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裘德》：揭示现实主义文学的真谛

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 1895）讲述了主人公裘德的悲剧性的人生故事。它的现实主义意义在于它的异化主题，在于它对英国19世纪的“进步”神话的讽刺。

《无名的裘德》跟一般反映异化现象的小说略有不同。它除了反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一异化现象之外，还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种具有特定含义的异化现象，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换言之，在《无名的裘德》中，以孤独感为特征的异化现象和以异化劳动为特征的异化现象交织在了一起。

异化主题主要是通过裘德一生的经历而展现的——以孤独感为特征的异化现象和以异化劳动为特征的异化现象在他的生命旅程中均有体现。寻找根基、寻找寄托和寻找归宿是裘德生命的轨迹：他一生都“渴望寻找某种寄托——某块可以使他安身立命的地方”，然而他至死都未能找到寄托，未能摆脱穷愁潦倒、流离失所的命运。

早在童年时期，裘德的生活环境中就潜伏着异化的因素——他从小就是一个失去“根基”的人。这里所谓的“根基”有两个层面上的意思。其一，裘德自幼失去了双亲，沦为身无分文的孤儿；也就是说，他失去了家庭、血缘关系方面的“根”。其二，裘德自幼失去了文化意义上的“根”：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玛丽格林村及其代表的传统农业社会正处于迅速瓦解的过程之中。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玛丽格林村的描写：“那块地里新近耙过而留下的纹条，像新灯芯绒上面的纹条一样，一直伸展着，让这片大地显出一种鄙俗地追求实利的神气，使它的远近明暗完全消失，把它过去的历史，除了最近那几个月的除外，一概湮灭……”不少批评家都曾经指出，这段文字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关于地貌的描写——贫瘠的地貌象征着贫瘠的历史文化传统。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　）说得非常透彻：“玛丽格林村是一片死气沉沉的、残存的、惨遭掠夺的山水，它的历史传统被洗劫一空。放逐这些传统的是功利。”另一位批评家丹农（Ruth Danon）也曾强调，上述引文“暗示事物的工具性压倒了一切”。我们还要加上一句：裘德失去文化之“根”，其实还是要归咎于“进步的异化”——狂热地追求功利、用事物的工具性压倒一切，这种畸形的快速“进步”必然导致文化之“根”的萎缩。(www.xing528.com)

所谓的“进步”神话，指的是当时英国在取得了显赫的工业成就和物质进步以后，于19世纪经历了一次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即带有“速度”含义的“进步”概念开始普遍流行。跟速度意识同时蔓延的是有关“进步”的宏大叙述。英国人普遍自诩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高度文明的民族。然而，发热的进步速度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呢？裘德的一生正好说明了这个“进步”神话的实质。由于传统农业社会单一的经济结构的崩溃，也由于村民之间淳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变得支离破碎，裘德跟其他许多村民一样，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所剩下的只有可以出卖的劳动力。后来他去了克里斯特敏斯特城，以便追求他所向往的精神生活。然而，他很快便发现：除了靠做石匠为生以外，他根本无法在克里斯特敏斯特待下去。事实上，裘德跟他所从事的劳动、他的劳动果实以及他的雇主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异化了的关系。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学者，但是他因生活所迫而开始了石匠的生涯——他的选择不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他所做的工作也不是一种创造性工作。他所置身其间的生产关系使他无法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他不拥有生产资料，对整个生产过程没有控制权，而且常常被突然解雇。他所创造的劳动果实（他的主要工作是修建教堂和大学建筑，因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他的创造物）不但异化成一种跟他陌生的东西，而且还成了敌视、反对、控制或压迫他的东西：他曾经为建造大学的楼房付出过艰辛的劳动，可是这些建筑所象征的势力却让他遭受冷遇和侮辱（他申请上大学的要求遭到了轻蔑的拒绝，其理由不是他学识不够，而是他出身低微）；他也曾经为建造教堂而流过不少汗水，但是教会的迫害最终导致他和情人分离，孩子死亡，自己在孤独和病痛中死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进步”神话的语境中演绎的。

裘德悲苦的一生表明，19世纪英国备受吹嘘的“进步”是以牺牲无数个裘德的幸福乃至生命为代价的。这一严酷的社会现实在哈代的笔下得到了深刻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