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

语言的“规范”是相对于语言的“变异”与“杂乱”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谓的“语言规范化”通常有两种所指。其一是对语言的使用者而言，即要求本民族全体成员遵循语言使用的基本规范；对作家来说，则是要求在作品中使用规范的、整洁的、合乎汉语习惯的语言。其二则是就汉语发展史而言，即针对20世纪初由汉语转型而带来的语言的混杂、凌乱，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语言规范化的要求。

在20世纪初，汉语经历的变化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首先，由于西方文化的引入，汉语经历了一个欧化的过程。大量新的术语、概念作为新的词汇进入汉语中；同时，为了与西文的表达习惯实现对接，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句子的附加成分增加，句子变长，汉语的结构、风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王力曾指出：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政变新词的产生是有限的。从戊戌政变，到‘五四’运动，新词产生得比较快。‘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把已经通行的新词巩固下来，另一方面还不断地创造新词，以应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现在在一篇政治论文或学术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从词汇的角度看，最近六十多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1]“从民国初年到现在，短短二十余年之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至清，有过之无不及。文法的欧化，是语法史上一桩大事。”[2]

其次，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在汉语内部，也出现了书面语形式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通行数千年的文言在短时间内被废止，而一向非常边缘化的白话则成了中国人书面交往的主要媒介。

“五四”时期汉语的转型给语言的使用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语言的混杂。“五四”以前，旧白话作为书面语主要是用在旧白话小说中，而“五四”以后，突然把它拉过来做政论、哲学、法律、科技和文学中各种文体的语言，它的资力显然是不够的。以陈腐老旧、被瞿秋白称为“明朝话”的旧白话，表现“五四”后日新月异的新生活、新事物，这种语言显然是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为了应对这种窘迫的局面，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更多地引进了西语、日语的词汇，西文的句法、语法，加速了汉语欧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生造词也成了一时的风尚。如瞿秋白所说：“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3]

在“五四”时期的语言转型中，对汉语影响最大的自然还是欧化。因为西文词汇、语法和表意策略的引进，汉语原有的规则一定程度上被颠覆了，它既破坏了原有的语法规则，也破坏了人们的语感，语言的使用，失去了应有的标准；同时，因为书面语更多地受到西文的影响，而口语受到的影响相对偏小，人们“说”的方式和“写”的方式也拉开了很大距离。在“五四”那个特殊的氛围中，西语被视为一种比汉语更优越的语言，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模仿西语的句式、语气和思维方式，欧化成了很多人的追求，甚至出现了一些完全背离汉语语法、佶屈聱牙的句子。一个主句可以带许多副句，整个句子可以长达几十字、上百字。有人说这是“我们三十六根牙齿嚼不断的句子”。[4]例如李金发的《在玄武湖畔》中有这样的句子：“这个不可多得的，打破六十余年记录的，温度达一百零四度四的一九三四年，我恰从温和适意的南国的罗浮山，跑到石头城来，我是自叹倒霉，预备去受酷暑的磨难的。”这个句子中不断叠加的定语显然完全不符合汉语的语用习惯。(www.xing528.com)

关于这个问题，瞿秋白指出：“现在的许多创作，文字都是很难的，不但对于群众是难懂的文字，而且对于一切读者都是难懂的言语。这种文字是‘五四’式的所谓白话文，其实是一种新文言，读出来并不像活人嘴里说的话，而是一种死的语言。”[5]

“五四”以后，除了少数优秀作家外，很多人都存在着语言混杂的问题。为了弥补旧白话表现力的不足，人们在翻译语体、方言和文言中各取所需，有的是大量使用欧化句子，有的则用方言和文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各人都在使用“四不像”的语言。而语言应该是一种约定俗成，当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人，缺少一个起码的语言规范，各人都在自说自话的时候，肯定会造成交流的障碍。

事实上，即便是非常优秀的作家，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们的语言也是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对旧作的语言就进行了非常多的修改。[6]而这种修改正好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两个时代在语言规范和标准上的不同。

第二，由语言巨变而导致的语言规范的遗失，还导致了社会各阶层在语言交流上的隔膜。“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罢黜文言的主要理由就是“言文分离”，文言作为书面语的难学、难写对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众来说，这种语言是“虽有犹无”。而“五四”以后，因为缺少一个稳定的语言规范，很多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禀赋、先天资质与爱好，随意使用语言，因此，新文学运动之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交流阻隔的情况不仅没有改善，似乎还变得更突出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五四”语言变革在现代文学语言建设史上其成绩还是很显著的，它打破了汉语书面语几千年的封闭状态，将其从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解放出来，变成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同时，大规模引入西文的模式，用西文的思维方式，词汇和句法对汉语进行了非常大的改造。使汉语从一种诗性语言——这种语言虽然有含蓄、蕴藉、具体、形象之利，但它同时也是模糊、随意的，与现代化社会的要求有着非常大的距离——变成了一种清晰的、精确的，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的语言。整体上讲，汉语的表现功能得到了长足的提高。但是，因为时间的短暂，这个时期，在汉语功能提高的同时，也给汉语留下了语言混杂，规范不清等弊端。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承担的任务则是在汉语已经达到一个高度以后，整合各种资源，建立一个合理的规范，使汉语成为跨地区、跨阶层，能让所有中国人进行有效交流的工具。这一点对于有着多民族、幅员广阔、方言很多的中国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