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记硬背无法造就成功

在余秋雨的读书生涯中，除了学校规定的必考内容非得强记之外，平时看书、学习他绝不死记硬背。他在《霜冷长河》中写道：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匠艺层面和记忆层面上，那它的衰势已无可避免。他还举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有一年，我们聘请几个退休教授，对目前正在开课的青年教师进行听课评分。没想到几轮下来，评分结果和我们平日了解的情况正恰相反，于是便急急调查。通过调查终于明白，原来有两位退休教授把青年教师讲课时对某些词语读音的标准与否，当作了评分的主要标准。评分表后面加了一份长长的附录，全是一个个发音的正误对比。然而问题是，发音很标准的几位年轻教师，讲课质量之差，几乎到了要被勒令停讲的边缘，这次却得了高分；相反，几位公认的优秀青年教师，由于普通话不太标准，评分极惨。看到这里，真觉得有些啼笑皆非，如果以一个人的普通话发音标准与否作为授课优劣的衡量标准，那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关于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的恶果，端木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曾发表言论：政治、历史两科，是最让学生头痛的，因为需要死记硬背的内容太多，人物、事件、年代、意义、结论，差一点儿都扣分；政治里的“时事”部分，年年翻新，老师惟恐覆盖不够，挖空心思编出的题目，让人眼晕。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学生的脑子，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在一次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中，有听众给爱因斯坦提出一个问题：“你知道音速是多少吗？”在座者以为爱因斯坦会脱口而出，没想到他想了一下说：“不知道”。于是举座大哗，觉得一个顶级科学家竟连这个简单的常数都不知道，简直不可思议。可爱因斯坦嘟嚷道：“如果在任何一本中学教科书上都可以查到，我为什么要记住呢？”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回答，表明了他对什么样的知识应当“记住”的标准——举凡可以随手查到的知识，只要知道从哪里能找到就行了。也就是说，人的脑子不是用来装各种死知识的“容器”，而是用来思考、创造的“发动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www.xing528.com)

端木先生不无幽默地说了这样一个现象：我曾多次在报刊上看到过国人对美国人的嘲笑，好像那里的人连四则运算都有很大问题，中国人飞快算得出的结果，美国人总是弱智般用计算机按半天——这与美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形成了难以理解的反差。我就此询问一个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朋友到底是不是这样。他说是，连许多数学博士都这样。“为什么呢？”我大惑不解。教授朋友笑着说：“在美国，一切可以用电脑做的事儿，都交给了电脑。人的脑子，通常只做电脑做不到的事！”这个观察真让人沉思良久。

这个事例表明，中国人自认为聪明和骄傲的本事，在美国人眼里却完全是不屑一顾的小计。

周洪林教授对此亦深有体会，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语文教学，从总体上，从主要倾向问题看，在于过多地钻牛角尖、死抠死记，把学习过程弄得支离破碎。学生不堪重负、兴味索然。而对于那些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范文，却没有培养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体会文章的思想、意境。而这本来应该是语文教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他特别强调，读者之所以喜欢余秋雨的散文，主要在其大气，大开大阖、思路开阔、想象力丰富、又通俗易懂，不难读、更无陈词滥调繁琐说教。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谁都知道不是余秋雨发明的，但余秋雨对之灵活地掌握运用，其收效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