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也是丰富白话文学语言的重要资源，新时期有相当一批作家在这方面进行了自觉的探索，有代表性的是邓友梅、冯骥才、陈建功、林希、王朔等。
邓友梅在使用北京市民口语上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他说：“我在北京住了数十年，这地方近百年来是中国首都，许多重大的历史变故都在普通市民身上留下了烙印，并且形成了它独有的语言风习。这两年我就尝试写一点用北京口语写北京人的作品……”[6]邓友梅善于用纯正的京腔、京调讲述北京市民的生活。他的笔下，既有几十年前破落的旗人、正派的工匠和市民（《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也有当代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话说陶然亭》、《双猫图》），作者以北京市民的口语写北京人，二者的结合较好地凸显了市井社会的民俗民情。对邓友梅的语言成就，吴祖光说：那一系列地道的北京旧社会、黑社会、市井小人，那一笔熟透了的老北京旗人的京白土语，竟使他这样的“老北京”都难挑出毛病来，以写北京人为专长的老舍如死而有知，定会感到欣慰。[7]邓友梅小说的这个特点，即以带有地方色彩的口语写市井人物与生活，创造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生活图画，代表了这类作家的共同追求。其中冯骥才和林希是用天津方言描述了旧时代的津门生活。
王朔也是新时期比较注重借鉴口语的作家，他曾称自己的作品是“大量使用民间口语的对话体小说”。王朔大部分作品故事性都不强，小说中引人瞩目的就是大段的对话。这些对话以民间口语为主，同时兼容了政治术语、军事术语、城市流行语、黑话、脏话、性隐语等。王朔在使用这些语言时，一个突出特点是不作价值评判，甚至以赞美、炫耀的口气说出来。例如，“谁让咱跟了共产党那么多年，一夜夫妻还百日恩呢？”“人家都说我是当代‘活愚公’，用嘴‘砍’大山，每天不止。”（《一点正经都没有》）这两句话都隐含了对社会公认价值观的亵渎。另有“新娘子棒极了，嫩得就像刚抠出来的蛤蜊肉”，“你们无非不就是希望男人全是体操健将，女的全是海绵垫子，任你们驰骋。”（《玩的就是心跳》）这两句话包含了性的隐语。
当然，王朔人物语言总体上还是显示了生活中口语的那种泼辣、灵动，这一点也是其作品能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王朔《顽主》中三T公司雇员马青到一个少妇家替其丈夫挨骂，少妇如此骂道：
别回家了，和老婆在一起多枯燥，你就整宿地和哥儿们神“砍”没准还能“砍”晕个把眼睛水汪汪的女学生就像当初“砍”晕我一样卑鄙的东西！你说你是什么鸟变的？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说得过去，没听说像你这样有“砍”瘾的，往哪儿一坐就屁股发沉眼儿发光，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
王朔并非一般地学习口语，他的追求是在对民间语言的借鉴中创造幽默效果。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大多认同边缘人的身份，有着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潇洒”。正是从这种态度出发，这些人物总是能通过亵渎神圣、解构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制造出调笑的效果。王朔依凭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北京下层社会的熟悉，在融会、提炼的基础上，创造了新文学史上不多见的痞子语言。上例短短几句话就将一个痞气十足的少妇对丈夫的不满有声有色地表现了出来。
文学语言和口语同属一个语言系统，只是语体有所不同，但口语来自民间，它是一个民族成千上万的成员每天使用的语言，它蕴涵着无数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口语虽然凌乱、芜杂，但它同时又新鲜和充满了活力。人们在口语中不断实验着言语的组合与搭配，在不同语境中探索其生成的各种可能性；不断开掘着语言新的表现空间。因此，从口语中汲取那些健康和有生命力的东西也是丰富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途径。
经过众多作家的努力，在今天文学语言的品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它自身的特点被鲜明地凸显出来，而与日常语言拉开了较大的距离。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文学语言的独立性都不是十分明晰，一位论者指出：“在整个‘文革’时期，甚至之前一个时期，文学语言（及其他文艺语言）往往缺少自己的独立的审美自主性；即便有某种审美自主性，但更多地总是主流语言的附庸、复制或一一对应物”。[8]甚至到了70年代末，一些作品的语言仍然枯燥、苍白、夹杂着索然无味的政治议论，使用诸如“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之类的政治套语。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语言的能指形式受到突出的重视，作家不仅注重语言的指称功能，同时也大力开掘其能指所具有的表现力；语言的声、韵、调，句子的搭配与组合，文字的排列都被用来暗示和隐喻作者复杂的情感体验。在一些优秀作家的文本中，语言不再是白开水般的寡淡无味、一览无余，而变得新奇、陌生，甚至扭曲、晦涩；语言阻断了人们直奔故事或主题的阅读惯性，它本身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审美对象，成了人们解读作家情感密码的重要底本。另外，文学语言也出现了语体和风格的多样化，新时期作家师承现代派、后现代派，借鉴文言与口语都在语言中留下了明显印记；不仅是流派之间、不同作家在语体和风格上都显示了较大差异，这一点也体现了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进步与成熟。
[1]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www.xing528.com)
[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3]同上书，第40页。
[4]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页。
[5]张中行：《张中行作品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6]邓友梅：《也算创作谈》，《钟山》1984年第6期。
[7]吴祖光：《小评〈那五〉》，《文艺报》198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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