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五本书推荐

余秋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后，就可称得上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爱旅游，他的散文基本都是“走”出来的，按他的说法，一年中有一大半时间在路上，因此他家里不订报刊杂志，某些杂志社寄给他的杂志他怕浪费资源就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因此还得罪过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不勉强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尤其到中年后，时间和精力有限，他读书有很大的选择性。他读的报纸大多是机场、码头那些刑侦破案读物，但也有选择，一是材料必须出自正规的司法机关，二是必须真人真事，还有一条就是，不能有文学描写。这后一条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看一般所谓的“法制文学”，说穿了，就是只看绝对真实的刑侦破案故事，以洞察世道。至于文学作品，他喜欢看历代大文学家如苏东坡等的诗文，还会正经八百地挤出一点点时间去品，为的也是修身养性、自我陶醉，以洗涤心灵的风尘。

对余秋雨来说，刑事案件是生活的极端状态，而极端状态总会集中社会神经的末梢，具有思考的价值，而且还能调动兴奋的神经，跟着案件一起跌宕起伏，然后来个峰回路转，同时，还可以学到侦探技巧，增加自身的保护意识。

余秋雨在一本法制文摘中看到这样一个案件，大致情况是：八年前某地发生了一起绑架案，侦查了很久都没有结果。去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随手翻阅旧案卷，偶然地发现案卷中保留着一张绑匪写的纸条，突然若有所思，决定重新侦察此案。而侦察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

余秋雨写道，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呢？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余秋雨这样解释罪犯仅用这短短十几个字的用意：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号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他分析着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多数只会用“有”，但只有用“见”，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观视角。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十分顺口。

余秋雨写到这里强调：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以缩得很小。那地方就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老师。

余秋雨喜欢立体地观察事物，喜欢举一反三，比如这个案件，除了侦破关键：一封特殊的信，他还从中领悟到了一个更深沉的寓意：“文化”一词涉义太泛，极易藏污纳垢。他呼吁：我们现在至少应该让很多教师和家长明白，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www.xing528.com)

余秋雨非常喜欢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前后读了多少遍都记不得了。如果这句话从别人口中说出还十分平常不过，可出自于他这个将时间看得比金钱还宝贵的人来说简直让人有点吃惊。然而，如果了解余秋雨经历的人十有八九就可以理解，因为他的境遇跟苏东坡有些相似。余秋雨很欣赏林语堂先生的文笔，说林语堂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

余秋雨感慨地写道：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把他视为另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成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他的这段话，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有人对他在“文革”中表现的攻击，他究竟在“文革”中做了什么，本书在《余秋雨在“文革”中的写作》已讲得比较清楚了。因此他觉得自己比较无辜、抱屈，便想用一种方式来表达。或许有人说，余秋雨的心眼很小，有必要吗？其实人往往都是这样，喜欢拿马克思主义的镜子照别人，如果设身处地去想，想法就不一样了。再说，借故事说事情，这本就是文人的一大优势，不说不明，不破不立，这也是辩证法的观点，为什么就要与名人过不去呢？

余秋雨引用了苏东坡弟弟苏辙的一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这种口气也不太像余秋雨行文的一贯风格，但事出有因，何况事实也确实如此，只是余秋雨将某些文人的做法表述得入木三分了点，且用的是直抒式，通俗法。

余秋雨虽然是一个学者、教授，但他最根本的是一个人，并有着正常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且不管他在《苏东坡突围》中所讲的故事到底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结论如何，都很正常，而且比起那些自认为了不起还要在人前人后荡来荡去的“半瓢水”不知要高出多少档次，按余秋雨的话说：“不是一个语言等级。”其实他还说客气了点。一个网民这样说：“有板眼就拿出一点真本事来给读者瞅瞅，你的那两刷子卖不出去，与余秋雨毫不相干，不要牵着余秋雨的衣角不放，嘴里还要大声喊着：‘你的书是抄我的！’问题是谁信呢？”

余秋雨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思想开阔，还能寻找开启快乐的药方，他这样领悟苏东坡“突围”后的精神状态：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候。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这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在经历了不幸之后的大幸，所谓大幸，不一定就是官复原职，住着别墅、开着名车、吃着山珍海味，而是看穿红尘后的一种通达。因为，幸福是由感觉指引的，这种感觉是需要自己去调整，甚至去学习的。人人都向往成熟，成熟与淡定相连，成熟是理性的孪生姐妹，成熟是心灵通向豁达的渐进表现，余秋雨能看好自己前行的座标，能通晓并理解人性的善良与丑恶并云淡风轻地面对。

中年后的余秋雨，还在不断地行走，不断地创作，也还在不断地探索，且兴趣越来越广泛，他文字的功底足以驾驭他所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不论是行走，还是读书，实用就成为他生活的目标，并定会衍化成一种文化，这就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或者说成为他生活惯性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