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问题：老年人社会适应现状与对策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在规模巨大、发展迅猛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关于老年人及老年人口问题的研究不断被催生出来。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所长约瑟夫·特鲁伊斯（Joseph Troisi，2008）便说过：“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通常，21世纪的前25年被称作‘人口老龄化时代’。世界老年人口正以每个月100万的速度递增。”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则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社会老龄化阶段。《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显示（《人民日报》，2001年3月29日），60岁以上的人口约有1.26亿，占总人口的10.41%，65岁以上的人口约有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人口与65岁以上人口的差值达到0.38亿左右，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差值达到3.45%左右，这标志着我国在世纪更替前后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进入21世纪以后，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到2007年底，中国总人口达到13.21亿人，2000年为12.67亿人，7年间增加了5386万人，年平均增加769万人，年平均增长0.6%。2007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06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8.1%；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5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1.6%，比2000年多2400万人，年平均增加343万人，年平均增长2.6%。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总人口平均增长速度（杜鹏，2008）。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的同时，人口高龄化也在进一步加速。2007年，我国8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1500万人，而全国百岁老人已近3万（杜鹏，2008）。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我国城乡社会普遍开始出现老年人留守化和空巢化趋势。

在上述大背景下，与老年人口问题相关联的一些概念，如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化问题、老龄化问题、老龄问题、老年人问题与老年问题等，散见于大量的研究文献中。一些研究者还专门对其中某些概念（特别是“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老龄化问题”）做了厘定，并强调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结构问题）与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规模问题）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姜向群和丁志宏，2005；穆光宗，1997）。诚然，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规模扩大都只是人口现象，并不等于问题，像所谓“人口老龄化问题”指的是人口老龄化现象或事实给社会诸方面所带来的问题，而人口老龄化本身并非问题。无论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人口老龄化）还是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问题，都与老年人口的数量有关（前者是老年人口的相对数量，后者是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为简明起见，本书中的老年人口问题指的是老年人口给社会诸方面所带来的问题，并且本书中的老年人口不仅包括老年人口的数量，还包括老年人口的质量。

已有关于老年人口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或老年人口规模扩大所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老年人口的数量（相对数量或绝对数量）所带来的问题。而该类数量的核心乃至唯一的指标是实足年龄或日历年龄（chronological age），即根据估算日期减去出生年月日所得到的年龄。60岁或65岁最常被作为老年人口数量统计的年龄起点，其中使用60岁为标准的情况在目前占了大多数（姜向群和丁志宏，2005）。针对老年人口数量变化所做的研究一般存在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老年人口问题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函数。通常情况下这种函数关系为正比例关系，即老年人口相对或绝对数量越大，则所带来的问题也越大。将这种函数关系引申到现实中，很容易导致有失偏颇的结论。譬如，101个60岁以上老人给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要大于100个60岁以上的老人给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但是倘若多出来的1个老人是一位富翁，则其可能不仅不要社会的经济援助，而且还会给他人提供经济援助。如此便出现101个老人给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要小于100个老人给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事实上，在很多情形下，老年人口数量与老年人口问题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明晰的线性关系。同样数量的不同群组的老年人会带来不同的问题，或者所带来的相同问题的程度也很不一样。举一个极端的例子：100个具有教授职称的老年人与100个文盲或半文盲的老年人，100个身体健康无严重疾病且经济富足的老年人与100个有严重身体疾病且经济贫困的老年人，彼此之间所带来的问题在内容上可能迥然不同，或者即使内容上相同的问题在程度上也可能大相径庭。

老年人口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或带来多大的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或绝对数量的大小，还取决于老年人口是由什么样特征或特质的个体组成，即老年人口的质量。大量研究表明，老年人口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最重要的特点是显著的个体差异（许淑莲和申继亮，2006）。老年人与老年人之间在能力、素质或人格方面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中年人与中年人之间、青年人与青年人之间以及少年儿童与少年儿童之间在相应方面的差异。譬如，从总体上看，两个年龄为60岁的个体在能力、素质、人格上的差异程度要大于两个年龄为50岁、40岁、30岁或更小年龄个体在智力、素质、人格上的差异程度。这是因为老年人比其他年龄个体有更长的人生经历以及遭受更复杂、更多样的环境影响及身心变化，因此老年个体之间要比其他年龄个体之间更容易产生不同的特征或特质。换言之，由100个老年人构成的群体，其成员之间的异质程度要大于由100个其他年龄段个体构成的群体。以此再作进一步的引申：假设有两个分别由100个老年人构成的群体，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或异质程度也要大于两个分别由100个其他年龄段个体构成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或异质程度。然而，以数量来评估老年人口问题的研究却忽视了老年人口或老年群体之间显著的异质性，乃至容易对老年人口问题的真实状况做出误差过大的判断。

以数量来估计老年人口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是实足年龄划一化，即笼统地把实足年龄达到多少（如，是否达到60岁）或位于什么年龄区间（如，60～74岁）的个体视为相同特质者。事实上，同样是年龄达到60岁的人，既可能比一个年龄为40～50岁的人给社会带来的负担小，也可能比一个年龄为70～80岁的人给社会带来的负担大。老年人的实足年龄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等非一致性的观点已有多方面的研究证实（如，夏埃和威里斯，2003）。(www.xing528.com)

关于老年人质的差异或质的特点方面的研究，在心理学、医学等领域已经有许多的成果。尽管有的研究者意识到在探讨老年人口问题时应借鉴多学科的成果，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真正能够有效借鉴的情况微乎其微。绝大部分研究在评估老年人口问题时均只依据老年人口的数量指标。由此导致，老年人口问题研究出现较严重的量质分离现象。在目前，老年人口问题研究由于过于重量轻质，而处在一个难以继续深化与提升的境地。只要一提及老年人口问题，涉及的便主要是社会保障问题、抚养比变化问题、医疗保健问题、社会服务问题或老年人给社会经济诸方面所带来的压力等问题，所提出的相应对策也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区服务、养老模式以及政策法规等相对粗略的外在途径。虽然这些研究对认识与应对老年人口问题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若不适当地考虑老年人口问题中的质的因素，则对问题的认识往往不够准确、细腻与深刻，所提出的对策也往往不够具体、周全与切实。

再有，有关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对策问题，国际上也在理念及策略等方面出现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即产生从“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向“积极老龄化”的演变。这种演变也可看作是对策研究的国际背景。

早在1961年，哈维格斯特（R.J.Havighurst）便较为系统地阐释了“成功老龄化”的思想。他认为“成功老龄化”揭示的是个人在个体和社会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满意感和幸福感的条件，以及社会在不同群体间（老年、中年和青年，男性和女性等）保持满意度平衡的条件。他剖析了两种成功老龄化的理论，一种是活跃理论（activity theory），即主张成功老龄化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持中年时的活动与态度，保持与社会的接触；另一种是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即主张成功老龄化意味着接受与社会生活渐相分离的事实，主动减少社会参与，转向自我中心的生活。虽然活跃理论为后来的“积极老龄化”思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而，由于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并不十分明显，人们在认识上也多从个体角度去分析（着重于思考“一个人老了该怎么办”），而未能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去考察（着重于思考“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整个社会及每个人该怎么办”）。在随后的二十几年里，人们也多从个人化的角度来设立成功老龄化的指标，例如，寿命、生物健康、心理健康、认知效能、社会能力与生产能力、个人调控及生活满意度等（刘昌与李德明，1995）。

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全球性战略与政策，“健康老龄化”思想应运而生。1987年，世界卫生大会将“健康老龄化的决定因素”作为主要研究课题，要求从躯体、社会、经济、心理和智力五个方面评估老年人的健康；1990年在哥本哈根世界老龄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战略；1993年第十五届国际老年学会布达佩斯大会将“科学要为健康老龄化服务”确定为会议主题。邬沧萍教授于1994年最早在我国提倡促进“健康老龄化”，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解决老龄问题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健康老龄化，是指在老龄化社会中，多数老年人处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健康状态，同时也指社会发展不受过度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邬沧萍与姜向群，1996）。尽管不少研究者将健康老龄化的外延引申到社会与经济等更广泛的领域，但其重点仍是强调人进入老年后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生理、心理和智能方面的良好状态，以追求老年群体的健康长寿为要旨。从某种意义上说，健康老龄化看重的依然是“给生命添岁月”（重视生命的量），而非“给岁月添生命”（重视生命的质）（穆光宗，2002）。

2002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积极老龄化”作为行动纲领被写入了政治宣言。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应该成为社会的整体，应该积极参与到构建和实施直接关乎其康乐的各项政策之中，应该同年轻的下一代共享社会，有责任和义务以其技能、经验和资源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特鲁伊斯，2008）；强调老年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应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被不少学者认作是人类老龄观的重大变革。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各种方式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创造条件，以便老年人能更好地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可是，关于积极老龄化战略，我国的研究仍处于定目标、定框架的阶段，有关积极老龄化如何具体实施的基本理论、基本数据资料却微乎其微。这其中就包括我国老年人现有的社会适应水平如何，影响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相关因素有哪些，老年人社会适应与积极老龄化的相互关系怎样，以及切实可行地维持与增进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的可操作性方略是什么等尚未很好地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的问题。

事实上，本书即以贯彻“积极老龄化”的行动纲领为基本价值取向，在后续的章节中还将对积极老龄化的有关思想做进一步的阐发。积极老龄化的提出，实质是将老年人及老龄化问题放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考量。老年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考量的根本，由此探讨老年人社会适应（作为这一关系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指标）的必要性也就凸显出来。

综合上述背景，还可提出如下与本书相关的研究问题：能否找到或找到怎样的切入点才能避免老年人口问题研究出现较严重的量质分离现象？有什么样的研究概念可以为融合不同学科的成果起到关键作用？应对老年人口或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内在途径应如何入手？外在途径与内在途径怎样才能相互关联、彼此渗透？能否找到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枢纽？老年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最集中地体现于什么方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