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探寻他与马兰的爱情

余秋雨和马兰从来不接受记者关于他们爱情的采访，他们非常清楚，爱情永远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他们该对记者和外人谈的只是专业和艺术。有些记者就是冲着他们的爱情来，也知道他们会拒绝，不敢直奔主题，绕了好大圈子才小心翼翼地提到他们的爱情，想让他们感觉只是在谈事业的时候自然过渡到爱情，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会悄悄绕过去，于是大家都心领神会地相视一笑。然而对于记者这个职业来说，越是得不到的东西，他们越感兴趣。记得新闻采访学的课本上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被采访者拒绝采访，从门进不去，你就要学会从窗子里跳进去。”因此，全国不知有多少大小报纸的记者为了探到余秋雨和马兰的私生活而煞费苦心。然而，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们的爱情虽然不像小说里那样爱得死去活来，难舍难分，但踏实而真诚，轻松又充实，他们之间没有感情危机，很从容和自信。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说余秋雨和马兰已离婚，我感到非常吃惊，没过几天就有文章出来辟谣，我相信，爱情这个东西是需要缘分的，而维持爱情却需要素质和境界，余秋雨和马兰有着共同的爱好，性格相投，真诚相爱，我想这些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谁刻意地去考验谁，人生一世，能像他们这样爱一场也不枉在这世上走一趟。

余秋雨和马兰相识可说是一见钟情。八四年上海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余秋雨任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兰饰安徽参演剧目《无事生非》女主角，互不认识。学术研究会上，他说安徽那台戏中的女主角，演绎之好是在全上海找不到的。她辗转听说后，很是欣喜，两人开始通信。第二次她到上海演出《遥指杏花村》，他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年仅四十，是那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也去看。看完后，和众人一起登台祝贺。在大群名人中间，她一眼辨认出他，说你一定是余院长罢？这才正式相识。那天，他劝说，这出戏不适合你，明天不要演了。她言听计从。第二天上海报纸登出消息，说马兰因病不演，换了B角。他们从谈艺而相恋。“我们比较恩爱。两个人不可能有任何吵架或什么，我不能想像和她这样一个人会拌嘴，我理解她作为一个演员的难处，她也理解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习惯。不是经常在一起，反而好呀，反而有一种很想念的感觉。”对爱情既理性又感性就是他们能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秘诀所在，多为对方想，不论是对待爱情还是对待亲情、友情，再坚硬的顽石也会因此而溶化，这就是智者的爱情。

余秋雨和马兰结婚多年，他很少在报刊公开谈马兰，只是在《霜冷长河》“秋千架”（代后记）中平实、亲和地谈到他和马兰，还称赞马兰是一位连坏人都崇拜的人：“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风景点玩，那里刚刚发生过抢劫殴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石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全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犯人，也都笑着向我点头！”余秋雨当然深感幸福和自豪了，甚至比别人对他的崇敬更感幸福，这说明他不光事业是成功的，婚姻也是成功的，赞扬马兰在他看来也就等于赞扬他，赞扬他人格的完美，事业的完美。因为一个境界、品味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在公众看来值得崇敬的人，做人的成功不可能刻意，均在不经意中。

余秋雨爱马兰，体现在点点滴滴上，只要有人夸奖马兰，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比如，有年余秋雨接到美国靳羽西小姐的电话，称妻子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他告诉了马兰，马兰虽然高兴，可她很低调，说此事千万别传出去，否则人家会倒吸冷气，冻坏牙根。

余秋雨也很幽默，在电话里问羽西是不是搞错了一个洲，是非洲吧？羽西笑了，说他们是在很大范围内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作了问卷调查，才选出来的。余秋雨身为马兰的丈夫也真沾光不少，他当然不会喜形于色，而是幽默地面对知道或不知道马兰是他妻子的人。比如，余秋雨有年在台湾，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在送别他时顺便打听马兰：“我这个老和尚一般不看电视，但前不久在美国竟然用两个通宵看完了一部，叫《严凤英》。我想请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会，你能联络到吗？”

余秋雨平静地说：“能联络到，比较方便。”余秋雨此时的心情肯定是无以言表的，知识分子有时就是这样，越激动，越不动声色，就像一只打足气的皮球，只有在这种状态下，皮球才是最完美的，一旦泄气，这种美好的状态也就不存在了。对于余秋雨来说，最看重的还是马兰的人品。

有年马兰主演的《秋千架》剧组没钱，她在她妈妈那里拿了一笔钱才赶到南京录音，录音完，连夜坐长途汽车到连云港演出。余秋雨想到从南京赶到连云港路上得八九个小时，就劝她不去了。马兰告诉他，她不去，那里就不接受她们剧院了，这样的话，剧院的父老乡亲在春节前就没有什么经济收入。而在连云港演出完，她马上又要坐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回安徽贵池，等待她的是一个全国性的行业会议，各地代表都想见见马兰。

对于马兰，这种毫无名利的奔波，余秋雨称是家常便饭。他最担心的是马兰的身体。马兰从小练功和频繁地演出，落下了颈椎和腰椎的病，可马兰长期作为整个剧种的首席演员，她只能顾全大局来承担剧院沉重的责任。因为，各地对剧院演出的邀请，都要看有没有马兰参加，这自然给了她很大的压力，时间一长，压力便成了循规蹈矩的动力，如同一部机器，一不转动就出不了产品。余秋雨认为，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马兰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许多有可观报酬的演出活动不去，而在一些厂矿企业、油田码头的公益演出她却从不拒绝，而且一去就是三四十天；而另一半时间用在策划创作剧目上，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www.xing528.com)

余秋雨这样称赞夫人马兰：

她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又是一个有文化良知的人。我们一起看外国名著，或者谈论中国历史现实，她经常会谈得眼泪汪汪。安徽不可能放她走，名义上我们是分居两地，恰好她的文化观念也和我一样，也是一个自由人。戏院里，她挂着一个副院长名义，一年演出四十场，其余时间就可以和我在一起，不过，老一辈的演员在各城市演出，收入不高，只要她肯加入演出，票价就可以提高五倍，甚至十倍。所以，有时虽然她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但只要她感情一冲动，又跑去帮别人演出，一两个月以后回到家里，累得人不像人！我很同情她，因为她非常无奈。

余秋雨为马兰量身定做的《秋千架》再次提升了马兰，有人却幽默地把《秋千架》和余秋雨写的一篇文章串联起来：“几年来，她一会儿对我说，今后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牵扯进去了；一会儿又觉得我写作更苦更伤心，还不如继续继续帮她搞戏。说来说去，两头都无法落脚。多享受一点家庭气氛吧，前两天安徽一家报纸刊登文章，说‘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样的情感方式，是放弃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这种批判语气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永远显得义正词严？结果是，写作不行，演戏不行，回家也不行。只能荡在秋千上。”正如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代后记）说马兰的一句话：“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为无法摆脱一个不小的怪圈。”确实，名人要保持这个“名”就得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很大程度上不只是为了钱，而是为那份辉煌，那份被人仰视的感觉。

有人称余秋雨和马兰是“才子佳人”的典型，余秋雨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自己已早过了才子的年龄，马兰也从来不认为自己长得漂亮，她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有才能的艺术家，他们的结合只是和艺术有关而已，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觉得能在一起过日子，感觉舒服。

对于爱情和婚姻，余秋雨认为一定要完全靠自己的心去培植，去维护，去生生不息地付出互相的关爱，而不是大家没有责任感地互相窥视，互相指责。这就是余秋雨和马兰的爱情，平实而又灿烂。

余秋雨对马兰的爱慕，有些话是方便说的，有些话是不好意思说的。他曾经在答记者问时说，他喜欢高贵气，并解释，他指的“贵”不一定都是形态，而是灵魂。他举例，比如德兰修女，他觉得她很高贵。我想余秋雨或许是在暗指马兰吧，尽管马兰不是修女，但马兰看上去确实有些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