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现代主义文学鼎盛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现代主义作家掀起了新的创作浪潮，于是，文坛出现了名作迭出、流派纷呈的局面。

1922年也许是西方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年，也是现代主义文学最辉煌的一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正式问世，分别为现代主义小说与诗歌竖起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同年发表的还有伍尔夫的《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1922），劳伦斯的《亚伦之杖》（Aaron's Rod，1922）以及卡明斯的《巨大的房间》（The Enormous Room，1922）等现代主义杰作。这些作品的问世无疑将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在西方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技巧日趋成熟，其形式与花样也不断翻新。他们不仅步入了艺术的自由王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而且还公开向旧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

伍尔夫在竭力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改革的同时，对当时被称为“现实主义三杰”的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和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的保守、刻板和陈旧的创作方式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她将这些20世纪的大文豪称为“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只能热衷于对外部世界和生活表象的描写，而无法反映人的内在真实。1924年，伍尔夫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Mr．Bennett and Mrs．Brown，1924）一文中明确指出：这些物质主义者“制造了工具并订立了服务于他们使命的章法，他们的使命不是我们的使命。对我们来说，这些章法意味着毁灭，这些工具等于死亡”。（Woolf，1966：325）

同样，劳伦斯对这些20世纪初最走红的现实主义作家也颇有微词。他批评高尔斯华绥笔下的人物缺乏活力，并认为他的描写“使一个自由人的心理向社会人的心理衰颓”。劳伦斯指出，这种社会人“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他们太关注客观现实，过于顺从他们这个时代的物质主义倾向”。（Stevenson，1992：59）(www.xing528.com)

显然，伍尔夫和劳伦斯的观点不仅反映了现代主义作家对传统文学的不满情绪，而且也表露出一种强烈的改革意识。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新潮文学”不仅能与传统文学分庭抗礼，而且已经使其黯然失色。这时，现代主义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艺术风格，并以昔日的“实验”态势朝着“现代主义经典”（Modernist Canon）飞速发展。正如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在1926年无可奈何地承认，“他们（现代主义者）改变了一切。”（Stevenson，1992：4）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虽有回潮的迹象，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仍不失为英美文坛的主旋律。这其间，艾略特的《灰色星期三》（Ash Wednesday，1930），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1930），伍尔夫的《浪》以及多斯·帕索斯著名的《“美国”三部曲》（U.S.A.，1938），即《北纬四十二度》（The 42nd Parallel，1930）、《一九一九年》（1919，1932）和《赚大钱》（The Big Money，1936）等重要作品相继问世。与此同时，英国女作家多萝西·理查森（Dorothy Miller Richardson，1873-1957）在继续发表她长达13卷的意识流长篇小说《人生历程》（Pilgrimage，1915-1967）。1939年，乔伊斯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的苏醒》。这部甚至令专家学者都望而却步的意识流巨著不仅将现代主义文学推向了极限，而且也标志着现代主义文学鼎盛期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