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新语境与新策略

20世纪初，汉语在经历过一次大的变革以后，急需有一个恢复与调整的过程，但是这个调整又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的。事实上，没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环境，展开大规模的语言规范化也是不大可能的。另外，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由开放走向封闭，语言的多元探索受到抑制，这对文学是相当的不利，但对语言的规范化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新中国成立后，语言规范化之所以能压倒多样性的要求，成为一种潮流，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因为在时间上拉开了距离，人们对历史上的汉语欧化和白话文运动的功过利弊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而能够光大其“功”，匡正其“弊”。

事实上，“五四”刚过，人们对汉语欧化和白话文运动就开始了非常深入的反思。三四十年代，左翼作家之所以倡导“大众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白话文运动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现代白话在掺入欧式语法以后，它不仅没有实现“言文一致”，“言”与“文”的距离仿佛更大了；相应地，它不仅没有实现与大众的结合，与大众反而有了更大的隔膜。瞿秋白在批评“五四”式白话文时指出：

“就拿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白话文学运动来说吧，白话文，它的长处，是在能‘家喻户晓’，可是结果怎样？结果现在的白话文，已经欧化，日化，文言化，以至形成一种四不象的新式文言‘中国洋话’去了。用这种新式文言写出来的东西，除去少数新式的绅商买办和欧化青年而外，一般的工农大众，对于这种‘白话聊斋’不仅念不出看不懂，就是听起来也就象外国人在说洋话，结果是，家不能喻户也不能晓。”[7]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对现代语言的混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因此，愿意付出更多的精力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将语言的规范化视作有待建立的新秩序的一部分，国家成了推动新秩序建设的主体。

旧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同时，距离白话文运动时间太近，旧政府无暇，也不可能成为推动语言规范化的主体；那个时代语言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放任状态。语言规范化的工作不是不做，但主要是由一些学者承担，基本上是民间行为。而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政府的参与和介入应当是必不可少的。早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中，鲁迅就指出：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总之，多作或一定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8]

作为一个在语言文字方面有着很深造诣的领导人，毛泽东对语言问题一向都是非常关注的。在40年代的延安整风中，他就特别地提到整顿文风。在《反对党八股》中，他批评一些人的文章：“语言无味，象个瘪三。……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些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三吗？”[9](www.xing528.com)

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不规范的情况在各种文本中都时常表现出来。1950年，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要求起草一个中央文件来纠正和规范电报中的文字问题。1951年2月，中央下达了《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指出了各地文件中“滥用省略、句法不合、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等五类常见的语言文字问题。[10]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祖国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文章批评了当时的报刊在语言使用上的种种混乱的现象，要求人民学好祖国的语言，与语言使用中的各种不良习惯作斗争，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开始连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该书通过对大量来自当时的文件、期刊、书籍中语言错误的分析，告诉人们应当如何辨析语言的正误，从而养成正确运用语言的习惯。

1955年10月，在汉语规范化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与会的120位代表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汉语规范化的标准应当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11]这样就使汉语规范化有了明确一致的方向和标准。此后，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也更健康有效地推广和实施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作为倡导规范化的主体，显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作家身份、文学的功能以及创作风潮的变更都对汉语规范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文学语言在一个民族、国家语言的发展中往往承担着一个试验场的角色，事实上，当年胡适倡导白话文，一开始他的目标就很明确，他就是要先创造“国语的”文学，而最终目标是“文学的”国语，最终目标还是落实在一个能够让全民使用的国语上。文学语言常常既是普通语言的基准，同时又承担着示范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的变革是朝着有利于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的。

首先，作家的身份从过去的自由撰稿人，变成了国家干部，或者是国家工作人员。文学创作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变成了一种非常重大的事。文学的功能，也从过去主要是审美、娱乐，转向主要是宣传和教育。所有这些变更都要求作家在使用语言时，变得更加慎重。就像古代的官方文学通常都具有雍容和典雅的风格。

其次，在20世纪文学史上，现代文学30年，包括新时期以来的30年，都是大变革和大开放的时代。两个时期的共同点是，国家的门户洞开，西方的文学思潮大量涌入，文坛上多种创作方法并存。与此相应，作家在语言上也是多样化的，往往是多种风格并存，险、怪、奇、崛，艺术探索的触角往往伸向四面八方。这样，在语言的规范化和多样性的对立中，显然是对后者有利。而50—70年代，文学成了服务于政治的某种工具，作为文学本质的那种自由性、探索性受到压抑，文坛上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家独尊，文学创作在主题、题材、结构方式、艺术技巧上都在向一个标准集中。因此，这个时代的文学在语言上，也一定不会是非常多样化的。险、怪、奇、崛，肯定不会得到鼓励，而循规蹈矩、典雅平正，倒是会受到大多数作家的青睐。

新中国成立以后，多种历史机遇的集合，使汉语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规范化的阶段。这种语言的规范化，看似仅仅是一个时代性的语言政策，而实际上，它对20世纪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