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母语意识的觉醒

到了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人再一次把语言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语言问题再次浮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第三代诗人是在对“朦胧诗”的反叛中注意到语言问题。朦胧诗在颠覆新中国成立后虚假的浪漫主义，恢复新诗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艺术上，它主要是继承了三四十年代“现代派”的传统，过多地依靠隐喻、象征和意象，其表意方式是更多地使用远离语言中心所指的“外层所指”，语义繁复、隐晦，特别是到了后期，有的诗歌徒有意象，不见诗情，意象成了掩盖某些人心灵空虚的遮羞布。而第三代诗人更注重人与世界直接的交流，希望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存经验与生命体验，他们认为那些在特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意象不能传达诗人内心的感受，反而成了交流的障碍，因此，在对朦胧诗的反叛中，他们希望颠覆语言之外、非本质的文化符号，铲除在语言之上叠床架屋式建构起来的含义隐晦的意象，回到简洁、澄明的语言，回到口语，于是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和“诗从语言开始”的口号。

其次，西方20世纪“语言论转向”对推动新诗语言意识觉醒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现代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不是人支配语言，而是语言在支配人。在西方现代语言哲学诸理论中，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语言论对新生代诗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一种主客观未曾分化的某种本源之物，人（此在）作为“存在”的一部分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了解“存在”，“存在”并不等于“语言”，但“存在”只能通过语言向人敞开，这样语言根本就不是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代表了“存在”的声音。海德格尔提出“人说”应当植根于“语言说”，“人之说话作为终有一死者的说话并不是以自身为本根的。终有一死者的说话植根于它与语言之说的关系”。[25]因此，海德格尔提出了人应当倾听“语言说”。海德格尔这种将语言定位为“存在”声音的理论提高了语言在诗歌中的意义，对中国第三代诗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80年代中国诗歌语言意识的自觉差不多同时出现在创作和理论两个领域中，其主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有侧重点的不同。

在创作实践中，第三代诗人更多地受到海德格尔的“语言论”及美国“语言诗”的影响，有一种割断语言与生活、现实和个人情感联系的倾向，将词语理解为“存在”的声音。如果说传统诗歌是将语言作为反映生活、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视语言为生活与情感的附庸，那么，第三代诗人则颠倒了语言与生活的关系，常常把词语视作诗歌存在唯一的对象。王家新曾指出：“从词入手不是从所谓抒情或思考进入诗歌”，从词入手能够“导致的是对生命与存在的真正发现，并且能够引领诗人渐渐从根本上去把握诗歌。对诗人来说，不仅诗歌最终归结为词语，而且诗歌的可能性，灵魂的可能性，都只存在于对词语的进入中”。[26]诗人柳宗宣说：“诗的意义是从词语的相互关系中生发出来，诗的写作是词语的世界而非经验的世界，从把语言当成工具到将它当成一个自足的结构，以写诗复现外部世界与经验是困难或不可能，我们的写作最后面对的是词语本身，这是一个诗人应有的对语言的自觉。”[27]

当然，语言问题在整个20世纪都是诗歌领域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没有哪个时期的诗人敢于公然漠视语言，但是，因为语言观念的落后，长时间以来，关注语言常常流于一句空洞的口号。直到80年代，新诗才真正实现了一种语言的自觉，把对语言的关注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80年代以来，诗歌理论界关于语言问题的思考与诗人有所不同，他们更多地从语言本体论反思百年新诗发展的历史，思考语言与新诗体式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即“现代汉诗”的概念。

“现代汉语诗歌”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一些民刊诗人提出来的，然而，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一直到90年代这个概念才由王光明正式提出来。王光明在阐释这个概念时，首先提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融合”与“文化失真”的问题，然后指出，目前“重要的工作是从现代汉语出发又不断回到现代汉语和解构与建构双重互动的诗歌实践中去，顾及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的共同要求，寻找最接近现代汉语特质的形式和表现策略，让诗歌的创作规则及手段在诗歌文类（它可能是多种的）意义上稳定下来，建立起与诗人与读者共同的桥梁”。[28]在这前后，包括郑敏、向天渊、张桃洲、周晓风等的研究也都涉及了这个问题。

“现代汉诗”其实依然是从西方现代语言本体论中引申出来的一个命题，不过它的理论渊源不是皮尔士、弗雷格、海德格尔等关于语言与人、语言与世界关系的理论，而是来自洪堡特、萨丕尔的语言理论，这种理论更着重研究不同语种对人的思维、对不同民族文学与艺术的影响。萨丕尔曾经指出：“每一种语言都有它鲜明的特点，所以一种文学的内在的形式限制——和可能性——从来不会和另一种文学完全一样。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线条。”[29]洪堡特和萨丕尔认为，各民族语言，特别是语言的能指系统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而诗歌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语言的能指艺术，因此，对诗歌来说，语言就像一种“模版”，每一种语言都会造就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潜在地规定一种诗歌发展的所有可能。

“现代汉诗”最基本的理论诉求是强调现代汉诗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对应关系，因为诗歌不仅仅涉及语言的所指，它更多的是建立在一个民族语言的能指特点之上，每一个民族语言的能指总是有非常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为不同民族的诗歌划出了不同的界限。因此可以说，世界上并没有一般的“诗歌”，只有建立在不同语言基础上不同民族的诗歌；如果说各民族小说和戏剧尚可以找到很多共同点，有的差异可以大致忽略，那么诗歌绝对是“个别”的，绝对没有超民族、超语言的诗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新诗一定是“现代汉诗”，而不可能是其他什么形式的诗歌。

从“现代汉诗”强烈的母语意识出发，这个概念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给人们反思新诗与外国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说既然母语是一道难以超越的界限，那么，新诗的发展究竟应该立足于现代汉语做文章，即着重探索现代汉语自身的表意策略和声韵规律，还是更多地向西方诗歌、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在借鉴与模拟中谋求提高；这个问题其实是新诗史上缠绕人们数十年的老问题，但是“现代汉诗”概念的提出为人们破解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界。

在20世纪新诗发展史上，如何向西方诗歌学习，以及学习的可能与限度一直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很多诗人、学者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中西语言之间的深刻差异，因此，对向西方诗歌学习的效果也持一种较慎重的态度。

朱光潜曾在《诗论》中详细分析过英国、法国和中国诗歌之间在声韵方面的差异，他虽然并没有否定新诗向西方学习的可能，但是指出了两种诗歌交流主要的困难所在。卞之琳曾多次说过：“诗是不能翻译的。”他给出的理由是：“比诸其他文学体裁，诗更是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统一体。”他认为正是因为语言的隔膜，导致了很多人对西方诗歌的误识。他指出，“五四”以来，中国人用白话译西方诗歌，“除了把原来的内容、意义，大致传达过来以外，极少能在中文里保持原来面貌”。这样就“在中国诗界造成了广泛而久远的错觉，误以为西方从古到今写诗都不拘形式，以此借鉴而分行写所谓‘诗’，结果并不有利于巩固和提高白话‘新诗’真正成为中国现代诗主体的地位”。[30]余光中则认为在诗歌中声韵与意象是两个最关键的东西，而中国诗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学意象易，学声韵难，这是向西诗学习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指出：

“诉诸视觉的意象比较国际化，超语言的呈现颇有机会，诉诸听觉的声调比较民族化，要脱离母语而独立呈现，几无可能。足见一首诗在听觉上的生命，有其不移的民族性，所以容易‘译掉’。也所以，想从译诗去学外国诗艺，所得者往往是惊人的意象，而所失常是微妙的声调。中国的新诗向西方取经，也因此每每失衡，以至失实。”“向这样的译诗去学习，也就难怪一蟹不如一蟹了。”[31]

但是总起来说，早期的研究者尚没有一个语言本体论的自觉，因此，所述常常是个人的感觉，尚未能上升到理论层面上来。

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影响，很多诗人和诗歌研究者更多地上升到理论层面认识新诗，学习西方诗歌的可能性与限度问题，实现了一个理论的自觉。

吴晓东曾经从“现代汉诗”的理念出发对中国诗歌学习西诗的可能与界限作了一个阐释与界定。他认为，20世纪末，诗评界提出“现代汉诗”这个概念的出发点，其实就是认识到了现代汉语的独特性，以及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特殊的对应关系。因为诗歌对母语高度的依赖性，学习另一个语种的诗歌必定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缺少一种母语意识，这种学习和借鉴很可能就会进入一个误区。在《期待21世纪的现代汉语诗学》一文中吴晓东指出：“突出‘汉语’的字样企图强调20世纪中国诗歌所凭借的语言媒介毕竟是汉民族语言，因此，现代诗学的基本属性自然隐含在汉语言在某些本质规律之中，是无法单纯地套用西方诗学体系所能解释清楚的。”从母语本体论出发，他批评了“五四”以降在新诗建构中过分依赖西诗的倾向。他指出：“本世纪中国诗歌对欧化语言习惯的模仿很容易诱导人们借用西方诗学模式来解读中国的诗歌，从而忽略了汉语自身的构成规律所起到的更为潜在的作用。”他在引用了萨丕尔关于母语是诗歌模板的理论以后指出，中国诗人必须首先“弄清这一语言模子的底色和纹理”才能有一个建设新诗正确的策略与路径。[32]90年代以来，王光明、朱晓进、周晓风等也都提出了相似的看法。

90年代以来，很多诗人在学习西诗方面也出现了一个观念的调整，就是在母语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学习与借鉴。正如王家新所说：

“诗歌进入90年代，它与西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种重要转变，即由以前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变为一种平行或互文关系。具体讲，诗人们由盲目被动地接受西方影响（对于从‘文革’文化沙漠走出的一代，这在一开始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转而自觉、有效、富有创造地与之建立一种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既把自身与西方文本联系起来，但同时又深刻区别开来。”[33]

其次，“现代汉诗”概念的提出也给人们反思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界。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比与西诗的关系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中国古典诗歌有三千年的历史，而且产生过像唐诗宋词这样尽善尽美的经典，因此，只有百年历史的新诗可以说一直生活在古诗的阴影里；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拿古典诗歌与新诗作比较，把两者之间的任何差异都作为指责新诗的理由。一直到90年代还有人抱怨“五四”先驱者曾“自绝于古典文学”，使新诗“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34]认为“对古典诗词这种登峰造极的凝练艺术，若白话文先驱们不是遗弃，而是精心钻研”，“整个新文学史的面貌都将为之改观”。[35]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当考虑到，虽然文言与白话都是汉语书面语的特殊形态，但是鉴于诗歌对语言的高度敏感，它们的差异足以在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之间划出非常清楚的界限。“五四”以后，在从文言到白话的置换中，古典诗歌的格律被彻底颠覆就是最好的例子。换言之，中国诗歌的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就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按照萨丕尔的说法，大致就是换了一块“模板”；因为语言的转变，新诗的规则遭遇了一次重新洗牌。新诗不是不可以从古典诗歌取得经验，但是又绝对不能忽略语言在二者之间划出的界限。从这个角度讲，现代汉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很难说就比西诗更加亲近。

8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启迪，有相当多的研究者和诗人以现代汉语为依托，形成了一种新诗的自主意识，他们以语言与诗歌那种单一的对应性为依据，在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差异性的基础上，为新诗找到了一种真正“合法”的感觉。新诗不再是旧诗的“儿子”，而是一个独立的、有着广阔前景的崭新诗体。

吴晓东曾经同样从“现代汉诗”的层面阐释了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他指出“对‘现代汉语诗学’中‘现代’两字的凸现，则是有意与古典诗歌语言划清界限”。他指出：

“古汉语被现代汉语所取代是一种整体性的替代，作为一种在本世纪丧失了社会语境以及文本语境（尽管仍有人从事旧体诗以及文言小品的写作）的语言，古代汉语所能移植进现代汉语的结构—功能机制中的一部分是极其有限的。而现代汉语尽管有诸种缺憾，但迄今毕竟已被诗人们使用了近一个世纪，并且奠定了区别于古典汉语的‘特殊构造’，即一种独有的传达诗的经验与审美意识的方式。因此，从诗学的角度考察作为诗歌载体的现代汉语的内在机制，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前提。”[36]

80年代以来，新诗在语言观念上的觉醒不是说它就此就不要向西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寻求借鉴，其意义仅仅在于：意识到语言在它们之间划出的界限，区分出借鉴的可能与不可能。概括地说，因为语言的“专断”，现代汉诗不可能像小说、诗歌那样通过模仿走向成熟，现代汉诗的体式只有靠中国现代诗人自己去探索，过分地依赖外国与古代的传统只能将新诗的发展引入误区。

90年代以来，很多诗人也表示了大致相似的看法。西川指出：“由于中国传统诗歌注重外在形式，所以其精神底蕴在使用口语的今天，已经基本上被掩蔽于一种坚固的语言外壳。人们已经很难从中体味到创造的活力。”[37]桑克说：“中国现代性一开始就将中国文化史上曾经拥有的古典性诗歌传统给彻底颠覆了。”“从诗学角度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反对的诗歌传统，古典性诗歌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中国现代性诗歌一直致力于使自身成为传统。”[38]陈东东说：“想要从被现代汉语所刻意摆脱的古典诗词里寻找范式，来评估现代汉诗”，就如同“以奔马为依据制订交通规则，去限制汽车的速度。”[39]

[1]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0页。

[2]梁实秋：《读〈诗的进化的还原论〉》，《晨报副刊》1922年5月27日。

[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4]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0页。

[5]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6]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7]同上书，第24页。(www.xing528.com)

[8]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8页。

[9]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载《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9页。

[10]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95页。

[11]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0页。

[12]同上书，第385—386页。

[13]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4—255页。

[14]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5]朱自清：《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9年版，第144页。

[16]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

[17]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创刊号，1931年1月。

[18]梁实秋：《读〈诗的进化的还原论〉》，《晨报副刊》1922年5月27日。

[19]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

[20]同上书，第56—58页。

[21]《闻一多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22]闻一多：《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23]朱自清：《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9年版，第142页。

[24]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25]［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页。

[26]参见谭桂林《从形式论到语言论——关于现代中国诗学发展趋势的一种考察》，《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7]李心释：《关于当代诗歌语言问题的笔谈》，《广西文学》2009年第6期。

[28]荒林：《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反思——“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述要》，《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

[29]［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9页。

[30]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

[31]余光中：《谈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32]吴晓东：《期待21世纪的现代汉语诗学》，《诗探索》1996年第1期。

[33]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34]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35]同上书，第103页。

[36]吴晓东：《期待21世纪的现代汉语诗学》，《诗探索》1996年第1期。

[37]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载西川《让蒙面人说话》，东方文化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66页。

[38]桑克：《当代诗歌的先锋性——从肆无忌惮的破坏到惊心动魄的细致》，《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9]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