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山坳图书馆的发现

余秋雨因患肝炎，暂时离开了上海戏剧学院。此时他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因为他可以尽快逃离《朝霞》事件的牵扯。

《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当时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虽说该杂志倾向极左，但还是给气势汹汹的“工总司”抓住了尾巴。先说是其中一篇小说影射“工总司”，又说有一位作者署名“林正义”是为林彪翻案（其实这是作者的本名），扬言要来“踏平”编辑部。这事把写作组的人给吓了个半死。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在极度惶恐中主张脱钩，陈女士很不情愿，但也离开上海“养病”去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当时已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左膀右臂都成了上海市委的重要领导，谁见了这个阵势都会害怕。

朱、王等人怕殃及自己，就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去敷衍，以证明这些事情不与他们相干。于是他们就找到了余秋雨，却又不向他讲明整个事件的背景。直到余秋雨自己发现事情的真相，但为时已晚。为了保护自己，余秋雨便在编辑部外面的一间屋子里，办了一个创作学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话剧。三个月后，形势逐渐趋缓，陈女士回到了杂志社。她批评余秋雨因创办学习班使杂志的质量受到影响。余秋雨此时得了肝炎，住进了医院，对于那时的上海，余秋雨有一种畏惧，病还未痊愈，他便打算逃离。

怀着茫然而悲凉的心绪，映入余秋雨眼帘的满是霭霭的暮云，看不到边啊，他真想穿云破雾，到一个没有人烟，没有烦恼的地方，然后静静地、静静地遥想、企盼：盼望有一天，他所处的这个世界人们和睦相处，相敬如宾。他的心灵时常渴望着歇息，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罪恶，而罪恶在这里只能是一个词汇，很难赤裸裸地被人看见，人们眼里传递最多的就是惊恐、疑问。这种惊恐、疑问是无意识的自我保护，他们担心稍有不慎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也就是这些有着惊恐、疑问眼神的人们，他们在客观上有意和无意地参与或者附和着邪恶，他们在这种怪圈里旋转着，很难有人能够摆脱。每每想到这里，寒意便会从余秋雨心底升起，然后是无法排遣的痛苦。

这就是文革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心态，他们也苦恼，但只能苦恼而已，否则不仅是苦恼，说不定还有灾难降临。余秋雨也很难摆脱特定时期人的这种怪诞思维，但值得庆幸的是，余秋雨始终坚守着做人的道德底线，他总在告诫自己不要伤害别人，而面对别人对他的伤害，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逃离。

恰在此时，余秋雨的老师盛钟健先生为躲避“反击右倾翻案风”，悄悄来到上海。他见余秋雨躲在一个只有三平方米的自搭小窝棚里，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心里很不是滋味，便许诺回浙江后设法为他找一处山间洞穴栖身。后来，他把余秋雨安置在了奉化大桥的半山老楼，俗称“山间洞穴”。老楼很旧，很破，余秋雨住在楼梯半道上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里。余秋雨每每站在亭子间口，看着曲径通幽的山路，遮天蔽日的丛林，徐徐的清风不时从面颊拂过，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终于离开了纷繁的尘世，那些勾心斗角、明火执仗的丑恶也终于从他的视野里消失。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不是怀着超脱的心，也是很难在这里住下的。这里没有东西卖，山下只有一个很简陋的食堂，离余秋雨住的地方很远。为了节省时间，余秋雨每天只吃一顿饭。就连上厕所也不方便，要在山间走不少路，如果遇到下雨，那就更麻烦了。然而，这些生活上的困难并没有吓跑余秋雨，他也没有抱怨，因为这里有一样东西深深吸引了他，那就是书。原来这老楼本是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的“中正图书馆”，里面有很多藏书。这里幽静简单的生活正适合余秋雨读书，他将这一切视为上帝给他的恩赐，也想借此作为命运转折的契机，他要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在书的海洋里遨游。(www.xing528.com)

据余秋雨介绍，这里的书籍主要来源于捐赠，蒋介石自己捐献了一百多种图书，地方绅士朱守梅捐献了《四部丛书》和《四部备要》，另一位地方绅士俞飞鹏捐献了《万有文库》，后来图书不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夕已达到一万多册。作为一个图书馆的藏书，这个数字现在看起来实在不多，甚至都远远比不上余秋雨一九八六年时个人藏书的数量。但在当时，这里却已经算得是一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了。

好在文革时期没人读这些书，所以也就将这个图书馆遗忘了，否则红卫兵一定要来这里除四旧，说不定连这座楼都要烧掉呢，因为这是蒋介石创办的图书馆。

不过对于余秋雨而言，能住在这样一个被书包围着的地方，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他蓄足了力量，不，只要见到书，他浑身就充满了力量。这个图书馆里只有一个看管图书的老头儿。这天他跟老头儿打了招呼，便跟随他上了楼，老头儿将余秋雨带到一间屋里。余秋雨当时惊呆了，满满一屋子的旧书，余秋雨的心跳立刻加速。很快他就和老头儿混熟了。闲聊中，老头儿知道了余秋雨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是个有文化的人，同时也了解到他对这里的古籍图书很感兴趣。老头儿十分欣喜，他对余秋雨说，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你就住在这里看吧。余秋雨马上提出借阅的要求，老头儿立刻答应了，但告诉他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读。就这样，余秋雨每天白天就呆在这间屋子里看书，他那狂热的劲头，真比在课堂上还认真。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读，余秋雨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古代文化功底。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探讨了如何学习古代典籍的方法：确实，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只要入得其内，便能发现诸多门径。即使是称作“备要”的书籍，也要懂得区分其中的基元典籍和衍伸学说，然后明白何处专攻，何处精研，何处泛读，何处浏览。以我的经验，寻找区分的界限，便是充满兴趣的一件事，因为基元和衍伸常常混杂，即便区分清楚了，又会发现基元之中还有基元，衍伸之外还有衍伸。这样阅读，一路探询结构，步步都有发现，自身的思维与古代的典籍相与斡旋，事半功倍。

如何读书是有学问和名堂的，虽然别人可以告诉你自己的经验，但是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是只能靠自己摸索，方法对了，自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余秋雨就是一个聪明的读书人，他在读书问题上绝不死记硬背，而是先弄通“筋脉”，打通“关节”，然后再穿针引线步步逼进，这样读出来的书，是可以活学活用的，是吃在了骨子里的，是难以忘记的。

奉化县图书馆，也就是“中正图书馆”，带给余秋雨难以忘怀的读书经历和难得的文化精髓，如果不是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变化，如周恩来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去世，他恐怕还要在这半山老楼里继续攻读下去，因为他已经将这里当成了能成就他关键“学历”的“学堂”，但大的政治动荡已不允许他安下心来继续读书，他要回去寻找他今后的座标。于是他回到了久违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