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因素及对策

五、影响灾后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因素

（一）灾难经验

地震的信息会在各种媒体中时常出现，即便对于没有经历过地震的人而言，在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其对地震也会有许多了解。然而人们对地震留下深刻记忆的通常是满目断壁残垣的悲惨画面或者是伤亡巨大的印象，至于地震发生时如何应对，多数人的记忆是模糊的，甚至是空白的。造成此种原因一方面是媒体的报道目标设定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心理学上称为“闪光灯效应”所致的，即引入震撼的事件容易使人留下深刻记忆的现象（朱宝荣，2004）。加之老年人记忆成分发展变化的特点，如机械记忆的减退等，老年人对于灾难报道信息的遗忘比率增加，更容易忘记相对枯燥的灾难应对方法方面的知识。

面对地震时，没有地震经历的老年人心理大部被恐惧占据，由于缺乏应对知识，他们应对方式是自发的、本能的；而有地震经历的老年人，尽管也是恐惧、害怕，逃生的本能占据主导，但在逃生的同时能够更多关注周围的相关信息，选择较为恰当的逃生方式。如一位汉中老人在回答地震发生时心情时说的，“无所谓，我们这里1976年发生过大地震，经历过一次（QN1）”；而与此相反，同样的问题另一位老人却是如下回答的：“地震当时由于以前没见过这种事，比较害怕。当时2点多，一下子房子就摇起来，刚开始没有觉察到，最后才反应过来，人都往外跑。”后来，这位老人在向外跑时失去平衡摔断了手臂（QN2）。这种摔伤是必然的吗？在地震发生时的应对部分中，我们提及了一位成功逃离出来的65岁退休老人，他是待地震摇稳后再逃出来的，他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摇的过程当中，我心里就想至少是七级以上，当时我的想法。那样剧烈的摇晃，站都站不稳，根本就没办法走，一走就会摔倒。”该老人的从容正是来源于地震的经历，“我跟你说，对于地震呢，我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以前就是甘孜州那边发生地震，抗震救灾我是去过的。……所以一震我就知道是地震，我（当时）就望着房子，有砖木结构的房子就很稳当，我那个房子就是砖木结构的，我主要是盯着上面，瓦不要掉下来打着自己。……因为房子是砖木结构的，门是木头的，木材的门一摇就会抵（挤）紧了（类似于压紧了），移位了，你就开不开门（打不开门）。所以你起码（至少）要等晃过了才能开门（JD1）”。可见地震相关应对经历是老年人地震发生时能否有效应对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灾难经历对于老年人在地震一刹那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意义，若老年人很好掌握相关的灾难逃生的知识，对于地震中的逃生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我去过，去做保卫工作。我（当时）想过一个问题，我们这儿又不属于地震带，怎么震得那么凶（厉害）呢？当时我是在一个小空间里面，这方面的知识我有啊，惊了以后不要慌，找个空间小一点的地方。我就到一个洗衣机旁边去，当时房子上的砖头全部脱落，厨房里的碗也全部打碎了，相当凶，我心里马上就晓得是地震！我想起专家说的，大地震来临以后一定要保持冷静，马上也回想起当年专家讲的话。但是我带的娃儿才是大事情，可能过了一分钟左右，她（老伴）开始去开门，开不开（打不开），就找棒棒（木棍）来把防盗门打烂，我当时都蹲到地上去了，旁边是一个冰箱。她（老伴）以为我吓着了，其实不是吓着了，万一东西下来打到了呢！（JD4）”这个例子也提示我们对于灾难应对的老年教育是极其必要的。所谓经验也即是一种行为倾向的改变，它与学习的本质是一致的。当前社会中，对于灾难应对的宣传、练习还是多发生在强势组织体系内，如单位、学校等，而老年人则在这个组织体系之外，缺乏获取相关知识、演练相关技能的机会。地震发生时躲在桌子等物体下面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但一位灾区的老年人似乎并不了解这些，而仍耿耿于怀，“人家街下面的一个女孩子跑掉了，当时老师叫她蹲下蹲下，她就听话马上蹲下，那学校一下子就垮下来！那个女孩子急忙跑到了学校门口，吓在那里蹲着，她们一个班，我就问她：‘夏××（人名），蔡××（孙女）呢？’她说：‘老师让她蹲下，你去找嘛。’我去找什么呢？找？！她（孙女）已经被打到了路上了！打在那里摆起的！（孙女已经被砸死了，尸体躺在路上。）（YJ1）”这是发生在聚源中学的一个悲痛的故事，其中老年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老师应对的不认可也折射出老年人缺乏相关的知识。

（二）身体机能状况

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感觉机能和运动机能都会下降，导致他们对突发灾难的反应能力和逃离危险区域的能力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此社会和老年人需要采取一系列适合其感觉运动机能的灾难应对方式，如为限制余震所带来的伤害，缩短老年人在尚存风险的建筑物内的停留时间，设定地震发生的警示物和确定紧急避难方案等。

随着地震逐渐平息，大众估计余震的发生可能性和破坏力有限，许多人会选择回到各方面条件更为舒适的家里居住。但对于老年人和孩子，尤其是身体状况不很好的老年人，为了能在余震中及时逃生，老年人及其家人都会选择让老年人尽量长时间地待在较为安全的抗震棚中。

“他们（老人的子女）住在五楼，他们现在也不让我去，怕再发生地震，我来不及逃，就让我一天待在帐篷里，到了吃饭的时间就赶紧回去做点饭吃，吃完以后又赶紧回帐篷。我们现在全略阳县的老头老太太基本上是多在外而少在家，害怕一旦发生余震来不及逃。这里的房子比较密集，所以不敢太待在家里（YL3）。”

上述原因解释了在地震影响较小的地方，我们在帐篷区看到老年人居住较多的现象。在地震破坏严重的地区，虽然这种现象不那么明显，但老年人的此种适应方式还是同样存在的。只不过在地震严重的地区，由于面对余震大家均不敢掉以轻心，因此举家住进帐篷的情况为多，也就不会出现主要是老年人在帐篷居住的现象。在一个帐篷区，由于一些居民已经住进了板房，另一些居民因为认为余震问题不大也搬回家居住了，因此场地空出了不少。然后，我们就看到有老年人正在把自己的帐篷移向他人空出来的区域，以使自己帐篷的周边环境更好一些、使用交通和服务设施更方便一些。可见在接下来不短的一段日子里，老年人还将选择继续居住在帐篷中。

为了弥补自身感觉和运动机能衰退的影响，老人们会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来应对。头晕是不少老年人提及的震后身体不适。与此同时，头晕所伴随的视觉图像摇晃、天旋地转的感受又是地震发生时的典型体验。那头晕究竟是因为身体不适还是因为有余震发生呢？一位没有和儿女一起住的老年人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分辨方法：因为帐篷是邻居家的，虽然“也一起住，但是比较麻烦”。所以在没有地震的时候老人就“睡在自己家里”，由于“老头子上夜班，也没有多长时间在家里休息。在家睡着，知道（地震）了就跑出来，不知道就算了。我就放一个瓶子在那里，要是动静比较大，瓶子就会倒，我就会醒过来；要是动静小，那就没关系（YM4）”。通过设定一个警示性物品，如瓶子，它倒下或从桌上掉落对老年人是一种提示，使老年人通过警示物的明显位移或形态变化，以及相关声响从而判断地震是否发生以及大致的强度。

即便知道地震发生，老年人可能也来不及跑出房子，选择躲避在生存希望高的地方就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整晚上都会担心，就感觉到害怕，我是租别人的房子，晚上其他人都跑了，就我一个人在。到现在我还是一个人。人家年轻还能跑，我要是去跑，腿摔断了怎么办？没有办法，我就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然后孩子让我赶快蹲在厕所里，就把那根铁管抱在怀里。一地震我就跑到厕所里。我女儿给我买了几瓶矿泉水，说如果被埋在里面，就让我喝水，到现在我的厕所里还有几瓶矿泉水（YL2）。”

相对机体功能的衰退给老年人灾后适应带来的变化而言，老年的伤病在影响老年人外在适应的同时，更为严重的影响老年人的内心。老年人担心自己的伤病给家人增加负担、添麻烦，担心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对自己的态度不好，嫌弃自己，因此精神负担重，心情焦虑、抑郁，甚至拒绝治疗。尤其是那些活动受障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则更容易出现上述情况（刘艳、于秀、金丽，2008）。

（三）家庭中的角色

中国传统文化中，长辈是家庭中被尊敬的人，也是家庭其他成员寻求精神支持的人。成年的子女可以在年迈的父母面前像个小孩子似的哭泣，而父母如此这样就被视做一件奇怪的事情。因此老年人在家庭中可以表达自己恐惧、悲伤的人并不多。老年人较年轻人更少表达痛苦的原因，不少出自于此。在访谈中一些老年人比较容易甚至是孩子般的表达悲伤，让我们意识到家庭中老年人扮演的角色对于老年人的表达习惯和应对方式会有重要的影响。妻子或丈夫的角色和父母角色的不同使老年人在悲伤表达方式上差异巨大。少年夫妻老来伴，灾难发生后，老伴此时成为内心痛苦的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并且这是子女、朋友无法代替的。通过倾诉使得老年人内心的焦虑、恐惧和悲伤得以逐步释放，不让老年人孤独地承这心理的重压。所以我们反思丧偶的老年人在灾难前坚强的表现，其内在也有他们缺乏表达自己的通道和不善于表达的问题。有的丧偶老年人即便是哭泣也常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悲伤，如“我的（死去的）孙女是个好孩子呀（YJ1）”，是指向他人的悲伤。反之，对于有老伴可以倾诉的老年人，表达自我的悲伤似乎门槛更低一些，如一位老奶奶在谈及认为板房分配不周的问题时，泪水夺眶而出，表达着她的委屈。后又觉得在外人面前为此流泪有些尴尬，老人退到里屋由老伴和我们继续交谈，稍稍平静后老人再出来和我们继续交谈（JD8）。在对灾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羌族老年人的调查中亦发现已婚的老年人比其他婚姻状况的老年人获得了更多的客观支持（王绪梅等，2009）。在灾后板房集中安置点中，我们还看到一对刚刚搬进板房的老夫妇，老奶奶正行动迟缓地架着竹竿准备晒衣服，而老爷爷有些感冒，泡了一杯茶放在凳子上，一边慢慢收拾房间里大大小小的包袱。他们的节奏慢得有些悠然——不担心竹竿架不好，也不着急满屋凌乱的包袱，彼此成为对方的参照和依靠，地震的伤痛化作日常平静的生活，访谈结束时还建议我们可以去找邻居一位摔坏腿的老奶奶，可见心态之悠然（JD4）。妻子或丈夫的角色比长辈的角色更有助于老年人表达地震带来的伤痛原因在于社会文化加载长辈角色的种种期望，如何应对此种限制将有利于老年人更快地缓解和度过灾难所带来的内心痛苦。

长辈的角色期望让老年人在悲伤表达方面有种种限制，但这不只是来自外界、社会的期望，而且来自老年人内在的自我角色期望，以及做父母的本能，使得老年人在与晚辈的生活互动过程中扮演的更多是给予和付出的角色，在对晚辈的要求上采取了最低需求原则。俗话说“只见眼泪往下流”，怕给子女添麻烦、增加负担的最低需求原则也就使原本需得到子女们更多照顾的他们对于生活呈现出很低的期望。老年人的生活愿景似乎仅是保持其固有生活状态而已，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与老年人去社会化加剧的共同作用，这种愿景就越显得简单了：“生活嘛，当然是更简单了（哈哈大笑）。你想啊，一是地震，二是我手摔断了，生活就简单一些。别人让我们去找政府，我们想大家都一样，算了，我们就自己慢慢来（QN2）。”“我只希望能把我这房子的问题解决。别人都在修房子，只要我的房子能住，我就一切不担心了（QN4）。”“（希望）住房问题解决一下，我又没有收入，又没有房子住，每月还要给人家交房租。生活嘛，吃得好也是过，吃得差也是过（YL1）。”“生活这方面来说，人老了就没有什么讲究，凑合着过就行了（YM2）。”“我也不想那些，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JD7）。”“经济条件差点，我们就过得差点，经济条件好一点就过得好一点。感觉自己还能过，只要我们有两顿粗茶淡饭，我们就不会去找麻烦，也不去增加人家的负担（QN2）。”老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平静安定的生活。

（四）经济来源

由于老年人在与子女的互动中采取了自我需求最低原则，所以老年人对于生活的“自给自足”也就格外看重了。“地震前，对自己的生活挺满意的，生活不靠谁，心情也挺愉快的（YM3）。”对于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老年人，他们对于未来的生活有着稳定的预期，对于灾后的生活担心也就相对低一些。“地震前我身体就一直不好。我老头子都九十多了。地震前我对我的生活挺满意的，反正国家会给退休金。……（地震后）只要单位有就有保障。我现在是统筹的，（在）家里照顾着（QN3）。”而对于没有足够养老金，日常生活需要靠子女接济或者目前还是靠自己劳作补贴家用的老年人，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心就要严重得多，希望获得稳定预期收入的愿望也很强烈。“低保我也没有，……我一个人生活，老头死了，人家给了一百多块钱。我老头在镇巴县医院工作，他是个大夫（低头哭泣），人老了，确实比较苦，……儿子生活条件好一些，会给点。老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他在钢铁厂工作，拿固定工资。三儿子上了西北工业大学，每月要花六七百，还吃不饱，也没给过一分钱，现在就主要靠这个女儿。……这人上了年纪，相当伤脑筋啊（低头哭泣）（YL2）。”“我们这些老人的待遇问题能够解决一下，像那部分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人，哪怕能给我们两三百块钱的生活费，像我们这些年老体弱的心理就能够稳定一些，心理能够平衡一下（QN2）。”

老年是人生发展的最后阶段，老年群体在共性突出的同时，个体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这就造成了老年人遭受灾难创伤的易感程度各自不同，也导致了会有更多因素影响老年人的灾后适应。因此除了上述影响老年人灾后适应的因素外，还必然会有很多因素影响老年人的适应，这其中既包括老年人的性格特点、教育程度等，也包括环境的因素，如灾害的严重程度，社会的支持程度等。

人生阅历丰富、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以及生活的期望多寄托在子女身上等，使老年人更容易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现实的恢复自救活动中，成为老年人顺利度过灾后重建阶段的有利因素。老年人的去社会化过程，如知识经验陈旧与社会疏离、人际关系范围缩小，加之身体机能的变化给老年人的灾后适应，如环境的适应，带来明显的阻碍。在突发灾难后的自救恢复中，社会和他人对老年人的帮助首先要突出主动的特点。这是与老年人的自我角色定位和期望外化等前面提及的去社会化因素所共同导致的内敛的适应方式相对应的。在具体救援过程中需要以日常生活的恢复为目标，通过提升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的满意度，增加应对灾难创伤的信心。此外，是否有退休金所造成老年人心态的差异，提示给予未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可以帮助老年人降低焦虑不安心理，是增强老年人应对灾难信心同样重要的一环。

附：本章涉及个案情况简介。(www.xing528.com)

QN1男，69岁，曾经当过汽车兵。目前和儿子、儿媳及小女儿住在一起。震前有心脏病，自述身体不好，曾在医院住院治疗。访谈时还住在抗震帐篷中。地震时家里人都平安。

QN2女，66岁，破产企业退休职工。老伴是铁路局退休职工，其退休金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因为余震的原因，暂时回到抗震棚居住。一直是和儿女生活在一起，震前主要是带孙女。身体不太好。地震时手臂摔断了。

QN3女，82岁，企业退休职工，老伴健在。地震没有给老人造成直接的伤害和大的物资损失。地震后去外地的子女家居住了近一个月。

QN4女，60岁，农民。没种地后，出来给儿女们带孩子。身体一般，有慢性疾病。家人在地震中都平安，但家里的房子受损严重，墙体出现了很大裂缝。

YL1女，61岁，农民。老伴很早就过世了，目前固定的收入是国家低保。有冠心病，但身体总体比较好。租别人的房子住。地震中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YL2女，75岁，老伴去世了。以前靠做针线活谋生，目前主要是给儿女们带孩子。租别人的房子住。身体无大的疾病。地震的直接损失不大。

YL3女，63岁，目前做些小生意。老伴去世了，儿女都在同一个城市。腿有关节炎，还有骨质增生等疾病。地震时房子开裂了，但问题不大。

YM1女，83岁。目前和侄子住在一起，靠养鱼为生，经济条件较好。身体较好。地震造成了两万多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YM2男，73岁，在家务农。身体不是很好，有小毛病，药没离过。地震时家里的房子受损严重，被定为危房。

YM3男，71岁，农民，老伴健在。震前身体还好，地震后有头晕的情况。地震造成的直接损失很小。

YM4女，61岁，农民，和老伴一起住。身体还行。地震没有给老人造成大的损失。

YM5男，71岁，在家务农，过去是修鞋的。和老伴住在一起。地震时家里的房屋开裂了。

JD1男，65岁，林业运输公司退休职工，曾在西藏当过汽车兵。老伴健在。目前住在安置点的板房中。家里无人员死亡。主要是财产损失，家里的家具等在地震中被打烂了。

JD4男，70岁，阿坝林业局退休职工。老伴没有退休金，退休后和老伴一起给别人带孩子补贴家用。子女不在同座城市。地震后第二天，子女来接，步行两小时后搭车离开地震破坏严重的地区。不久前回来，目前住在安置点的抗震板房中。老人身体状况不太好，有几十年的神经衰弱，行动迟缓。地震中家里的财产受了损失。

YJ1女，75岁，老伴去世了。年轻时在运输队做搬运工，没有退休金，靠与儿媳妇一起做小生意维持生计。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腿部有残疾。一个孙女在地震中因学校教学楼垮塌被压死，家里的房子也垮了。目前和三儿子一家住在安置点的一间板房里。其他儿子也住在同一个安置点。

EX1女，72岁，退休职工。身体情况一般。地震中，儿媳妇被垮塌的教学楼压死了，家中财产损失很大。访谈时住在安置点的板房中。

EX2女，57岁。砖厂大集体退休工人，有退休工资。身体无大疾病。家中的房子全垮了，孙女在幼儿园被砸死了。

JD6男，72岁，造纸厂退休工人。自己眼睛不太好，老伴震前有腰伤的毛病。家中有一个在映秀的女儿受伤严重。因为没有地方住，地震后去乡下住了。访谈时刚刚搬进安置点的板房中。

JD7女，71岁，没有退休金，靠社保生活。老伴不能适应地震后的生活，被孩子接到外地住了。目前和子女们住在安置点的板房中。地震中老人的一只胳膊摔伤了，家中一面墙垮了，财产损失严重。

JD8男，75岁，与老伴都是企业退休工人。震前身体有痛风的疾病。地震时，房子垮了，家里人因为在外面耍，所以还都平安。访谈时已经住进安置点的板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