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菲尔丁看待虚构与真实的关系

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是18世纪英国唯一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小说理论的作家。有关真实与虚构之间关系的阐述，构成了他的小说理论的核心部分。

菲尔丁是通过体裁之间的比较来回答虚构与真实、创作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

亚里士多德的艺术创作思想对菲尔丁产生了重大影响。跟亚里士多德一样，菲尔丁认为艺术是对实有之物的模仿。他不断批评某些传奇脱离实际，将妖魔鬼怪全都搬进作品的过度自由的虚构行为。他认为这些作品不过是头脑混乱的产物，是完全不足取的。他甚至希望他所崇敬的荷马能早些知道贺拉斯制定的某些规则，让众神尽量少出场。他在多部作品的序言中反复强调了小说模仿自然的美学观点。例如，《约瑟夫·安德鲁传》（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 1742）的序言说得非常明白：“书中的一切均是对大自然这部巨著的模仿，所有的人物和行为都源于我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汤姆·琼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1749）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话：“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有根有据的，其真实性绝不逊色于大自然这本巨著，因此我们的作品完全可以被称为历史。”

同时，菲尔丁把小说家比作传记作家，通过比较史学家和传记家，进一步限定了小说模仿自然的范围。他认为，作品的真实并不是指作品具体背景的正确性，而是指作品所陈述事实的可靠性。他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描写国家和城市。凭借地图，他们的描写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但是一旦涉及人物的行动和性格，他们的作品就不那么真实了。而传记则有所不同：虽然传记作家/小说家常常弄错事实发生的事件和地点，但是他们所叙述的事实却是可靠的，是与自然相符的，因为它们属于菲尔丁为创作的真实性而设定的两个基本范围，即创作“不但应限定在可能性的范围内，而且要限定在或然性的范围内”。(www.xing528.com)

需要指出的是，菲尔丁所说的“传记家”其实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小说家。这一观点也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发展而来的：亚氏始终认为诗歌比史书更为真实，而菲尔丁则用小说替代了诗歌。西方学术界曾经有过这样的定论：菲尔丁巧妙地确立了小说的地位，使其成为那些确有价值的真实的场所。那么，哪些真实才是“确有价值的”呢？在菲尔丁的心目中，只有反映人性或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才算得上真正有价值的真实。他在为自己妹妹的一部小说所作的序中提出：小说的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够“大面积地透视人性，极深刻地识别所有的是非曲折——这些是非曲折给人的内心带来了如此之深的困惑，以致他竟然常常对它们视而不见”。菲尔丁这种对心理现实的重视往往受到后人的忽视，其原因是他本人的小说总是以广度见长，而在剖析人性的深度方面却不如理查逊。人们常常据此把小说中的心理现实主义的源头跟理查逊挂钩，而对菲尔丁从理论的角度对心理现实主义所作的贡献却重视不够，这一点其实是对后者的不公。

还必须指出的是，菲尔丁并不推崇完全彻底的写实手法。他在《汤姆·琼斯》一书中明确提出，只要作家把创作限定在可信以及合情合理的范围内，那么“他可以尽情地书写离奇的故事……而且他的故事越是令读者惊奇，就越能吸引读者，越能使读者陶醉”。菲尔丁还进一步引用蒲柏的话来阐明他对艺术标准的理解：“一切诗歌艺术的精华，就在于虚虚实实，兼收并用，以便将真实可信与出乎意料融为一体。”

总之，就创作的真实性而言，菲尔丁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如下思想：真实的关键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情。这一思想实际上意味着把艺术的真实跟生活的真实区别了开来——艺术的真实是对客观真实的一种提炼和创新，上乘的艺术是真实与虚构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