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流小说研究现状及解析

意识流小说及其理论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被介绍进中国。当时的“新感觉派”小说家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人的作品中就有意识流技巧的使用。三十年代后期，意识流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不符合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特性。在民族存亡之际，意识流小说显然缺乏应有的战斗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水土不服。意识流小说离开了滋生它的欧洲文化的土壤，来到了东方这个具有强大自我文化意识的国度，在学界和受众的一番鉴赏品评之后，便此消彼长，逐渐淡出国人视线了。

1949年以后，我国的文艺政策受苏联的影响，尤其是日丹诺夫对现代派的彻底否定，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建国后27年间虽翻译出版过十几部现代派作品，但都是作为“内部发行”、“供批判用”。因此，1977年前中国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认识上存在一个明显的缺漏，人们普遍缺乏现代派文学的阅读经验和感性认识。

中国对意识流小说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却硕果累累，目前正处于不断深入发展之中。近三十年来，国内学者不仅成功地翻译了包括《尤利西斯》（金隄；萧乾、文洁若）、《喧嚣与骚动》（李文俊）、《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许均）和《达罗卫夫人》（孙梁）在内的许多意识流名著，而且对意识流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其中不乏颇有见地的文章和著作，充分体现了我国学者的真知灼见和高超的学术水平。纵观中国对意识流小说的研究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先后经历了初步介绍、宏观描述和微观剖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初步介绍阶段（1979—1989）　在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文界和学界都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各类新事物，普通的读者也如饥似渴地品尝着久违的各种文学盛宴。在思想解放与艺术革新的大潮中，意识流小说和相关理论再次被人提及，意识流技巧重又被引进小说创作。从1979年起，袁可嘉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评论意识流的文章，如《意识流》（1979）、《意识流是什么？》（1980年）、《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1980年）、《“意识流”的由来》等，对意识流进行了比较广泛的介绍；陈焜先生发表了多篇关于意识流的启人心智的学术论文，1981年在《国外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长文《意识流问题》，对意识流心理学、哲学的文化背景、意识流的发展概貌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述；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李文俊（翻译《福克纳评论集》，1980年；翻译《喧嚣与骚动》，1984年）、李恒基和徐继曾（《追忆逝水年华》一至七部）等人的著述都从宏观角度描述了意识流的创作方法；一些西方意识流短篇作品或长篇节选被译成中文，启发并激励了一批青年艺术家；王蒙、刘索拉、李陀等作家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意识流中短篇小说，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意识流作品开始被国人接受。(www.xing528.com)

这一阶段也是批评界围绕意识流小说的阶级性讨论最热烈的时期。支持者认为，意识流方法有着充分的生活根据和科学根据，对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有着不可取代的优越性，合理使用这一艺术手法符合“双百”方针。批评者则认为，意识流是非理性的、直觉性思维，不描写客观事物的真实，只表现主观的幻觉、潜意识、下意识等，是违反一般艺术规律的。1982年6月，当时的全国文联副主席夏衍先生在纪念乔伊斯一百周年诞辰的报告会上对乔伊斯的成就表示了肯定。夏衍先生是最早公开对乔伊斯作出肯定的权威人士之一，他的论断无疑为我们大胆摆脱苏联“左”的文艺批评理论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宏观描述阶段（1990—2000）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可谓成果丰硕，一批具有专业水准意识流专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意识流小说研究高潮的到来。李文俊先生（翻译《我弥留之际》1990年）和瞿世镜先生（《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1989年）继续着他们的执著追求；萧乾、文洁若夫妇完成《尤利西斯》的翻译（1994年4月）；金隄先生对《尤利西斯》的译本则于1994年9出版；李维屏先生先后发表了《英美意识流小说》（1996年5月）和《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2000年8月）；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意识流》（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于1989年12月出版；申丽平等翻译的《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梅·弗里德曼）于1992年8月出版。应当指出，他们从宏观的角度对意识流小说的起源、理论渊源、主要作家作品、技巧等各方面进行论述，各有侧重，对意识流作品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3）微观剖析阶段（2000—至今）　在这一阶段，意识流小说的研究进入单个作家或单部作品的细读品评阶段。这往往是某个艺术流派在被发现重大价值之后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宏观描述后的一个必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