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中国盗版现象引发的挑战

据我了解，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余秋雨被盗版的图书总量应该排在前几名。余秋雨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从精神到物质，一次次地盗版都是对他身心的伤害。他呼吁过，他斥责过，但没有谁能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或许，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无序，也习惯了文人的愤怒，再说了，你余秋雨早已赚足了版税，难道还在乎别人盗你的版。其实，作为一个真正的文人，更在乎的是精神的感受。在他看来，盗版猖獗到如此程度，是打压盗版的力度不够才助长了盗版者的猖獗，同时也是对他作为一名知名作家和知名学者的藐视，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进一步创作。他始终无法理解，盗版，作为国家明文规定必须严厉禁止和打击的违法行为，为什么执行起来竟是这样的艰难。他写过那么多的书，艺术理论和研究、文学创作和研究，戏剧理论和创作，所有这些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这些艰深的学术问题他都一一研究过，可惟独研究不出如何禁止盗版者的猖獗活动。这说起来当然是一个笑谈，他一个无权无势的文化学者，如何能遏制盗版者呢？更令他气愤的是，有些批评家，不但不阻止这种盗版行为，还趁此机会到处发表诬陷他人品和文品的文章，其颠倒黑白，恶意中伤已到了令他发指的地步，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再也坐不住了，如同一个常常被人无辜追打的人，次数多了也会跳起来还击一样，他这样做是给自已作一个交待，也是给广大读者作一个交待。余秋雨于1998年12月17日发表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全文如下：

亲爱的读者：

我为了对付大量盗版本而不得不出版正本《山居笔记》大陆版，已有两个月。这个正本在一个月内就销售了20万册，有很多读者是买过了盗版本再买正本的，实在要由衷地感谢大家了。大家已经看到，正本前我写了一篇声讨盗版的长序，本希望对这个越演越烈的势头有所遏制，没有想到，这个正本在出版后的几天内又出现了三种盗版本，其中有两种由照相版精印，几可乱真，我的反盗版宣言也赫然印在这些盗版本的卷首，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在西安全国书市签名时已发现这几种盗版本。便立即以正本换下，交给站在背后的新华书店负责人去处理。但是，离开西安后我走了近10座城市，发现几乎所有的书市中的《山居笔记》都以盗版本为主，很少见到正本。更让我痛心的是，最近已有不少大型的正规书店也在公开销售盗版本，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也在这两个月前，全国各地书市间又一批接一批地出现了署我名字的《霜天话语》、《余秋雨台湾演讲》、《秋雨全集》、《秋雨文集》等等，全是伪本和盗版。这几本书，除了《演讲》的书名曾在台湾出现过之处，其他几本都是无中生有的荒唐盗本。

版本虽然荒唐，但在编辑上却有相当的专业水平。盗版者不仅熟悉我发表在各个角落的文章，领会我对封面和版式的大致要求，而且还找到了我的朋友白烨先生发表过的评论文章，充当盗版本序言，由于白烨先生既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又是一家重要的国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极容易给读者造成错觉。显而易见，这些盗版本的操作者已不是初期的低层书商，而是文化出版圈内的一群内行了。

请看，仅仅围绕着我这么一个人，一下子推出了六七种新的盗版本，同时《文化苦旅》、《秋雨散文》两本旧著的盗版本又紧紧跟上，一时间我的著作的盗版本在全国书籍市场上涌现出近10种，每种印刷数都达几十万册，居然产生出巨大的规模效应，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刑事大案。

但是，如此嚣张的盗版狂潮，为什么没有在传媒上受到应有的揭露和指责？这也与盗版集团的整体设计有关。近几年来，我已有一个经验，凡有一个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间一定有几篇用极其夸张的口气批评我的文章相配合；反过来也一样，一见特别怪异的批评文章，立即就能在书市发现新的盗版本。这已经被反复验证了十几次，屡试不爽。这次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盗版本，正如所料，又兴起了一个批判潮。同样的文笔和口气，同样的炫耀和训斥，同样的挖苦和忌恨，而且同样，又不断地更换着一个个化名。这样做的行为模式不难解读；一个人在大街上遇到抢劫，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

蒙面人辩解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中国文化的“纯净”。但谁都看到了，他们此时此刻站立的，正是文化盗贼的作案现场，抢劫者们正在他们身边穿行。他们居然拉着被洗劫一空的主人大谈散文的写作方法和千年前史料的引证技术，更奇怪的是，谈这样的问题居然装扮出怒火万丈的样子！

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

他们的最大失误是看错了人。他们年轻，凭想象以为我是一个胆小怕事、讷讷难辩的前辈书生，一听别人说有写作方法和史料上的“差错”就会羞愧难当、遮脸逃遁；他们有时又把我当作是某种神经脆弱、一触即跳的稚嫩新秀，看到掷过来的石块立即反击，在文坛上扭打成一场混战。其实呢，我们这代人什么没经历过？即便集中了天下一切羞辱的语句也羞辱不了我们。我们哪怕被说成是完全不会写作、没有半点学问也不会在意，反而会对装腔作势、满口典故的假斯文遗少们哈哈大笑，这一点我已在《山居笔记》中的《伪贵族心态》一文中作过描述。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

我们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一群。不管耳边多么喧嚣，也改变不了心中的基本判断。其中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如果不驱逐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将从根本上失去原动力，在21世纪国际间诸种文化的对峙、对话中将处于弱势。现在，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们已经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他们打着各种名号，利用多方网络，对一个个作家、一本本著作连着开刀，轮番劫持，而我们的当代文化资源本来就不丰富，因此要不了几个回合，处处便又是大漠荒芜、夕阳残烟。

这不是危言耸听，请看周围，书市上盗版书铺天盖地，报刊间刀笔吏越来越多，名誉权官司层出不穷，而真正具有原创力的作品究竟有几部在破土而出？出了稍稍像样一点的，吸引了公众的兴趣，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便一哄而上，边夺取边摧残，既谋财害命，既绑票又撕票。公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可选择的作品越来越少。

我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担忧，读者们是了解的，因此急急写下这封信，进行呼吁。我认为现在称得上是一个关键时刻，先不说其他，光说盗版，如果任其横行，正常的文化流通机制将快速破碎，更先进的体制在尚未建立之时就传染上病毒，中国文化的生态质量将会大幅度下降。盗版作为一种反文明的行为想要存在下去，必然会力图营造一个社会性的配合机制和舆论机制，因此在可以想象的将来，文化图书领域的无序操作、荒唐评判会越演越烈。这种因有经济暴利的暗暗支持会显得相当强大，四处买通、一呼百应，我们会面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真正严峻的时刻。

现在能做的，首先应该在全社会建立反盗版的共识，齐心协力打击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识破他们的种种圈套，为中华文化留下一份真正的宁静，一点真正的创造力，留下不欺不妄的一脉。

顺便告诉一声，不久前报道过的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新作《霜天话语》，盗版集团一见这个报道就立即用这个书名胡编了一本我的文集出版。现在我与作家出版社商定，废掉这个书名，新作《霜》将在明年年初出版。

此致！(www.xing528.com)

敬礼！

余秋雨

1998年12月6日

这封语言平直言辞激烈的信，根本不是余秋雨一贯的风格，可见他真的是恼火了，但恼火归恼火，恼火也阻拦不了批评者们言行的自由。于是这封信又如一根导火索，对余秋雨的攻击再一次升级，这或许是余秋雨没有想到的，也或许是余秋雨预料之中的，只是作为文化战线上的“大哥大”，余秋雨根本不屑于他们，因为他始终将他的批评者们的言行视为“表演”，而他则是一个观赏者，当然他是将其当丑剧来看，只有从这种角度去看，他才觉得过瘾。

余秋雨的这种愤懑情绪不无道理。他在2004年《余秋雨与中大学子对话：封笔为反盗版》中有这样一段话：“论盗版，我想我的书应该是全国第一。”说到这里余秋雨略带无奈，“最近我发现很多根本不是我写的书却挂上了‘余秋雨著’。什么《夜雨苍茫》、《放歌四海》、《北方盲流调查录》，还有一些黄色小说，他们知道我的书喜欢起什么名，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但都不是我写的。”因此他说他准备不再写书，不过也为不再写书留下了余地，即在设定的三个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将重新再写——“一、当疯狂的盗版得到初步遏制；二、当诽谤、诬告、侮辱真正成为被判刑罚款的罪行时；三、当媒体发布谣言后立即纠错，并向受害者道歉时。”在现有的社会机制下，余秋雨的这三个条件可能难以实现，这些他肯定是预料到的，但他不能不呼吁，他不能不申辩，当有些人得寸进尺地要在他头上拉屎拉尿的时候，他如果再不申辩他就不是一个文化战士，而是一个懦弱的书呆子了。我们很理解余秋雨，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嫉妒是人性最大的弱点，如果这样想想，余秋雨愤懑的情绪或许就会平缓许多，其实他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无论是谁，遇到自己头上就很难解决，因为余秋雨毕竟是人，而不是神。

余秋雨的书被盗版的疯狂程度只举一例便可管中窥豹：1998年5月，作家出版社编辑王淑丽到上海找到余秋雨，向余秋雨约一部书稿，余秋雨同意了，双方商定书名就用《收获》的专栏名《霜天话语》。1998年7月，余秋雨在上海接受徐林正先生代表《羊城晚报》的一次电话采访，内容是关于《山居笔记》盗版情况和《山居笔记》正本即将出版的情况，同时透露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自己最新创作的散文集《霜天话语》的消息。很快《羊城晚报》便发表了这次采访的文章，最后一段文字说：“余秋雨近日将去杭州作《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演讲。他的新的散文集《霜天话语》将于今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让人震惊的是，盗版集团得知这个消息后，不到一个月就把盗版的《霜天话语》推向了各地书市，面对盗版集团这一恶劣的状况，余秋雨很是痛恨。

为了抵制盗版，余秋雨不得不采取让局外人感到有些诧异的举动，他与作家出版社采取了几项有效的措施，将《霜冷长河》取代原计划的书名《霜天话语》，整个出版发行过程实行封闭式运作，以保证绝对保密。书稿既不邮寄也不托人代送，而是余秋雨亲自乘飞机将书稿送到北京，责任编辑王淑丽和一位副社长到飞机场接拿书稿。为了预防万一，在出版技术上也采取了措施，书的封面经过压银工艺的处理，封面纸使用特别的环衬纸，书的正文纸采用牙黄色的纸张。这样做增加了成本，但一定程度上给盗版增加了难度。

做到这里余秋雨还不敢掉以轻心，在《霜冷长河》的首批发行过程中，作家出版社一次性将货源备足，所有包装的图书都不打印书名，待图书到达各地后，3月22日和23日，全国各地将图书同时上市，遍布整个图书市场。同样是销售惊人，首印的23万册在几天内就全部售出，余秋雨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的这种操作终于为他赢得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双丰收，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因大量盗版给他带来的伤害。

但有人觉得余秋雨过于计较盗版，说金庸的作品也被盗版很多，不过他不太计较，相比较而言，觉得余秋雨太没有风骨了，对此，说法种种。2004年《余秋雨与中大学子对话：封笔为反盗版》中，中大学子也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您有没有想过，一本正版书动辄几十元，对学生来说负担是不是太重了？盗版书是不是客观上也帮助文化的传播？”

余秋雨答：“这的确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多一些售价低的书，可以让盗版的生存空间更小。但无论怎么说，盗版和破门抢东西就是一回事，曾经就有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余啊，好书多印点怕什么！’正是这种观念的普遍存在助长了盗版的盛行。”

为了改进这一现状，余秋雨在与浙江日报记者的对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余秋雨表示自己已经有了对付盗版的“秘密武器”：“该书（《千年一叹》）的定价十分便宜，接近印制成本，由于利润空间很小，所以盗版肯定划不来。但作为代价，该书将不得不‘缩水’，文字将更细密，版式也会非常紧凑。”

盗版带给余秋雨的烦恼不仅仅这些。全国各地很多读者买了盗版本后不知道，在书里发现错误和疑点太多，有的干脆就将书寄给余秋雨，有的则认认真真地制做了厚厚的勘误表寄给余秋雨，要他和编辑在下一版时校正。余秋雨介绍，制作这种勘误表的，有中学生，有八旬老人，也有卧床的残疾人，而他每天收到的大量邮件中，与盗版本有关的总在半数以上，这些都让他忍无可忍又哭笑不得。而余秋雨更是怕看这些五花八门的盗版本，常常被书中触目惊心的错字和怪句吓退，只得赶紧关上。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和创作，也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难怪他这样深恶痛绝盗版，余秋雨的烦恼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余秋雨的境界和品位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反盗版就是为了物质利益。很多年前，台湾就盗印过他的一部史论著作，那时余秋雨的经济条件并不太好，可他并没有为此而烦恼，他说原因是这个盗版本装帧美观、校订精良，扉页上短短的一段评论写得准确到位，很有学术水平。他当时想，这位盗版书商虽然吞食了他的报酬却没有损害他的名声，也可称为“盗亦有道”吧。接下来，他幽默地说道，现在摆在他面前的盗版本显然已完全不同，它们的印刷数量如此之大，发行面如此之广，把大量的荒唐词句和他的名字搅和在一起，永久性地播撒到了各地各处。

余秋雨又联想到，这些盗版者是看中了他的书，他担心哪一天盗版者想名利双收，抄录他的文章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这种联想起源于，以前他一直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因此常常以沉默和蔑视来面对各种作假造假现象。现在成堆的盗版给了他一个启示，一切虚假产生于潜在的社会需要，他算是领教够了。

由盗版引起的一切争议，无论是正说，还是反说；无论是只对人还是只对事，或者是对人又对事，总而言之，盗版可耻！盗版导致的侵害渗透必将制约着文化的良性发展，冲击着有序的市场竞争，是为人所不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