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社会适应现状与对策：突破老龄化问题

四、自我调控策略与老年人社会适应

人在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总得遇到各式各样需要处理的问题，尤其是面对外界或内部的需求以及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所带来的压力、挫折，能否采取恰当的处理策略对社会适应至关重要。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类自我担负着处理个体与社会环境关系问题的职责（Hann，1977；Loevinger，1976），其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不外乎是对自身或外在环境进行调节、控制（Heckhausen ＆ Schulz，1995；Rothbaum等，1982）。因而，在此将这方面的处理策略统称作自我调控策略。

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提出的自我防御机制为心理学关于自我调控策略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后续的许多相关理论都是在对其的引申或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把自我看作是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调节结构，受现实原则的支配。它的基本职责是依据现实情况，从事适宜的活动以满足本我的欲求与超我的约束。它具有保护自身的功能，表现为：（1）当外界事件引起心理紧张时，自我就通过积累经验、回避过强的刺激、应付适度的刺激，并以适当的活动改善环境从而缓解内心的紧张；（2）当内部欲求引起心理紧张时，自我就通过控制、选择、延迟或完全压抑满足来消减内心的紧张。在他看来，防御机制是自我在用正常和客观的方式对缓解紧张或消除焦虑不能生效时所采取的非客观的、病态的措施，它们是潜意识的，个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运用它们（转引自赫根汉，1986；陈勃，1999）。

老年人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也会不知不觉地运用自我防御机制来处理个人的焦虑、冲动和挫折。譬如，否认是一种将那些会引起焦虑的事实驱逐出意识中（拒绝承认其存在）的防御机制，常被老年人经常使用，比方说，通过否认即将到来的死亡，拒绝承认不断衰老或身心状况不断下降的事实，以处理随老化而来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倒退是一种在面临紧张或不满的情境时，通过退回到生命早期不成熟的行为来博取别人的同情和关怀的防御机制，有一些老年人就常表现出“婴儿化”，将自己扮演成被动和依赖的角色，以让他人（特别是其成年子女）能更多地满足其生理和情感的需要；理智化是一种理智地用抽象的想法去除意识中的情感成分以避免焦虑的防御机制，步入老年的人会频繁地使用，比方说，面对配偶亡故，老年人用“生死是自然规律”这样的抽象道理来摆脱悲痛的心情。

由于弗洛伊德看重本我的地位，将自我视作为本我需求适当获得实际满足而发展起来的结构，且把自我的功能过分限于缓解紧张或消除焦虑这一颇具防御性意味的方面，故而引发了人们的诸多争议。一些研究者（如，Hann，1977；Peterson，1992）赋予自我更多的积极特征，认为它不单单对本我的要求作出反应，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单单是防御性的，而且还涵盖了个体的正常适应功能，担负了促进健康、成长和发挥创造性的职责。他们干脆反对单纯使用“防御”（defense）这个含有消极意义的词汇，并提出“应对”（coping）这个概念作为补充。借鉴Hann（1977）的观点，应对和防御在此被看成是自我的两个基本过程或功能，也是根据其主动性、积极性和理性的程度所划分的两大自我调控策略。应对是可自主选择的、灵活的、指向未来并考虑当前需要的、正视现实的、合乎逻辑的、允许且帮助情感适当表达的过程；防御则是被迫的、刻板的、受过去驱使的、歪曲现实的、不合逻辑的、不通过直接处理所遇问题而只借助虚假手段使焦虑缓解的过程。概括起来，应对具有现实性和理性的特征，是一个不断向现实开放的系统；而防御具有非现实性和非理性的特征，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的应对与防御过程并非总是截然分开的。往往在使用应对策略的同时防御策略也混杂其中，或者在采用防御方式的同时对应对方式也有所选择。从总体上看，应对策略是积极老龄化所提倡的个体策略，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维持与增进起到主要的作用，而防御策略虽然也可能对老年人适应社会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其效果是短暂的、局部的，甚或是负面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心理学研究者对自我调控策略的研究逐渐摆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思路，即从自我与本我、超我的关系，或着重从潜意识中去提取策略，而是开始从个体与情境的关系、个体所面临的适应任务的特点，以及通过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式来对策略进行归结与分类。由于理论观点不一，已有文献中存在多种策略分类方法。例如：Lazarus和Folkman（1984）将人们处理应激事件的策略分为：（1）问题关注策略：个体集中于直接解决引起紧张状态的问题，如为解决贫困带来的压力，老年人通过想办法多赚钱和减少开销来达到目的；（2）情绪关注策略：个体集中于控制和减轻伴随紧张事件产生的负性情绪，如为解决子女赴外地工作带来的孤寂，老年人通过采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认为子女有出息，可减轻自己经济上的负担等）会使心情好受一些。与之相类似，Holahan和Moos（1987）将策略分为积极策略与回避策略两大类，前者直接关注压力源，包括积极认知策略（如，努力去看积极的一面，考虑处理问题的几种选择等）和积极行动策略（如，订一个行动计划然后去执行，努力寻找更多的相关信息等）；后者关注体验到紧张时的情感反应（如，通过抽烟、喝酒来缓解紧张，避免和他人待在一起等）。Cornelius和Caspi（1987）对以上内容进行综合，将策略分为四种类型：（1）问题关注策略：采取由自我推动（self-initiated）直接针对问题及其后果的外显行动去处理问题；（2）认知分析策略：通过逻辑分析或从不同角度解释情境等认知上的努力，调整对情境的评价，从而使问题得到解决或理解；（3）被动—依赖策略：力图从情境中退出，缺少自我推动的改变情境的行为，或表现为依赖他人去解决问题；（4）回避—否认策略：通过认知上的回避，否认问题的存在或个人的责任，或者选择性地注意某些事情而非问题本身，从而改变情境的意义；通过压抑个人的情感来控制自己对情境的情感反应。此外，Berg等（1998）将策略分为五类：（1）认知自我调整；（2）行为自我调整；（3）对他人调整或吸纳（比如对他人的行为或情感造成影响）；（4）调整物理环境；（5）其他（不能明确归为上述四类或没有策略）。(www.xing528.com)

一级控制（primary control）和二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是近年来生命全程发展领域中备受关注的自我调控策略维度（Heckhausen ＆ Schulz，1995；王大华等，2002）。这两个维度说明的是个体在处理关系到社会适应的问题时，行为是偏重于指向自我还是指向外界，或者其是偏重于采取改变内部认知的方式还是改变外显行动的方式（Heckhausen ＆ Schulz，1995）。Rothbaum等（1982）提出的一级控制和二级控制学说，从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理论高度出发，概括性地区分了个体社会适应行为的主要取向。所谓一级控制是指在问题处理中个体通过外显行为改变外界环境以适合自身的需要或愿望；二级控制是指在问题处理中个体通过内部心理过程改变自我以便更好地和环境保持一致。人在生命全程发展中的社会适应体现为个体与环境不断互动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级控制与二级控制在个体身上不断互换的过程。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策略运用上表现出一定的特点。只是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分歧。Folkman和Lazarus（1988）的研究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年人更多地选择情绪关注策略，而青年人更多地采用问题关注策略。老年人还倾向于在应对策略上不愿寻求社会支持，使得他们在适应中不能很好调动充分的应对资源。Berg等（1998）的研究得出了与上述发现很不一致的结果，即老年人比青年人或中年人更少运用认知调整策略，而更多运用指向问题的自我行动策略。Diehl等（1996）研究表明，年龄越大的成人越少使用冲动性策略，表现为更多地运用内部认知和克制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情绪反应，而年轻的成人则更多地采用攻击性的策略或者投射、合理化等不成熟的应对方式。McCrae（1989）研究认为，成人期应对策略最明显的年龄差异表现为年龄越大的个体越少使用人际攻击的策略，如结果显示年龄与作出敌意反应（hostile reaction）的程度之间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Feifel和Strack（1989）比较了中年人与老年人的策略特点，发现老年人比中年人更少采用回避策略，而在指向问题的应对和放弃两项上老年人与中年人的差异不显著。

关于控制的发展模式，Schulz和Heckhausen（1996）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他们归纳和阐释了一级控制与二级控制随年龄增长而呈现的总体变化趋势：一级控制的发展轨迹是一条倒“U”形曲线，从青年至中年不断升高，而从中年至老年不断下降；二级控制的发展轨迹则是从青年至老年不断升高。当然，也有个别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如Peng（1993）并未发现从18岁至84岁人的一级控制倾向会发生显著变化，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美国人比华人更多倾向于一级控制，而华人比美国人更多倾向于二级控制。陈勃等（2001）的研究也说明中国的成人，从青年至老年均更多偏向于二级控制，只是年轻人运用一级控制比老年人略多一些而已。

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看，老年人使用上述的哪项策略会更有效？研究者对此并无一致的结论（伯格，2000）。一般来说，采用问题关注或积极行动策略是最稳定、最彻底的解决适应问题的策略。然而，现实中必须看到，很多时候老年人由于个人资源（如，身心健康状况）和社会资源（如，身边无他人帮忙）的限制，或在某种情境下（如，遭受手握凶器的歹徒劫持），有些问题根本无法用行动去解决，往往采取情绪关注的策略可能更为有效。因此，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关键是要能及时判定什么情境或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多种策略的灵活运用才是最适宜的选择。从控制的观点来说，采用一级控制与二级控制都可能适应良好或适应不良，但相对来说一级控制具有普适性的优势，因为只有一级控制才是从根本上消除所面临问题的积极方式。对个体适应而言，一级控制的功能大于二级控制。因为一级控制指向外部，可以使个体通过改变环境的切实行为满足自己的特定需要或优化自身的发展潜能，故而也是个体最希望维持和增进的策略取向（Heckhausen ＆ Schulz，1995）。然而，在个体受到威胁或能力、资源有限时，很多问题确实无法用改变环境的外显方式去解决，二级控制由此也是非常重要的适应性选择。在成人期，尤其是成人中后期，个体随年龄增长而可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更多地经受生理、心理或社会功能的衰退，且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不可控的生活事件，乃至造成使用一级控制的可能性趋于下降。可是，个体并非简单放弃对外界的控制，而是通过顺应现实、重组目标、降低期望值等二级控制方式来补偿资源的丧失或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因此，二级控制对年长的成人个体（特别是老年人）具有日益重要的适应意义。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老年人良好适应的过程就是选择最优的适应方式（控制策略）的过程，而所谓的最优方式就是老年人通过审时度势、量力而为，在一级控制与二级控制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

以自我调控策略方面的理论为基础，一些研究者（如，Wrosch ＆ Schulz，2008；Ouwehand等，2007）还专门对控制策略与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关系进行了具体探讨。例如，Wrosch和Schulz（2008）的研究认为，采取积极的针对健康的控制策略（Health Engagement Control Strategies）有助于老年人适应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抵抗疾病或减少疾病的危害程度。这些积极的控制策略包括当健康状况下降时尽更大努力或投入更大精力去改善健康状况、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改善充满信心，以及在健康状况下降时寻求专家的帮助或信息支持，等等。Ouwehand等（2007）则认为对年老的适应，不能仅在问题出现时才采取调控策略，而同样重要的是要学会主动运用前摄性应对（proactive coping）策略。所谓前摄性应对策略就是个体为阻止潜能下降和其他紧张性事件发生所采取的种种努力。人在进入老年或即将进入老年时，就必须预见到年老会对个体带来种种不利的变化（如，健康状况和一些身心功能下降），并率先做出准备和调整（如，改变不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学会适应老年人的健身方法）。并且，实证研究也证明，运用了前摄性应对策略的老年人患病的可能性更低，对老年生活的适应也更好（Ouwehand等，2007）。这也提示人们要适应好老年期的社会生活，除了要有灵活、成熟的斗争策略外，还要有未雨绸缪的预防策略。斗争策略是指当紧张事件或问题出现之后采取的策略，而预防策略是指在紧张事件或问题出现之前采取的策略（Matheny等，1986）。在问题或紧张事件出现之前，老年人或即将进入老年的中年人，应调整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期望水平，强化自我的意志，扩展社会支持等应对资源以便防止或更好地适应老年期可能出现的种种变故；在问题或紧张事件出现之际，老年人应通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或集中资源、调整认知、控制情绪等多种手段来适应所面临的社会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