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开启文化之旅

余秋雨的成就，震惊了国内文化界，在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极力地推荐下，余秋雨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以及国家文化部系统内最年轻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这个决定让余秋雨有些措手不及，在他还没有当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竟突然晋升为正教授，这种跨越是在当时的中国绝不多见。一时，全国多家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余秋雨突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担忧，因为余秋雨一再告诫自己要低调做人，而这一切，好像又由不得他。

不久的一天，余秋雨接到通知，要他到上海音乐学院招待所，去见一位文化部来的领导，而且只要他一个人去。

召见他的是一位文质彬彬、气度高雅的老者，名叫方千，是文化部教育司的司长。谈话的第一个主题，方千司长就要余秋雨谈谈对学院领导班子的看法。

当时的余秋雨已经懂得了做人的技巧，说话尤为关键，与上级领导说话更要谨慎。他想了一下说，自己一向忙于教育和学术，与系领导都见得很少，对院领导只有一般印象，只是不明白后来有一位院长为何当了不久就被文化部撤职，不知什么原因。

余秋雨这句话是随便问问，没想方千司长很爽快地向余秋雨说明了原因。余秋雨看这位高层领导对自己这么坦率，也放松了自己的心态，向方千司长提了一点意见。他说，上级向高校指派领导，至少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上面曾派来过一个书记，文化程度就太低了，有一次在会议上居然与他争论，硬说现在是十九世纪，理由是现在叫一九ⅹⅹ年。

方千司长表示，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文化部决定先在上海戏剧学院做试点，在全体教师、干部中做民意测验，看大家选谁做领导。从去年底到现在，已经悄悄地测验了三次。

余秋雨对此一概不知，这段时间他一有空就在外地考察傩戏，就是在学院，他也从来不关心官场上的事，说明白点，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官。

司长后来的话让余秋雨更是不知所措，他告诉余秋雨，经过三次民意测验，大家一致推荐余秋雨做领导，司长还补充说，文化部领导和上海市委考虑到余秋雨的年龄优势和学术成就，对他都很感兴趣，同时他的群众关系也很好，而且对在“文革”中的表现也作了审查，一切满意。最后司长一字一句对余秋雨宣布：“现在我正式转达北京和上海两方领导的共同意见，决定请你出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太突然了，余秋雨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仿佛做梦一样，他没有答应方千司长。对于这件事情他显得很平静，起码表面是这样。余秋雨的态度也是方千司长万万没有料到的，有人为了权力，可买官卖官；有人为了权力，可六亲不认；有人为了权力，可抹下脸面大打出手，而更多的人，为了权力在明争暗斗着，直到精疲力竭也不愿放下哪怕一点点希望，他们的一生仿佛都是为了那一刻，他们太知道权力的重要性，而余秋雨却将到手的权力、地位拒之门外，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余秋雨在离开方千司长回家的路上就谨慎决定，即使领导再来动员，也要拒绝，那晚他睡得很香。

之后，方千司长委托胡志宏先生找余秋雨谈话，胡志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卫生办公室的领导，现在具体管理上海戏剧学院。

胡志宏先生也许知道他的谈话同样会遭到余秋雨的拒绝，他于是先发制人：“不要在乎上面，你不为苍天为黎民。”(www.xing528.com)

这句话触动了余秋雨最善良的一面，但他很快就镇定了，故意说道：“做行政工作是当公共保姆，太苦了。”余秋雨这是想激他一下，让他死了这条心。胡志宏先生却几乎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余秋雨再次被感动，他望着胡志宏先生不知再怎样回答，但他还是摇了摇头。

然后余秋雨拒绝、拒绝再拒绝，余秋雨拒绝了四个月的时间，上海戏剧学院也留出了四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居然没有一个否定、放弃余秋雨的意见。上级等待着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的师生等待着余秋雨，人们将目光全部锁定在他的身上，期望能为上海戏剧学院找到一位好的决策者。大家始终没有放弃余秋雨，他似乎也没了退路，他的眼睛湿润了。而真正让余秋雨“动摇”的，却是另一个人，他叫张延顺，余秋雨刚进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他是教务处处长。那是在“两个凡是”时期，突然跑来几个人要审查余秋雨，张延顺老师正好负责学院的清查工作，当时他严厉地质问和斥责了他们，并以人格担保余秋雨在“文革”中没有什么问题，保护了余秋雨。这件事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的，后来张延顺老师病了，余秋雨没有再见到他。谁又想到，在余秋雨拒绝当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第四个月后，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出来做余秋雨的工作了。

感激、惭愧、幸福，一下涌上了余秋雨的心头。张延顺老师拉着余秋雨的手说了很多，最后一句话切中了余秋雨的要害，同时也让余秋雨感动。他说，学校几十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只有在选择你当院长的问题上空前的一致，你再拒绝，那就不好了。

没等余秋雨回答，张延顺老师又甩出了令余秋雨无颜回击的话，他说只要余秋雨当院长，他愿意再一次出山，担任教务处长。

余秋雨终于答应胡志宏先生，先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余秋雨永远都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在任何事情上，要做就做好，否则就不做。他首先来到各大新华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部买下，在家整整读了五天。众口一词选他当院长是有道理的，余秋雨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他的大忙，他已习惯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他认为华中理工学院的教育改革经验值得提倡。

接着，余秋雨找到学院里的各位同事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要他们发牢骚，提建议，然后思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争取将工作做到越具体越好。半个月后，余秋雨胸有成竹，他信心十足地对胡志宏先生说：“好吧，开一个全校大会，我作施政报告。”

那天，余秋雨做施政报告的场面很感人，全院所有的清洁工人、汽车司机都自发地挤到礼堂里来听，这给了余秋雨很大的鼓舞和极大的信心，施政报告的题目叫《我们别无选择》。余秋雨至今想来，那口气，那声调，很像是从船顶瞭望台上发出的，这一天让余秋雨终身难忘，更让全校师生终身难忘。

余秋雨对任何事情也是认真的，不然他的这个报告不会引起那样大的反响。当时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都给予了报告高度评价，并在同济大学专门召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这种“待遇”是以往的院长从来没有过的，余秋雨感到莫大的欣慰，同时也更感肩上责任的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