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初中老师：难忘的音乐与语文教师

余秋雨是一九五七年到上海晋元中学读书的，那年他刚满十一岁。这所中学与他在乡村读过的小学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典雅富丽，校园里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泉。他想，在这样的环境里上学一定会心情舒畅，他觉得很幸福，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读书，长大后在大城市里工作、生活。

余秋雨在乡间上学时没有音乐课。在他小小的心灵里，以为音乐不可能像语文、数学那样搬到讲台上来，没想他上中学的第一堂课就是音乐课，这让从小就喜欢音乐的余秋雨感到十分惊讶和欣喜。更让他惊讶和欣喜的是，教音乐的居然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老师。在余秋雨的想像中，音乐老师一定是浪漫的，可这位音乐老师却显得有些木讷呆板。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就张口领唱。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是那么漂亮而又深沉。让余秋雨感到有些不解的是，他上课时，教室的窗外经常有人头晃动。音乐老师看到了，便只顾埋头弹琴，高声领唱，什么话都不讲了。后来余秋雨知道，原来这位音乐老师刚划为右派，正在检讨。尽管是个右派老师，余秋雨还是喜欢上他的课，他觉得上音乐课既放松又养心。音乐像疲劳时沐浴到的一股股清泉，滋润着余秋雨的心灵。余秋雨后来能成为艺术大师，也离不开这位音乐老师带给他的启蒙教育。润物本无声，但音乐的滋润却是有声的，他盼望着音乐课，他觉得惟有音乐课能在娱乐中教他成长。只可惜他心目中美好的音乐课没上多久便取消了，音乐老师再也不会来了，音乐课改成到操场的角落里练习大合唱。余秋雨感到很沮丧，这种沮丧又不能表露出来。

美的东西在学校里渐渐消失，大理石喷水池停止喷水，喷水池旁边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起了炼钢炉。余秋雨开始天天和同学到街上拾破铜烂铁，评判学生优良的标准就是谁的破铜烂铁拾得多。

炼钢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要学生进工厂劳动，向工人阶级学习，那时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老师们将学工劳动当成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去办。可是，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不欢迎学生到工厂去劳动，因为他们年纪小，又没有技术，于是找出各种理由婉转拒绝。老师也就找出各种理由跟工厂的领导软磨硬缠，最后学工劳动基本上成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到余秋雨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几乎跑遍了学校周边的工厂。

虽然受到左倾思潮的压制，但老师还是不忘自己的职责。他们像抢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的上课时间抢在手里，向学生尽心尽力地传授知识。在余秋雨的印象中，老师们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批出色的老师没有因运动离开学校，他们忠实地坚守着教师这份崇高的职业，也使得余秋雨在劳动的间隙里仍然学到了不少知识。

余秋雨上初中一年级时，自修课的督课老师就是著名作家郑逸梅先生。余秋雨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常生出无限感慨：“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而影响余秋雨走上文学道路的是他的语文老师穆尼。在穆尼老师教余秋雨语文课的那段时间，余秋雨在全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这进一步提高了他写作的兴趣。余秋雨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记载了当时穆尼老师的一场公开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上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出这难的总是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那时余秋雨已十四五岁了，他和其他同学知道这些从旧社会走来的老师在心灵上遭受到的压抑，他们同时也知道，作为学生，他们对老师精神上的安慰是用金钱也换不来的。同学们约定，大年初一那天给全体任课老师拜年。他们没钱给老师买礼物，便买来白纸给老师做了贺年片。贺年片做得很美，很精致。他们送给穆尼老师的贺年片，被穆尼老师一直珍藏着。(www.xing528.com)

三十年后的大年前夕，余秋雨在电话里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原来是穆尼老师。余秋雨激动得猛地站了起来，他的手有些颤抖，声音不由提高了。穆尼老师在电话中有些抱歉地说，三十年前余秋雨和曹齐合作画的贺年片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了，希望他们合作再补画一张，作为老师晚年最珍贵的收藏。余秋雨欣然接受。他对穆尼老师说：“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部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俩才能超拔烦器，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余秋雨回忆说：“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十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画，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三十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穆尼老师家境贫寒，却酷爱藏书，他狭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类型的书。三十多年后，余秋雨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别赶到学校找到他，她告诉他，她是穆尼老师的女儿。父亲在临终前几次留话，要把他的藏书全部赠给余秋雨。余秋雨听后很震惊，也有些惭愧，毕业那么多年，他只去看望过穆尼老师一二次，穆尼老师却将他牢牢地记在心里，而且还要送他这么厚重的礼物。虽然余秋雨没有接受穆尼老师的赠书，但这件事情却给了他心灵的震憾。正如他所说，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多已无法弥补。

余秋雨对教过他的老师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回忆学生时代，他总是感到很温暖。作家邓刚说：“小说的本质含意就是回忆。”这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创作手段。作为一个学者兼作家，回忆对余秋雨而言则是对良心的回放，对生活的重新诠释。对老师的尊敬崇拜之情有时甚至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余秋雨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这样写道：

记得我那篇得奖作文是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挥而就的，好像是为了应付暑假作业吧，一写完就飞奔出去玩耍了。待到有一天惊奇万分地看到它刊登在报纸上，而且后面还印有口气堂皇的长篇评议，从审题、选材、详略取舍、辞章修养一一加以赞扬，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了。在一个极其隆重的授奖大会上，我看到一位风度不凡的大学教师坐在主席台上，据大会主席说，他是全上海这次作文比赛的总裁判，我暗想，我作文后的那篇评议大概也是他写的。他讲话了，音色浑厚，知识渊博，潇洒幽默，在全场一阵阵的畅笑声中把文章之道讲得那样清楚，我几乎全身心地被征服了。散会之后，我悄悄跟在他后面，他在给另外一些大人讲话，我很想听到一点什么，再看着他走路的姿势，怎么搓手，怎么迈腿。此后，我读书写作时常常会想起这位大学教师，揣想着如果他在我眼前，会叫我怎么读、怎么写，这种揣想常常是毫无根据的，因此我变得很苦恼。总之，这位根本不认识我的大学教师既向我展示了一种高度，一种风范，也取走了我的轻松和自在，我终于因他而告别了少年心态。

这位素不相识的大学教师给余秋雨文章所作的评语给了他莫大的鼓舞，也坚定了余秋雨长大后从事文艺创作工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