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作家的语言探索，概括地说，就是他们不再仅仅关心语言的“说什么”，而更注重语言“怎样说”。许多作家意识到，所谓语言的功能不仅仅是客观无误地再现生活、描写对象。语言与其说是直接塑造文学形象，不如说，它是通过刺激读者的想象和记忆，让读者在头脑中重构某种形象。这两个过程，乍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在实践中差异甚大。前一个过程对文学语言的要求是精确、形象，要求作家尽可能客观地描绘生活和对象，而后一个过程则更强调语言的陌生新奇，具有那种刺激的力度和强度。前一个过程或许更强调语言的完美与优雅，而后一个过程因为它着眼的是刺激和新奇，因此，语言的粗粝、怪异，甚至残缺、破损和丑陋都是它能承受和包容的。
概括地说，后一种语言态度更强调新奇和陌生，着眼于用语言刷新读者的认识，通过对常识和惯例的背离激活读者的记忆和想象。余华说：
“当我们就事论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件的外貌，而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1]
而余华这种新的表达方式其基础和依据就是一种新的语言态度：“首先出现的是叙述语言，然后引出思维方式。”[2]王安忆也认为：
所谓写小说，就是把小说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区分开来。小说语言是小说家自己讲的话，既然这样，在小说中戏剧性模仿人物的语言以至于达到类似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真实性就越来越觉得怀疑了——归根到底，小说语言是一种叙述语言，小说家应该寻找一种生活中没有的语言去描绘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碰到的一些经验现象包括语言现象，这是问题的关键。[3](www.xing528.com)
她还说过：
所谓陌生化，就是对常规和常识的偏离，造成语言理解与感受上的陌生感。在指称上，要使那些现实生活中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化为一种具有新的意义、新的生命力的语言感觉；在语言结构上，要使那些日常语言中为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法规则化为一种具有新的形态、新的审美价值的语言艺术。[4]
新时期作家语言观念的转变导致了其思维方式的改变，即他们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生活的依赖，给语言形式以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从语言效果评估一个作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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