谣言和诬陷，与文本无关系，连我前面所说的“大批判”也比不上，不在我们谈论之列。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批判”，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医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领域，可见，文学真是“人学”，什么人都挤进来了。因此，在文学中，我们也拥有更多理解、原谅各种人的义务和权利。

余秋雨确实让人妒嫉，在他中学时的语文课上，学的居然是自己的作文，作为余秋雨的语文老师，在为他高兴的同时，是不是也生出几分尴尬；同学的心情更是复杂，钦佩过后便是嫉妒。

尽管他在戏剧研究和戏剧创作方面硕果累累，但他并不仅此满足，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急转弯——一头扑向文化散文，就是这样一个不小心，居然成就了一个散文大家，这让不是文学主打地位的散文一时间成为读者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奇怪的是，这个热门话题并未迅速冷却，它在蔓延，在浸润，直至影响读者的认知取向，价值取向。

嫉妒是人性中的弱点，但这种弱点又实难避免。《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所以要黑夜到麦地里去种稗子（害草），就是他嫉妒别人的丰收啊！”《人格整合》一书中写道：“嫉妒是只绿眼的怪兽，于是后人就有了嫉妒得眼睛发绿的说法。”此书举了一个例子：“有位仁兄，创作势头正健，短篇、中篇、长篇连见报刊，作品又成热点，名声便如日中天。于是，渐有传言，说这位仁兄的作品有抄袭之嫌，甚至嫖娼被抓获。传闻落入仁兄耳中，茫然四顾，无可奈何：‘我招谁惹谁了。’”

但愿某些文化人，其心态没有降格到如此水平。余秋雨到底有无学问，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还是那层意思：让读者去评说，让时间去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