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执着学习精神带来的巨大成就

余秋雨一生中经历过很多坎坷。他正渴望学习知识的时候，却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运动”。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不久就是反右运动。在运动中许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许多家庭因运动而破裂。一批批兢兢业业的劳动者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在政治上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他们的后代也成了所谓的“狗崽子”。人们用有色眼镜看待“右派”和“右派”的子女，在不少人眼里，右派身份实在是一层无法抹去的耻辱阴影。为了“右派”二字，不少子女与父母断绝了关系。那些“右派”们，只好在苟延残喘中延续着各自的悲惨人生。

那时余秋雨才11岁，刚到上海读中学不久。当时，同学们不得不听从学校的命令，到周边各种各样的工厂劳动，读书成了无足轻重的额外事情。那时的学生们不好好学习没什么，如果不好好劳动就是原则问题。因此余秋雨和同学们都虚心地向工人叔叔阿姨学习，在工厂里努力表现自己。如果学生来自右派家庭，则心理压力更大，他们惟有更加努力地劳动，以证明自己和右派家长不是同一类人。

然而逆境并没有阻挠余秋雨求知的热情。看着知识被蹂躏，余秋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但他心里始终认为，求知无罪，惟有知识才能改变人类的命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了自学之路。自学的过程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余秋雨在自学中摸索到了不少学习经验，他将这些经验总结起来，结果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从此，他在学习上和同学们渐渐拉开了距离。如果没有经过自学这条曲折而艰难的路程，他或许也会有所作为，但绝不会像取得今天这样影响整个文坛、甚至影响到一代人的巨大成果。

1957年反右运动过后，紧接着就是大办钢铁，然后又是三年自然灾害，余秋雨的成长过程是如此艰辛。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年他20岁，已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可是在那个年代，作为大学生的他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在军垦农场劳动。那里没有书，也不许带书，周围的人若是发现谁夹带了图书也会毫不犹豫地上报，书的命运当然是被没收然后烧掉。在农场劳动时，余秋雨有次到县城办事，当时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找家书店看看书。但那个时候书店几乎都作为“四旧”关掉了，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忽然在县城边上发现了一家还没有关掉的书店。他当时的心情，实在是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欣喜。可是很快他就有些失望了，因为这家书店里卖的基本上都是些工具书，不过最后他还是挑了一本《中国医学史》。尽管这本书与余秋雨的兴趣相差甚远，但里面包含了不少历史和医学的知识。他认为这对将来的写作会有帮助，便也将这本书买下，回家后认真地研读起来。

余秋雨在自学过程中阅读了大量书籍，最使他觉得受益匪浅的是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一些西学经典。余秋雨一步一个脚印，完全通过自学啃完了一部部大部头的理论著作。这些经典著作哺育他成长，直接影响到他后来著述的四部经典专著，即《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尽管余秋雨通过自学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他对自己的定位却准确而谦虚，他说自己不过“是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失去了认真学习机会的、一个有志于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小文人”。在《余秋雨寻找文化的尊严》答听众问中，余秋雨说道：“我想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有一个最好的优点，就是拼命地学习。不是很用功，但是拼命地学习。只要感到自己有不懂的东西，就会如饥似渴极其好奇地去努力地学习它。用功是不太用功，这和用功的概念不太一样，它是对自己无知的巨大的惶恐和认真地学习。这还是具备的，所以还会不断地学习下去……”

对亚里斯多德的研究来自于余秋雨对自己高起点的要求。因为在古希腊的艺术领域里，亚里斯多德无疑是其中思想最为博大精深的巨人。如果将这个“巨人”拿下，也就等于基本拿下了古希腊文化的宝藏。余秋雨接触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时还很年轻，当时国内还没有亚氏著作完整的汉译本。（10卷本的《亚里斯多德全集》直到1997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但余秋雨并不气馁，他在一番寻觅之后，终于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亚里斯多德著作的英文版。他如获至宝，仔细研读，并做下了大量的笔记。到1981年，余秋雨已读完了英文版的亚里斯多德的所有著作，这给他今后的戏剧研究和散文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www.xing528.com)

余秋雨频繁到各地作文化考察的这些年里，其中有一段时间他正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任上。然而他并没有顾此失彼，一方面他频繁地外出进行文化考察，写出精辟的文章；另一方面他也将院长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上海戏剧学院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全国第一所进行改革试点的高等院校，其教学改革经验得到了文化部的肯定。他的名字迅速在教育部及各大专院校传播开来。虽然某些心态不平衡的人士将余秋雨的改革视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但余秋雨还是将这把火一直烧了下去。火苗还节节上升，烧红了整个中国教育界。更让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院长几乎在同一时间，又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散文大家，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一时间，许多文化人倾其一生努力奋斗想要达到的目标，余秋雨一下子全都达到了。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纷纷投向了余秋雨，惊愕、羡慕、钦佩、赞叹、嫉妒……可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余秋雨成功的一面，却常常忽略了他为成功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他事业成功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有计划、有谋略的踏实苦干。他以其超凡的睿智，全身心地努力和付出，年复一年不间断地努力学习，才取得了今日的成就。

余秋雨住在上海虹口房子里的时候，有整整三年时间，他几乎将自己投掷于世界哲学大师和文学大师智慧的海洋里：尼采、罗素、亚里斯多德、莎士比亚、歌德、狄德罗、莱辛、雨果、鲁迅等，都是他阅读的对象。他的阅读既可说是有目的的，也可说是无目的的。有目的是指他想从这些艺术大师的著作中汲取养分来为他的事业服务，无目的是指阅读早已成为他的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他对文学的兴趣已成为一种习惯，好比每天要吃饭一样，阅读也是他每天必须进行的活动。他对文学的喜爱是如此纯粹，一旦进入状态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诱惑他改变方向。这种执着的精神使余秋雨在较快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部皇皇大作——《戏剧理论史稿》的编著工作，再版时更名为《戏剧思想史》。此书一投放市场便被抢购一空，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

其后余秋雨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便又完成了《戏剧审美心理学》，即后来改版的《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即后来改版的《艺术创造论》；《戏剧审美心理学》，即后来改版的《观众心理学》。余秋雨的这几部学术著作不仅知识含量大，涉及面广，专业性强，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显著特点，就是他的学术著作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还具有很强的文学欣赏性。也就是说，他是用艺术的手法来写学术著作，这样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业外人士，都能做到开卷有益。

余秋雨从小就阅读兴趣广泛，不过在他上大学和下放的几年时间里，他很难正正规规、安安心心地读他喜欢读的书。尤其是在军垦农场，那里的规定是不许读书。这让余秋雨感到很不理解。但是倔犟的他偏偏不信这个理，不许我看我就偷着看。他始终认为，读书没有错，一个国家如果连书都不让读了，离灭亡也就不远了。他在《吴江船》一文中这样描写他在军垦农场看书的情境：

棉衣只有一件，每次干活都浸得湿透；外面是泥沙，里面是汗水。傍晚收工，走进自搭的草棚，脱下湿棉农，立即钻进被窝，明天一早，还要穿上湿棉衣出发。被窝是温暖的，放下帐子，枕头下压着好看的书，赶紧抢住时间神游一番。与浮士德对话几句，到狄更斯的小旅馆里逛一圈，再与曹雪芹磨上一会。雨果的《九三年》撼人心魄，许国璋的英语课本扎实有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么玄深又具有魅力。此时此刻，世界各国的同龄人都在干什么呢？他们在中国的可能的竞争者们现正在苦思着一个旷世难题：湿棉衣哪一天才能干？

正是有了这种忘我的学习精神，余秋雨才有可能获得将来的成功。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