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揭露人类行为的经济原因

对于金钱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连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也不会有比简·奥斯丁更清楚的认识了。《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1813）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奥斯丁在这部小说中，展示了一个金钱压倒一切的社会，在婚配方面尤其如此。

在小说的开篇，作者就指出：“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要正确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必须仔细参照该小说的第二句：“这条真理在人们心中是那样地根深蒂固，以致当一个富有的单身汉初到某个地方时，左邻右舍们都会把他看作自家某个女儿的当然财产——即使他们对他的思想感情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也仍然毫不犹豫。”此处，奥斯丁一针见血地点到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命门：只有拥有金钱，才能拥有财政、社会、心理方面的安全保障。

小说展现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当某一个有闲阶级的家庭面临衰落窘境时，它就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嫁女儿（假如他们有女儿可嫁的话）来扭转颓势。贝内特一家正好适合这一情形：他们的财产正面临着被限定遗产继承人柯林斯侵吞的前景，而他们能够保住经济地位的唯一手段就是为五个到了出嫁年龄的女儿物色有钱的对象。贝内特的五个女儿在情趣、才智和性格等方面大相径庭，但是作者通过她们的经历揭示了一个令人无奈的现实：不管是温文尔雅、贤淑文静的伊丽莎白和珍妮，还是粗俗不堪的丽迪雅，都不可避免地要把“嫁给有钱人”作为婚姻的必要条件（尽管对珍妮和伊丽莎白来说，这不是唯一的条件）。

在奥斯丁的笔下，人们在跟个人结婚的同时还得“跟社会结婚”，而这后一种“婚姻”必然或多或少地表现为财产关系或金钱关系。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婚姻、彬格莱和珍妮的结合、柯林斯和夏绿蒂·卢卡斯的亲事，以及贝内特夫妇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都和金钱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且不说伊丽莎白、珍妮和夏绿蒂等人无一例外地嫁给了比自己钱多的男人，光是贝内特夫妇的婚姻就很能说明问题：两人在性情、志趣等方面毫无共同之处，却共同生活了23年之久；维系其婚姻的唯一基础是他俩共同追求的“生活目标”，即为女儿们找到有钱的婆家。

由于金钱、地位这些冷冰冰的东西的作用，书中没有一对恋人的行为是由激情来控制的。就连丽迪亚和韦翰那次冒失的私奔也不是由激情所致——韦翰只是想借此敲诈一笔钱财，而丽迪亚与其说是迷上了韦翰本人，不如说是迷上了他身上那“灿烂夺目的大红装”以及他所住的“堂皇富丽的营帐”。至于夏绿蒂主动引诱柯林斯，那更是赤裸裸的金钱婚姻——结婚是她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是总算给自己找到了靠山，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www.xing528.com)

在婚姻问题上，金钱的考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不但女性如此，就连不是家庭长子的男性也如此。达西的表哥费茨威廉就对伊丽莎白这样说过：“我们花钱花惯了，因此不得不依赖别人，像我这样身份的人，结起婚来能够不讲钱，那可是寥寥无几。”金钱问题就这样摆在每一个青年男女面前。

展卷细读，我们发现《傲慢与偏见》里到处飞扬着数字：贝内特先生拥有两千镑的地产；贝内特太太的娘家给了她四千镑的嫁妆；贝内特家五位小姐每人结婚时只能从母亲那里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镑存款；达西先生有年进一万镑的财产，而他妹妹乔治安娜有三万镑的嫁妆。这些具体的数字，烘托出书中人物行为背后的经济氛围。

总之，是经济和数字决定着《傲慢与偏见》中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决定着人际关系，尤其是婚姻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卫·戴克思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在揭露人类行为的经济原因方面，简·奥斯丁在马克思以前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句话有些俏皮，但是也有几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