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的语言大众化探源与解析

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或许没有哪一个概念像“语言大众化”那样影响巨大，但同时又含义模糊了。虽然从30年代开始，几乎每一个十年都会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因为时代不同，每一个时代的作家总是从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阐释和界定，所以这个概念不是越解释越清楚，而是越解释越复杂了。

“语言大众化”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被确定为官方的语言策略，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概念在20世纪中期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具有这样大的号召力，一方面固然与政治有关，是抗日救亡和各种政治需要将这个口号推到了一个非常显赫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就语言大众化本身来说，它其实也是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相伴生的概念，或者说，它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部分。因此，作为一个影响广泛的文学诉求，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着相当深厚的基础。

在20世纪，语言大众化之所以备受青睐，与“五四”文学革命前汉语书面语的过分禁锢与自闭有关。中国的旧文学基本上是封闭在贵族、士大夫的圈子里，而文言的难学难懂是导致这种封闭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当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文学是改造人、改造国民性之利器以后，语言大众化的问题随之就必然会被提出来。事实上，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第一个区别就是前者是一种全民的、大众的文学；新文学从旧文学封闭的圈子里走出来，变成全体民众欣赏与娱乐的手段。而文学的交流，首先是语言的交流，文化的大众化，首先应当是语言的大众化。

早在晚清民初，当一批率先觉悟的士大夫意识到中国面临“亡国亡种”危险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想到了用文学唤起民众的重要。梁启超很清楚地指出：“故今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严复等也认识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2]而要用文学唤醒民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言文之间的分离，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文字代替难学难写的文言文，这其实就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所在。

中国的旧白话小说，从宋元开始，使用的语言就是白话文，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作品与下层民众交流应当没有问题，但是就整个文学来说，特别是对用文言写成的诗文来说，要与民众交流，语言就成了很大的障碍。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一批觉悟的士大夫最早意识到语言改革的必要。梁启超发现：“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3]黄遵宪提出“言文一致”的要求，他说：“余闻古罗马时，仅用拉丁语，各国因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4]1897年，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全面发挥了黄遵宪的观点，认为言文分离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知识分子的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文学改革，而文学改革的中心又是语言的改革。(www.xing528.com)

“五四”时期的变文言为白话，其原因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书面语的文言与大众的隔膜：难学难懂，将绝大多数的民众排除在文字之外，这是文言的主要罪过。鲁迅曾经指出：“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5]

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应当有两个大众化运动，即“五四”的大众化与1930年代左翼作家发动的大众化，而“五四”白话文运动，应当是20世纪最主要的一次“语言大众化”运动；它虽然没有打起“大众化”的旗号，但是其功能是推倒数千年横亘在贵族与民众之间的语言障碍，将文学普及到大众中去。二者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的性质是启蒙，后者的性质则是革命。

30年代，在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崛起以后，“语言大众化”作为一个口号被正式提出来，这种要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倡。但是这个时期，“语言大众化”的内涵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如果说，“五四”知识分子倡导的是“大众”的文学、“全民”的文学，他们是要将各阶层民众纳入文学的圈子里来，那么，左翼作家倡导的则是“革命大众”的文学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后者在“语言大众化”的概念中注入了政治的、革命的要求，使这个概念发生了“质”的改变。

1937年抗战爆发后，民族救亡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从近代就开始的“文学大众化”和“语言大众化”的要求被推到了高潮。特别是在延安和解放区，抗日的形势与无产阶级文学内在的特点都要求文学走向大众、服务于大众。在那个时代，文学最好的位置就是成为战争机器和无产阶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问题。这种要求非常巧妙地将抗战时期特殊的形势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特殊要求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