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汉字的修辞解析

汉字修辞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五四”以来，这个问题也受到了普遍关注。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获取信息的方式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它是中国人表意的一个独立通道。因此，每一个汉字在字形上的特点都会对表意产生独特的影响。本书所说的汉字“修辞”主要并不是指修辞学上的“拆字”、“并字”、“减笔”、“增笔”、“借形”、“合形”等具体辞格，而是泛指汉字因自身特点对表意所施加的影响，包括了汉字在表意上不同于声音语言的所有特殊性。

文字的交流主要是阅读中实现的，而在阅读过程中，文字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是依附于声音语言，还是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这是理解其修辞意义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以西方拼音文字为对象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提出了“直通假设”（人能直接从字形达到对意义的识别，不必由音码介入）；“语音转录假设”（人在识别字词时对词义的提取必须将形码转换成音码来实现）；“双通道模型”（人的认知到达书面词义存在着两条通道，一是由词形直接到达词义，二是由形码激活音码后再到达词义，两通道是独立地、平行地发挥作用并且具有竞争性）等多种模式。[1]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学者的启发，中国的语言学者也以汉字为对象，对文本阅读中字音、字形各自的作用进行了多方面的实验研究，得出的结论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强调了汉字字形对表意强烈的影响，认为“汉字的视觉识别比较符合‘直通假设’，像汉语这样的表意文字，字形不标记字音功能，因而，从字形直接到达字义，而在汉字视觉识别中字形确实起着主要的作用”。[2]

张中行在比较语言的声符与形符（文字）的关系时曾指出，文字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的“凝固性”：声音语言在交际中转瞬即逝，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文字诉诸视觉，它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在纸质或其他物质文本中长久地保存下来，因此，文字在语言交际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比较声符与形符表意功能的差异时，他还特别指出了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不同，即在拼音文字中，声符与形符的差别比较小，而在表意文字中，二者的差别相对就大得多。“如英语是拼音的，不同的程度浅；汉字不是拼音的，不同的程度深。”[3]

汉字因为有着特殊的“稳固性”和“凝固性”，它在语言交际中就承担了更重要的职能。首先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文字能够承载更多的文化积淀，汉文化作为世界上一种最古老的文化，它的很多信息都在汉字中得到承传。汉语中那些沿用了数千年的古老文字在基本意义之外往往包含了多样的附加意义，它们能够传递非常丰富的文化信息。正如郑敏所说：“汉字充分地呈现了语言中的文化积累，哲思的潜存。表意的象形文字在这种积淀文化的能力上超过了拼音文字。”[4]其次从个人语言发生、形成的过程来说，学习文字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信息通道，文字特有的稳固性、凝固性使个体的记忆与经验可以通过视觉得以储存与积淀。换言之，汉语中的许多经验是靠汉字独立传达，或主要依靠汉字传达的，汉字中其实有许多口语根本无法传达的记忆与经验。(www.xing528.com)

就汉字的音与形之间关系看，字形在表意中的作用大于拼音文字。王蒙曾假设了同一句古诗用汉字和拼音书写表达效果的不同。他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看这十个字，我们就有一种视觉的享受，还能引起人们的想象。相反，如果用汉语拼音来表达呢？虽然它有自己的读法，但你可能看到的是‘bairi yi shan jin，huanghe ru hai liu’，很难得到汉字给予你的文化的享受。”[5]余光中在散文《听听那冷雨》中也指出：“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国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yu所能满足？”[6]

汉字修辞的价值其实早就引起了新文学作家的注意。周作人曾指出：“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7]闻一多也指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我们的文字有了引起这种印象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利用它，真是可惜了。”[8]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实更是文字的艺术。因为汉字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汉字修辞曾积累、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厚的传统。对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建设来说，能否充分、有效地开掘汉字“修辞”的资源，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