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文学特点揭示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都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

狄更斯与19世纪的许多作家一样，早期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一定程度的盲目乐观思想，作品主题的开掘欠深刻，并且多采用轻松、幽默、诙谐的手法进行创作，塑造了一系列“善良的”和“好心肠的”资产者形象。他的早期作品大都以喜剧圆满结局，作品的基调是乐观的。不过，即使在早期作品中，他也能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热情关注现实，鞭笞社会罪恶，揭示不合理社会制度下底层人们的悲惨生存处境，并积极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表现出了明显的社会批判倾向。

狄更斯的后期创作是思想成熟和创作丰收的年代，他深刻揭露了英国社会中的许多矛盾。他作品的基调是严肃之中透着深沉，幽默之中带着忧愤。狄更斯善于通过社会环境来描述人物的思想性格，并将之植根于人性的土壤，来展现人物内在的性质。与一般作家相比，狄更斯更善于把社会批判的主题升华到人性改良的境界，这是他作品最大的特征。

在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中，恐怕没有人能比狄更斯提供更加广阔的社会画卷了。他的笔触伸向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刻画出了为数众多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形象，这在文学史上几乎是空前的。更具体地说，在英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位作家比他更能塑造出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了——不管是属于哪一个阶层的人物，只要是出自他的笔下，其形象就会变得异常生动，生动得让人一眼就能辨认。(www.xing528.com)

狄更斯在刻画人物时，大胆地运用艺术夸张、讽刺漫画的手法，以此强化典型的环境和典型的人物性格。有人批评他只能塑造“扁平人物”，即没有什么内心活动、性格不会发生变化的人物。然而，正是这些“扁平人物”洋溢着不朽的生命力，让人终身难忘。例如，《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1849-1850）中的密考伯先生尽管穷困潦倒，却永远保持着乐天派的形象，而密考伯太太总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扑到丈夫的怀里，并大声喊道：“啊，我决不抛弃密考伯先生！”这样的形象虽然夸张，但是又那么贴近生活。狄更斯的天才和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上常常有人贬低狄更斯作品的艺术性，说他只会制造“粗糙的水盆”，而不会制作“精致的花瓶”。这种观点极不公允。仅以《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 1848）为例：狄更斯在该书中巧妙地让“铁路”及其相关意象贯穿全书，强烈地烘托出回应工业化、质疑“进步”话语的主题，整个思路缜密连绵，通篇结构一气呵成，堪称现实主义艺术佳品。《董贝父子》问世之际，正是“铁路狂潮”（the railroad mania）席卷英国之时。在维多利亚时期，铁路是速度的最合适的标志。如卡莱尔所说，正是在对速度的盲目追求中，“人类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小说中铁路意象的最终含义也正是灵魂的丢失。这一意象跟“地震”、“怪物”、“魔鬼”和“死神”等其他意象组成了一条同义的语链——它们都指向了“剥夺”（丢失）这一主旋律。书中大大小小的剥夺与被剥夺几乎数不胜数，如保罗被剥夺了奶妈、弗洛伦丝被剥夺了衣服、他俩共同丧母、董贝丧妻后又丧子、卡克尔丧生等。所有这些“丧失”衬托了另一种性质更为严重的丧失，即灵魂的丧失。如此丝丝入扣的意象组合，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艺术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