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感受千年庭院，传递千年精神

那是60年代末，余秋雨正和同学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连。他这样描述当时学生在列车上的情景：

学生们像蚂蚁一样攀上了一切还能开动的列车，连货车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国的铁路运输立即瘫痪。列车还能开动，但开了一会儿就会长时间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个小时。车内的景象更是惊人，我不相信自从火车发明以来会有哪个地方曾经如此密集地装载过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坐着，也没有人站着，好像是站，但至多只有一只脚能够立地，大伙拥塞成密不透风的一团，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则横塞着几个被特殊照顾的病人。当然不再有过道、厕所，原先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要大小便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半路停车，一停车就在大家的帮助下跳窗而下。但是，很难说列车不会正巧在这一刻突然开动，因此跳窗而下的学生总是把自己小小的行李包托付给挤在窗口的几位，说如果不巧突然开车了，请把行李包扔下去，车下的学生边追边呼叫，隆隆的车轮终于把他们抛下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们最终找到下一站了吗？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余秋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达了湖南的岳麓山，这里到处是人，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只知道尽快往前走，想摆脱这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他看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几个弯一转便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天渐渐暗了下来，四处显得神秘而空静，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他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他感到好奇，也有些兴奋。他沿着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门，轻轻一推，门开了，他将脚跨进去的时候，心里有点慌乱，还假装咳嗽了几声，以引起里面人的注意。他觉得这地方似曾相识。他的脚步在这里磨蹭着，一种无形的力量钳制着他，他要搞清这是什么地方，终于他看到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四个字：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创建于公元976年，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是著名的文化学术中心，在海内外有着很高的威望。一千多年来，这里聚集过很多一流的学者、教育家，其中包括文化哲学大师朱熹、王阳明、张栻，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岳麓书院的气势也应验着它的魂魄，“道南正脉”的牌匾，高悬在岳麓书院讲堂的正梁上，匾中的“道”指理学。北宋时期理学在洛阳传播，南传之后，逐渐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道南正脉”的意思就是这里是理学向南传播的嫡传正统。

公元1167年，朱熹和张栻在这里持续讲学两个多月，前来听讲的学者达千余人。据说有一次他们三天三夜没睡觉，辩论得十分激烈，这被看作是岳麓书院历史上最经典的一次学术盛会。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岳麓书院闻名遐迩，湖湘学派在中国学术界的历史地位就此确立。

在《山居笔记》中，余秋雨这样阐释了岳麓书院这座千年庭院的深远意义：

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这个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历史上一切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教育，他们办起教育来既有行政权力又有经验实力，当然会像模像样，但为什么没有一种官学能像岳麓书院那样天长地久呢？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等等都是官学，但政府对这些官学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严，而政府控制一严又必然导致繁琐哲学和形式主义成风，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力于空名、着力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官学的通病，也是无数有关重视教育的慷慨表态最终都落实得不是地方的原因。

余秋雨认为，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人格力量的贯注。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一旦散了魂，即使名山再美，学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气候。他还认为，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很清楚。他们所制订的常规、学则、堂训、规条等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

自从余秋雨串连到岳麓书院的那一刻起，他便坚定了要做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决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怀着这样的信念，他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余秋雨认为，人的一生很短暂，既然选择了教育事业，就要将师生的情分看得高于一切，将师生的生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老师对学生的投入不应谈什么回报，而只能将自己生命涌动的精髓，将自己毕生的知识传承给学生。这就是余秋雨最大的幸福。在岳麓书院，余秋雨感受着千年庭院，更继承着千年庭院的精神，那就是：不问结果，一定要将文化无私地传授下去。

在余秋雨初次邂逅岳麓书院30年后，即1999年7月11日，余秋雨重返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并登山讲坛，发表了题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人》的演讲，并回答听众及网上观众提问。湖南经济电视台及其网站同时直播了这次演讲。这次演讲后被文化界称为“岳麓书院事件”。(www.xing528.com)

余秋雨清楚地记得，这天天公不作美，雨一直下着。但大家听说是余秋雨教授来演讲，都不愿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听众们一个个站在雨地里，穿着雨衣，打着伞，墙壁四周也站满了人，余秋雨很是感动，也有些意外，他向大家不停地表达着谢意。

能被邀请到岳麓书院演讲，余秋雨不仅感到荣幸，也感到一种责任。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是一所千年学府，这个定位使得他既明智也谦虚。湖南电视台把他的演讲定位于“余秋雨设坛千年学府”。他感到有些惶恐，在《余秋雨寻找文化的尊严》中他这样表述：“从我的内心来讲，‘设坛千年庭院’，把它变成‘朝拜千年庭院’更合适一点。主语不是我，不是‘余秋雨设坛千年庭院’，应该是‘众学子朝拜千年庭院’。我相信在今天这个下午，这个场合，就合适了，大家坐在这儿也心安理得了。”

余秋雨在《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人》的演讲词中，着重讲到了“四座桥”。

第一座他称之为“经典学理之桥”，即中国古代的经典之作，它们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大约在17世纪，西方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来得最多的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想在中国占领一个庞大的传教士市场。结果他们有些惊奇地发现中国先秦哲学中的一些思想非常值得研究，结果他们还把中国先秦哲学传播了回去。比如，他们翻译了孔子、孟子的一些书，还写了《孔子传》，之后，中国的哲学在西方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一个没有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如果他要写一本世界哲学史，他就会把前面很长的篇幅留给中国古代哲学，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了不起的成就，真令世界刮目相看。

余秋雨讲的第二座桥，他称为“世俗民意之桥”，即华人来到东南亚、来到美洲、来到欧洲，他们就会骄傲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民族独有的东西带到那里，比如舞龙、舞狮、龙舟、功夫、餐饮和习俗等等。这些民间资源是很难用价值衡量的，它代表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史，它已成为一种音符，将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传递得更远、更远，并推动世界的前进。然而，这还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中华文化的精髓还有许多，比如戏曲、杂技等等，都可以在世界上独领风骚。

第三座桥他称之为“信息传媒之桥”，即当时到中国来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将中国的先秦哲学和中国的文化精髓通过信件寄回自己的国家，这些信件后来被收集起来并出版，可见其价值之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又通过游记、日记、调查报告、纪录片等方式，将中国的文化传送到世界各个角落。

至于谈到的第四座桥，余秋雨觉得这座桥看起来不甚重要，实际上却是最重要的一座桥，那就是表现人的灵魂的东西，即包括精神内涵的东西，但中国还没有很好地传播出去。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德国有了歌德、有了贝多芬，人们要通过歌德和贝多芬来了解德国人，人们要通过雨果、罗丹来了解法国人，人们要通过泰戈尔来了解印度人，或者通过海明威来了解美国人一样。然而，我们中华文化经过好多世纪以后，还没有一种强有力的、足够的、能够体现群体灵魂的那种艺术吸引力，让文化圈外的世界人民共同感动。令人汗颜的是，唐诗是中国的骄傲，但主要研究者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和韩国，所以，余秋雨希望搭建一座能够体现民族灵魂、揭示中国人的艺术神韵、被国际社会赞颂的精神之桥。

对于余秋雨在岳麓书院的演讲，人们持不同的态度，很多人谈到资格，认为岳麓书院是古代大思想家朱熹、张栻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在湖湘学人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余秋雨根本就不能和这两位大思想家相比。对此，余秋雨回答道：“平心而论，祖先留给我们的学术活动场所还是让它们活起来才好，过于苛刻的要求不太合适。黑格尔、歌德进过的课堂，当代年轻的助教就不能进入了？现在岳麓书院也有院长，是一位很年轻的副教授，如果一味追求千年规范，到哪里找院长？我认为，这里可能也饱含着中华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某些关键问题，值得深思。器宇恢宏的湖湘学人，在这方面会有更明智的见识。”

什么是资格，资格是没有固定界限的，评价岳麓书院演讲的成功与否，应该说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现场的气氛。那天的情景，恰如余秋雨在《千年一叹，雨中的白发》中描写道：“那天下着大雨，岳麓书院的听众席是露天的，听讲者全都穿着雨衣坐在雨中。我记得，当我讲到中华文化为什么长期在世界上处于不公正的地位时，多数听讲者为了听得更清楚，都把雨帽摘了下来，直接淋在雨中，这时我才发现，很多雨帽遮着的居然有潇潇白发！两位著名老教授还当场写诗，走上台来送给我。演讲结束后推开岳麓书院大门，发现门外是大批淋在雨中的青年学生，他们凭着麦克风依稀余音听了半天。”

这或许已足够说明，余秋雨先生具备演讲的资格了吧！但从余秋雨的内心来讲，在岳麓书院的演讲算得上是他一生中最神圣的演讲，只因为这是块圣地，也因为这里的学子。

是的，无论学界人士出于怎样的心态，也无论他们对余秋雨的演讲有何样的评价，这都左右不了他的自信，因为讲坛上方的一块康熙皇帝御赐的金匾“学达性天”，足以告诫天下学子：能到这里演讲的人，其学问已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尽管这只是一个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