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分析

20世纪，西方思想界发生了一个“语言论转向”。西方思想家由最早的关注世界的实体、本体，继而关注人的认知方式，到20世纪则开始关注语言，将语言推到了一种本体的位置。所谓“语言论转向”在哲学上主要是强调语言对人认知方式、理解方式的规范作用，认为语言是人与世界之间唯一的媒介，人就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人的“在世”方式。在文学上，它带来的影响是否定传统的工具论，强调文学语言的不及物性，将语言视为文学的唯一对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论转向”几乎同时在哲学和语言学两个领域中起步，以后波及了许多学科和思想流派。在美学和文学批评中，像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心理分析、符号学美学、阐释学美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都表现出关注语言，以语言为中心的强烈诉求。伽达默尔断言：“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已经在本世纪的哲学中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2]伊格尔顿也指出：“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对象。”[3]

在“语言论转向”统摄下的一些理论和观念于80年代初开始传入中国，它对中国文坛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传统工具论语言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的语言观一直主要都是工具论的，《庄子集释》中的一段话最有代表性：“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4]因此，在新语言理论传入时，人们最感惊异的就是西方学界对语言工具论的否定，作家和批评家谈得最多的也是对工具论的摒弃；换言之，“拒绝工具论”也就是中国理论与创作界理解西方庞大、繁杂语言理论的主要切入点。20世纪西方的新语言论对传统工具论最具挑战意义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语言视作人类的精神家园和认知的先验结构与范式。

与旧语言观相比，20世纪的新观念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语言概念的泛化。即它不仅指有声语言和书面语言，而且泛指人的一切符号活动，甚至包括了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理解方式。这也就是索绪尔所强调的：人类的经验本来混沌无序，是语言对经验进行了爬梳整理，使混沌变成明晰，无序变成有序；也就是说，是语言赋予了经验以意义。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世界是由意义构成的世界，而意义是人对自己和世界理解的产物；人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理解的前结构”，而这个“结构”在很大意义上就是语言性的。人存在着，也就意味着把自己交付语言；存在沿着语言的方向前行，在语言中获得自身的明晰性。语言凭借给存在物的首次命名，第一次将存在物带入语词和显象，这一命名才指明了存在物源于其存在并达到其存在。语言并不是人类传达信息简单的工具，而就是世界本身的显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只有一个世界，我们用来描述这个世界的语言必须限制在这个世界中。因此，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于语言这寓所中。用词语思索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5]倘无语言，我们的存在必暴露在陌生与敌对世界的侵袭之下，无家可归；语言恰如栖居地或掩蔽所，令存在恬然安置，如在家中。

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拉康在描述语言与无意识的关系时提出了“情境”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情境。所谓“情境”本指一事物得以成立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或环境，在这里带有结构、秩序、规范等语言学含义。语言正是主体得以存在的结构性情境。具体地说，语言是无意识得以存在的结构性情境，而意识是情境的构成结果。因此，拉康说：“语言是无意识的情境”。[6]语言有如先在的支配性的权力网络，把无意识切割、分节而又拼合为一个随自己意愿流动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意识和思想都是在语言的规约、控制下产生的，语言先验地规定了人类意识的存在方式和生成方式。

以上这种语言观，概括地说，就是视语言为人类理解世界的范式与结构；语言和存在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语言是人类与存在沟通的唯一方式，语言之外的世界是人类无法认识和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后者有点像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语言既然是人类存在的依据、意义生成的结构与范式，它自然就不仅仅是人类交流沟通的一种简单的工具和媒介了。(www.xing528.com)

第二，现代语言学视语言为一种先于主体、先于表达的符号系统，强调语言在表达中的支配地位。

传统语言观未能看到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整体性和独立性，语言被等同于言语，于是就把它看成一种工具或媒介，认为人是语言的主体，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语言。而现代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是一种先在的符号系统。一方面，语言靠自身的差异产生意义，另一方面，语言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语言是由各民族的无数先人共同创造的一个巨型作品，它身上有着丰厚的文化积存。因此，一个人的运思和言说，其意义至少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正在运思和言说的本人，另一个则是作为独立符号体系的语言。人的言说一方面必须沿着语言指定的方向前行，另一方面，语言的运作又有其独立的意义。以往许多作家都曾抱怨过在创作中感受的“语言的痛苦”，这其实正反映了人作为个体在语言系统之下的窘迫和无奈。人类的语言是在数万年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其中每一个词，每一种语句的组合与运作方式，都包含着丰厚的文化积淀。作家在使用一种语言时，不可能意识到一种语言的全部文化内涵，但语言的文化内涵必定支配语言的运作，并作为一种结果在话语或文本中表现出来，因此，人只是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支配语言。言语在每一次运作中，其意义总是有悖于作者的表达，总是多于或少于作家意识到的内容；因此，人类使用语言就永远是一场与语言的搏斗，人希望纳语言为驯服的奴仆，但又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人憎恶语言的不驯服，但又永远离不开语言。

将语言视为一种独立的符号系统，还有一种更极端的观点就是颠倒主体与语言的关系，将人的言说看成是语言的自我言说。早在19世纪，法国诗人兰波就说过：“不是诗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诗人。”[7]海德格尔也认为：“人洋洋自得，以语言之创造者自居，自炫为语言的主人，实则却是它的奴仆。……人在把语言当作手段使用时，必须遵守语言的细致规定，但这一点尚无助于我们恢复语言与人之间真正的主从关系。因为语言本来就是自我表达的，人只能顺从语言，聆听它的要求，才可使用它。”[8]米歇尔•福柯也认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谁在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话语存在的方式是什么？它来自何方？谁在控制？福柯认为，作者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作者功能。

第三，把文学语言看做一种自指的语言，认为文学语言并不指向客观世界，它是不透明的。

在对文学语言自指性的阐释中，雅各布森最具理论性，也最具有代表性。雅各布森认为，人的言语交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传递的过程，“意义”存在于全部交流行为中。他提出了六个有关的要素，即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接触和代码。他认为，意义的传达，主要就是取决于信息把六个因素中恰巧占统治地位的那个因素的功能特征占为己有。雅各布森列举了在交流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六种情况，其中，当交流倾向于信息本身时，语言的诗歌或美学功能就占有了支配的地位。雅各布森认为，当交际的重点指向信息的时候，语言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本质、自己的音响格式、措词、语法等问题上，而不是先指出外在的某种现实。这个时候，语言的诗歌的功能是增强符号的“可触知性”，结果，它系统地破坏能指和所指、符号和对象之间的任何“天然的”或“明显的”联系。“它加剧了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基本对垒”。[9]20世纪出现的几个重要的批评理论，像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英美的新批评等，都带有一种视语言为本体，分割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强调语言的不透明、不及物性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