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山居笔记》的得意之作

写《山居笔记》时，余秋雨的目的性更强了，主要是想对一些重大课题作有意的考察。那段时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陆润棠先生之邀，参与英文学者交流计划，在中文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讲学。陆润棠先生将他安排在研究生宿舍楼里，尽管生活条件不是很优越，但这里安静，便于思考，而且香港中文大学有一所资料丰富的图书馆。他在《山居笔记》这样写道：

本来，同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陆和台湾彼此隔绝，无法成果共享，而香港则比较公平地保存了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欧美各国的汉学研究刊物，香港汇集较齐，至少远远超过内地的各大图书馆。这也正是我以前每次去香港必定把主要时间花在图书馆里的原因。这次在香港中文大学要工作半年，时间比较充裕，读书更加仔细，结果发现更值得我关注的是海外汉学界。

一个新领域的发现，拓宽了余秋雨学术研究的视野，为此他的信心和热情更足了。人就是这样，当完成了一件值得人们赞扬的事情，再做类似事情的时候，总有一种心态，那就是想超过从前的自己，如果没有超越自己，即使事情做得不错，心里也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成就感也就会大大减弱。或许余秋雨就是基于这种想法，他有时为了一个课题的真实性是否经得起推敲，会反复去一个地方，然后再到香港中文大学去写作。

余秋雨这样表述他写《山居笔记》时的认真和艰辛：“如果说，长年的实地考察是我写作《山居笔记》的第一关键，那么，第二关键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的天天研读。这是我在‘文革’灾难时期躲在奉化半山苦读《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以及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十三平方米的小屋里苦读西方经典之后的第三次苦读。”

《山居笔记》的轰动效果也是余秋雨始料未及的，他曾预想，此书的印数能达到《文化苦旅》的三分之一就感到满足了，尽管他从内心希望超过《文化苦旅》，毕竟愿望只能是愿望。就笔者个人的观感而言，《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质量不相上下，只是风格有所不同。《山居笔记》同样通篇大气，其触角横贯中西，伸得远又收得恰到好处，篇篇有事、有情、有理、有悟，让人的心灵倍受洗礼并惊喜于恍然大悟之中。这种效果充分彰显出他超人的智慧，闪现出他率真的性情。他的语言至情、至真、至美、至幻，有时像远古笛韵，颤绕梁飘，如水云转，看似飘缈，实则字字着地。

看了《一个王朝的背景》就能体味出其间的味道。余秋雨的行走有态有声，分明触摸到了历史潮湿又坚硬的气息。他首先谈到了姓氏正统论：“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给人们展示了一条封建王朝下顽固的统治霸权脉络。他笔下的承德避暑山庄是肃穆而神秘的：“黑黝黝的避暑山庄北部是最后的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给人以遥远又美丽的遐想。

避暑山庄最吸引游客的地方还在于，这里有很多楹联和石碑，上面的题字大多是皇帝本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山庄正宫门上“避暑山庄”四个字，出自康熙之手，可见山庄的尊贵和庄重。余秋雨谈到康熙艰难勤奋的一生，笔触细腻故事严谨，读者在享受古筝般铿锵而又典雅的叙述过程中，看着一个王朝的背影渐行渐远。

我认为《山居笔记》写得最精彩的几篇为：《天涯故事》和《历史的暗角》以及意想不到的《抱愧山西》。余秋雨在《天涯故事》的开篇借用了一部外国的小说，大意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约了一位要好的朋友到山间去野营狩猎。丈夫心情很好，一路上都哼着曲子在开车，妻子和朋友坐在后座。突然，丈夫无意中从反光镜中瞥见妻子的手和朋友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丈夫愤怒了，却又拉不下情面发作，痛苦在煎熬着他，他恨不得出一次车祸三人同归于尽。到了野营地，丈夫没有一点心情和他们在一起了，他一声不吭骑上一匹马独自去狩猎，他发疯般地纵马狂奔，满心都是对妻子和朋友的痛恨。他发现了一头鹿，觉得那就是不忠诚妻子的灵魂附体，便握缰狠追，举枪瞄准，那头鹿发现后拼命狂奔。不知追了多久，鹿突然停住了，它回过头来，他非常惊讶，勒住了缰绳，原来前面是深不可测的悬崖。他又发现，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他放下了猎枪，颓然回缰，早已认不得回去的路了，思维也开始混沌，还是因为他不忠的妻子。他在马上一步一步不知走了多久，突然，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女人在呼喊着自己的名字，走近前去，在朦胧的月光下，妻子脸色苍白，她的目光也如那头鹿一样，清澈而美丽，无奈而苍凉。

不长的篇幅，情节却迭荡起伏，读后让人荡气回肠。夫妻之间，有什么比“背叛”更令人痛心的呢？亲情、友情，同样在“背叛”中土崩瓦解。忠诚是爱情的灵魂，失去了灵魂，这个人在对方的眼里就如一具躯壳，一钱不值。在这个故事里，爱情和友情同时背叛，他理应愤然揭穿他们，然后予以痛斥……但作者偏偏在这里给读者展示了人性复杂的一面：隐忍。刀子在他身上划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伤口在不停地流着血，却没有声音。如同哑巴被人揍了喊不出声，表达不了他的痛苦，这是何等的残酷。而这个哑巴又是人为地伪装，他到底是在担心什么。就在他隐忍得胸口要爆炸时，鹿眼中那种让人心醉的眼神在妻子眼里出现了：清澈而美丽，无奈而苍凉——所有的冰川在那一刻融化。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神，是诗歌、音乐、抑或其它任何载体都无法替代的。或许在以后的某一时刻他会想起妻子对他的不忠，但妻子的善良在那一刻毕竟战胜了所有的丑恶：感谢他们共同的岁月，感谢他们曾经的恩爱，还有他们共同的责任，这些积攒起来的点点滴滴，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一道难以抹去的痕迹。生活是复杂的，人更是复杂的，但人内心深处的善良，必定会在某一关键时刻绽放出绚丽的火花——那双清澈而美丽，无奈而苍凉的眼睛。

余秋雨在给我们转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寓意不仅在于故事本身的美感，更给我们传达一种信息：“进入这种境地，可能是被人追逼的，也可能是不小心自己闯入的，也可能是有意去寻找什么的；一旦进入，可能仓皇逃离，可能不再回返，可能由兽变人，可能由人变兽，可能焕发哲思，可能逆转情感，可能蔑视寻常，也可能渴求寻常，总之，全都升腾得不同一般。”余秋雨不论是自己讲故事，还是转述别人的故事，都能挖掘出人内心最深层的东西，注重揭示事件背后的一种张力。

《历史的暗角》一文，余秋雨写作的视线和角度也与众不同，他主要描写了一群小人。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见到又不太被人注意的人，其形态、心态、动态、丑态等，被余秋雨描绘得十分到位，环环扣进，又步步深入，实在让人拍案叫绝：“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余秋雨起笔就提出悬念，就是这仅有的29个字，却会让人顿觉不仅是历史学家忽视了这拨小人，就是在人们的生活中也会忽视这拨小人。小人的概念是什么呢？好像大家都知道，也好像大家都不太清楚，一经余秋雨点拨，人们就会恍然大悟——哦！

接下来他这样展开道：“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杰，也未必是元凶巨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极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论，他们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学者。很难说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但由于他们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痪、暴躁，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得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黯淡、紊乱、荒唐。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并没有留下清楚的行为印记，他们绝不想对什么负责，而且确实也无法让他们负责。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蚀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你终于愤怒了聚集起万钧雷霆准备轰击，没想到这些声音和眉眼也与你在一起愤怒，你突然失去了轰击的对象。你想不予理会，掉过头去，但这股腐浊气却又悠悠然地不绝如缕。”仅有的300多字里，小人那副打不湿绞不干的痞子德性悄然跃入纸上，而下面他列举出的小人例子更让人觉得自己白活于世了，是啊，这些人明明就活在自己的身边，怎么就没有感觉到呢？是自己反应迟钝，浑然不觉。

他举了这样一则往事：

数百年来一直亲如一家的一个和睦村庄，突然产生了邻里关系的无穷麻烦，本来一见面都要真诚地道一声“早安”的村民们，现在都怒目相向。没过多久，几乎家家户户都成了仇敌，挑衅、殴斗、报复、诅咒天天充斥其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逃离这个恐怖的深渊。可能是教堂的神父产生了疑虑吧，花了很多精力调查缘由。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不久前搬到村子里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个爱拨弄是非的长舌妇，全部恶果都来自于她不负责任的窃窃私语。村民知道上了当，不再理这个女人，她后来很快搬走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村民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修复。解除了一些误会，澄清了一些谣言，表层关系不再紧张，然而从此以后，人们的笑脸不再自然，即使在礼貌的言词背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疑虑眼睛在晃动，大家很少往来，一到夜间，早早地关起门来，谁也不理谁。

余秋雨通过对小人的研究，接通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两大主题：缺少精神归宿，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灾难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余秋雨在《山居笔记》这样写道：“中国文化从来离不开灾难。我借清初和清末的民族主义激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思维灾难，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重生父母的生存灾难；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这是余秋雨谈该书的第一部分即：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他继续写道：“正因为灾难，文化更具备了寻找精神归宿的迫切性。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www.xing528.com)

《抱愧山西》点出了一个很多人不甚了解的秘密：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是山西！而且，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而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先进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这真有点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味道，在人们的印象中，山西在中国是一个贫穷的省份，从民歌《走西口》中就可得知，人们因贫穷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歌调虽昂扬高亢，却隐藏不住哀戚无奈的境遇。还有“大寨”，流传一个顺口溜：“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全村东西长2公里，南北1公里，总面积为1.88平方公里。在解放前，全村700多亩土地就有4700多块，全部斜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只是后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顽强拼搏，才改变了旧貌，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从此大寨走向全国，闻名于世界。尽管基本摆脱了贫困，但山西在人们的心中大体还是只能和贫穷联系起来，似乎这才是真实的山西。

但事实和数据是不容辩驳的，这也是余秋雨考察和研究了山西之后作出的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让人惊讶的结论：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当然，如果仅限于“商”和“钱”，山西人最多也只能算是有钱没格调的俗人。要注意的是，在谈山西的富时，余秋雨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商”和“钱”的层次上，他所看到的山西的富是全方位的，是定位在文化意义上的，如果失去文化意义上的富，这种富就不是大富，用一种人们心照不宣的话说叫：“富而不贵”。

为了印证山西不仅富而且贵，余秋雨描述了自己在山西考察的实际感受：离开平遥后来到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霭龄女士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进门一条气势宏伟的甬道把整个住宅划分成好些个独立的世界，而每个世界都是中国古典建筑学中叹为观止的一流构建。余秋雨还特别点到了张艺谋在这里拍摄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景观，人们不难从中感受到山西历史的悠久与富饶。

余秋雨谈山西人的富，意寓着一个更高的起点，他们无一不是经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严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余秋雨列举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是的，很多时候，人们无法改变自然，却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能以这种迂回的生活方式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智慧的山西人知道天地之辽阔知道在这个地球上除了脚下贫瘠的土地，必定有比脚下土地富饶的土地，也知道，除了土地，还有能发挥自己其它才能的地方，于是他们想到了“走西口”。

“走西口”，在人们的理解中，就是山西贫穷的农民为了生计而背井离乡，这种理解对也不完全对，因为穷确实是“走西口”的起因，但正因为“走了西口”，山西的这拨贫穷农民才由此摆脱了穷困。他们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有着读书人的大智若愚：口外，大片的肥沃土地需要人耕种；当时战争频频，驻防军需要粮食，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他们将塞北的毛皮、呢绒运到内地交易，有的在不长的时间便成了显赫的商人；由于商贩们的需求，又创建了施舍、客店、饭庄，他们就是这样边走边动脑筋，他们就是这样终于找到了一条生财的道路，“走西口”不仅让山西人摆脱了贫困，也让山西人摆脱了奴役，开辟了一条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致富道路，这种致富的景观是恢弘的，也是凄楚的，正如任何一条成功的路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定会有牺牲者。余秋雨举了一个例子，交城县徐学颜的父亲远行关东做生意二十余年杳无音信，徐学颜长途跋涉到关东寻找，一直找到吉林省东北端的一个村庄，才遇到一个乡亲。乡亲告诉他，他父亲早已死了七年。这个故事在众多的“走西口”人中只是一个缩影，多少难以想象的艰苦经历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淡去，人们早已习惯了种种凄惨，也就习惯了“走西口”，在他们的眼里，只要“走西口”的人，无论生或死都是光荣的，他们“杀”出的是一条血路，留下的却是一条金光大道。

关于“走西口”，余秋雨提出了一个话题：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业人格。余秋雨认为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从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这种心态在中国长久未能普及。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

其二，目光远大。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他们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

其三，讲究信义。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算了；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出，借出店为了照顾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让它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它，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

其四，严于管理。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地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目不小的高级职员和股东共享，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相关、情同一家；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分号向总号的报账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汇款、省亲规则。

余秋雨以上总结出了山西商人的人格，并进一步指出：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余秋雨在肯定了山西商人人格的同时，也指出他们人格结构中脆弱的一面，也是最深刻的一面：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靠钱财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

说穿了，他们只能落俗于“商人且富不贵”的怪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永远制约于经济基础，有了这种制约，经济也就成了上层建筑把玩的附属品。只是无论怎样说，就富而论，山西首当其冲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我们应当尊重山西人，尤其要尊重山西人的精神：善于思考、执着顽强、朴实无华的精神。

行走、考证、推敲、铺展，再加上诗一般的语言，余秋雨将《山居笔记》再次演绎到一个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从写这本书的一开始，余秋雨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那样的苛刻也是那样的我行我素：

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间居舍里开始这本书的写作的。我显然已经不在乎写出来的东西算不算散文，只想借着《文化苦旅》已经开始的对话方式，把内容引向更巨大、更让人气闷的历史难题。朋友初见面不妨谈得轻松一点，但是谈得知心了，就想把深埋心底的苦楚畅吐一快，吐露出来的一切可能会令朋友皱眉，然而这是朋友的义务，知心的代价。连已经习惯了《文化苦旅》表述风格的读者也可能会对《山居笔记》不习惯，这没有办法了，既然我的文思已经无可奈何地进入了深秋，那么只能让不厌弃我的读者一起来消受寒风和残荣，真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