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揭秘文革时期的创作现场

关于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参加写作组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人们都想知道，他在“文革”期间到底做了什么？这段历史，是与他读书、写作相关联的，也是他生命中不可割裂的重要部分。

对余秋雨的这段历史问题，1994年上海的一位杂文家在一份文学刊物上发表了题为《笔名谈屑》杂文率先发难。他隐晦地指到“一位名声显赫的权威曾是当年‘石一歌’的成员”。一石激起千层浪，揭批余秋雨“文革”历史的活动便拉开了“序幕”。其中，北京大学青年学者余杰发表的文章最有代表性，且言辞最为激烈。他给余秋雨扣上了“文革余孽”的帽子，并进行“拷问”，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他写道：“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文革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

这篇文章被多家报刊转载，并收入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想飞的翅膀》一书中，从此，文坛掀起一股否定余秋雨的旋风，对余秋雨真有意见的，假有意见的，嫉妒的或想借此出名的，纷纷在报刊撰文，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风潮，一时间媒体对余秋雨的态度从赞扬变为贬斥。

然而，历史是不容改变的，当年和余秋雨在一个写作班子的胡锡涛先生否定了这一说法：“这些内容恰恰都说错了。余秋雨在写作组呆了大约三年半左右，他的态度不完全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时候，在‘批邓’时期，他主动避开了一年多。他也不是‘主动’投靠写作组，而是鄙人推荐的。至于说他深受康、张、姚‘青睐’，纯系瞎编。康生在‘文革’后期已病倒，1975年就死了。张、姚对余秋雨也不认识，据我所知，1975年春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张、姚因不得志到上海”观察“朱永嘉乘方便之机把余秋雨引见给张、姚，仅仅见了一面，就叫‘深受青睐’？至于说余秋雨‘也许会走上’姚文元之路，更是无稽之谈。余秋雨在1975年开小差溜走，恰恰是在张、姚接见之后！”

据胡锡涛介绍，他最初发现余秋雨的写作才能是在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时候。当时写作组共有5个成员，即：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讲师余企平，该院戏剧文学系毕业生余秋雨，上海两家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助导，还有国棉十七厂造反派秀才。“既然朱永嘉要我‘负责到底’，我不得不按我心中的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我和大家都通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然后分工摘录观点，汇编资料，印成小册子；第二步，让余秋雨重写初稿，试试他的笔力；第三步，万一余秋雨初稿不行，只好由我主刀……出乎我意料的是，余秋雨写出的初稿，不是一篇大批判文章，却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笔流畅生动，却毫无批判力度。”自然没有选用。

余秋雨后来还写了一篇散文《苏东坡突围》。胡锡涛称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表明自己不想成为“四人帮”利用的工具。胡锡涛回忆：“余秋雨是否从此摆脱一切干系、冲出重围了呢？没有，反而又陷入困境。1977年，是他‘三十而立’之年，但他无法‘立’起来，原因是他被‘揭、批、改、查’运动拖住了，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他曾三次上书市委，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等人员的‘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多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做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虽然胡锡涛已为余秋雨在文革时期的行为进行了解释，但还是有人继续对余秋雨进行批评。譬如张育仁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讳莫如深地搬出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的两段话，来证实余秋雨在文革中的过错，说是非常有研究价值：

……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意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

张育仁先生写到这里，特别强调，以上是余秋雨关于红卫兵中“造反派”一方的开脱性描述。当谈到自己时（即余秋雨），就更是开脱加原谅了：

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张育仁还强调，这些年，他还不止一次听到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在读“秋雨散文”时记忆犹新地提到当年他的那篇曾一度影响很大的《走出“彼得堡”》。

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一文里的这两段话，其实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当时连饱经沧桑的人很多都弄不清谁是谁非，何况当时的余秋雨涉世未深。那个时候，人人都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但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也证明不了谁，谁也说不清楚。每个人都处在历史的进程当中，都是局内人，在政治问题上，局内人永远看不清自己的对与错。

张育仁先生所指的余秋雨《走出“彼得堡”》一文究竟写的什么，大部分读者还不知道。胡锡涛先生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内容：“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恰是应景之作。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的小圈子，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的。余秋雨这篇文章，是尊命而写还是自愿而写，我不知道；但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辛苦了，都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重操旧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则还在乡下做‘回城梦’，正在这做梦、圆梦的时候，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棒，使他们非常恼火：你余秋雨高高在上，写文章唱高调，还要叫我们‘走出彼得堡’，永远在下面吃苦头，岂不可恨？这种心态上的不平衡、不服气，应该说，是正常现象，人们至今回忆起当时的这篇文章，仍然耿耿于怀，怒气未消，也属情有可原。余秋雨应该在反思‘文革’的同时反思自己，反思当年为什么写《走出‘彼得堡’》。”(www.xing528.com)

这篇文章是与极左思潮相吻合的，但这种文章在当时来说像每家每户都要吃的青菜一样的平常，坐在那个位置，如果不这样写就根本不可能发表，甚至会被认为是立场问题，轻者批判，重者可能蹲大狱。下面跟着上面走，群众跟着路线走，人人都这样，要说错，也错在当时的极左路线。如果把这种特定历史时期时的作为当作揪住不放的由头，确实有些可笑。

除上面列举的批评外，余秋雨当年在写作组的“同事”孙光萱也写了一篇《正视历史，轻装前进》的长文，在2000年4月6日的《文学报》上发表。孙光萱这样写道：“石一歌”写作小组不是学术团体，而是“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之一，余秋雨是这个写作小组的重要成员，他于1973年离开后上调到更核心的写作班文艺组，担负着帮“石一歌”改稿的重任，同时还帮助姚文元修改其旧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资料准备，余秋雨在粉碎“四人帮”后代表“石一歌”出访日本，其任务并不是他吹嘘的监督朱永嘉，等等。

介绍余秋雨进入写作班子的胡锡涛先生，分析和纠正了孙光萱以上观点，并将余秋雨入围写作组的事迹，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外围，即在复旦大学宿舍那幢楼。“石一歌”的笔名产生在外围，也在那幢楼。“石一歌”确是“十一个”的谐音，但余秋雨不是十一个中的一个，外界把余秋雨当做“石一歌”，或看做“石一歌”的主力，纯属误会，瞎猜。“石一歌”产生时，余秋雨尚未报到。他入围后，曾参与讨论或修改“石一歌”写的文章，也没啥了不得。“石一歌”与“丁学雷”、“罗思鼎”是两个档次的笔名，外界不明真相，把三个笔名捆在一起，也多少有点误会。虽然“石一歌”后来也成了名牌，但究竟不是正宗老字号。

第二阶段是在内围，即当时上海写作组所在地康平路89号。进入内围的人，除了余秋雨，还有十来个从工厂抽上来的青年笔杆子，他们都是写作组作为‘苗子’来培养而使用的；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们的欣赏。其中，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上海《朝霞》发表。另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采用。

又是上天的恩赐，爱读书的余秋雨在蒋经国先生山间的这所读书室里，寻找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读不到的书，他感受到的是久违了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强烈而持续的，他惟恐突然被人夺去，他已习惯在这里静静地看书，连毛泽东去世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也是从两位过路村民嘴中得知的。

对于自己文革时期的行为被人批判，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进行了回应：

我知道“文革”十年间不管是早期的写作组还是后来的写作组系统都有过比较神气的岁月，但我都没有遇到。

徐企平老师、盛钟键老师等人曾经一再试图借取宏观世界的一丝须蔓，来拔救我的陷于大难的全家，也没有做到。我遇到的，恰恰是工总司拿着尚方宝剑刺在它喉口的那几个最可怜的月份，它却很不仁义地把我的躯体塞在剑刃边上。当剑头稍稍松开，我就走了。

关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写作或者说表现，我想李美皆先生在《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的一段话说得很到位：

不必感叹人性的不完善，人性永远是丑陋的，自己也不尽完美。也不必怨恨上天的不公平，这恰恰是公平的，这很符合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使人看到了某种类似于天道的东西。所谓天道，也许本来就是摆平人心的那种神秘的制衡力量吧？余秋雨现在稍微有点不舒服，那就对了，你已经舒服了那么久，让别人舒服一下也是应该的……《论语》中有一句话：君子不以一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余秋雨并非大恶，围绕余秋雨的纷扰应该结束了。虽然人和文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作家、学者，主要还是应该靠文章来站住脚的。而对于读者和批评者来说，重要的不是鸡，而是鸡蛋，离开他的文去谈论他的人对于大家有什么意义呢？青年批评家张闳说得好，纠缠于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只能抹杀“余秋雨批判”这一文化行动的真实意义。

是的，在那样一段浩劫的岁月里，人的意志几乎完全受到客观环境的箝制，其一言一行以今日之眼光审视必然有对有错，事过境迁再度挑起，并抓住紧紧不放，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