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演变：解放区外来作家的探索

如果说解放区本土作家主要是在一个乡土的、民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那么，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则主要是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为“五四”以后，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普通民众存在很深的隔阂，所以，丁玲、周立波、欧阳山到达解放区以后，他们的创作也都必然面临一个很大的转型。

解放区外来作家在为工农兵服务，在大众化、民族化这个大方向上，与赵树理等本土作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如何实现大众化、民族化问题上，即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是否意味着一定要学习旧形式、旧语言，一定要拒绝欧化的影响，他们的态度却是矛盾的，多少有些保留。

丁玲曾明确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三国演义》、《红楼梦》，看这些书“可以使人百读不厌”，“《三国演义》写那么多大政治家、历史上有名人物，写他们的关系写得那么复杂，那么有味道，我觉得很少有的”。然而，她马上又指出，“但是，现在是不是就能够照他们的那个样子写呢？继承它的好的地方是必要的，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很好继承。可是，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快，生活变化太快，表现那个时代的手法，和今天的社会相差太远，两方面结合起来不是很容易的。”“现实更复杂了，需要用一些更为宏伟的章法来写了。”[10]“他们的语言（古人的语言）和现在的语言并不一样。”[11]丁玲注意到旧文艺的确有非常精细的描写，“写得入情入理，委婉，曲折，有它夸张的方法，陪衬的方法，含蓄的方法，这都值得我们学习”。但她随后就指出：“但这些方法，也常常是随着封建社会里的人情世故安排的。”如果不加警惕，不批判地予以接受，“我们就会沉醉在里面，摇头摇脑”，这样反而是有害无利。[12]

丁玲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解放区文学与“五四”文学相比在艺术素质上的差距。她指出：“苏区的文艺，到现在还没有产生过如同《阿Q》那样艺术成熟的作品，就是象《子夜》、《八月的乡村》……有着丰富新鲜、大的场面的描写也找不出。”[13]

欧阳山也指出：“中国的旧文学是士大夫底专利品，他们只会向古代的语言艺术里面去找寻化石，一般的民间文学（市井文学）所运用的语言是落后的，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里面的。”[14]

在接受旧形式和旧语言方面，解放区外来作家因为在理论与态度上的这种保留，使他们在实践上同样地有所保留。即不可能实现对旧形式、旧语言完全的认同。选择性——即站在现代文学的基点上，以新文学为本，局部的、有选择地使用一些旧形式，借鉴旧白话中优秀的东西——是外来解放区作家的一个普遍的策略。

当然，丁玲、欧阳山等作家虽然在接受旧形式、旧语言的态度上有所保留，对如何评价欧化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对语言的过分欧化，都明确地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同时，也都努力克服自己语言中过分欧化的弊端。丁玲曾拿大众的语言与欧化的语言作过一个比较，她说：

“老百姓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他们不咬文嚼字，他们不装腔作势，他们的丰富的语言是由于他们丰富的生活而产生的。一切话在他们说来都有趣味。一重复在我们知识分子口中，就干瘪无味，有时甚至连意思都不能够表达。我们的文字也是定型化了的那末老一套，有的特别欧化，说一句话总不直截了当，总要转弯抹角，好象故意不要人懂一样，或者形容词一大堆，以为越多越漂亮。”[15]

欧阳山到延安以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作品与历史环境的差异，认识到作家“使用什么语言是由对象决定的。给什么人看，就用什么语言”。[16]“这样子，我就不得不面临着一种选择：是保持我原来的风格，使他们无法接受我的作品呢？还是改变我自己的风格使我的作品尽量做到使他们喜闻乐见呢？结果我选择了后者。”[17]

从语言的实践情况看，丁玲早期的小说使用的是比较典型的欧化的语言。对这种语言的缺点她自己也非常清楚。她后来说：

“我是受‘五四’的影响而从事写作的。因此，我开始写的作品是很欧化的，有很多欧化的句子。当时我们读了一些翻译小说，许多翻译作品的文字很别扭，原作的文字、语言真正美的东西传递不出来，只把表面的一些形式介绍过来了。那时我们写文章多半都是从中间起，什么‘电灯点得很堂皇，会议正在开始’之类，弄上这么一个片断，来表示一个思想。”“三十年代我就发现自己的文章特别罗索。”[18]

1931年，丁玲《水》的发表标志着她创作的一个转变，即从对知识女性内心的谛视，走向广阔的社会现实。《水》在经历了艺术视界的由内而外的转变以后，其语言变得比较朴实，那种与心理描写相伴的飘忽、玄虚的句子大大减少，违反汉语搭配习惯的情况也减少了。但是，《水》中仍有很多繁复、冗杂的长句子，语言欧化的风格非常明显。

40年代，丁玲到延安以后，发表的一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语言风格有了更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她的语言风格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小说中有一段描写经常被人引用：

当大地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起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着清朗的笑声。鸟雀的欢噪已经退让到另外一些角落去。一些爱在晨风中飞来飞去的小甲虫便更不安地四方乱闯。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蠕动，却隐藏不住那累累的稳重的硕果。看得见在那树丛里还有偶尔闪光的露珠，就象在雾夜中耀眼的星星一样。而那红色果皮上的一层茸毛，或者是一层薄霜，便更显得柔软而润湿。（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拿丁玲早期作品与40年代的作品作一个比较，能够看出，其实这个作家语言的基本特点并没有太大改变。她的语言丰富、细腻、生动、繁复；大量的词汇，多变的句式，语言特别具有表现力，特别善于表现人物委婉、曲折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其作品一贯的特点。前后两个时期语言风格的不同则是：早期的语言欧化成分更重一些。作者对曲折、绵长的句子似乎还不能完全把握，文中常常会有违反汉语搭配习惯的情况出现，40年代这些缺点得到了有效的纠正。

在40年代，欧阳山也有一个与丁玲类似的转变。在1941年，欧阳山到延安之前，他的作品也有明显的欧化之弊。“他的行文好用冗长而复杂的句式，使不少作品晦涩难读。”[19]欧阳山对自己的这个缺点也有明确的认识：“又由于我大量的阅读欧洲和日本的文学作品，接受了他们的影响。我运用的语言是一种欧化的文学语言，只有知识分子能够接受，最多只有少数的工人店员能够接受，所以读者对象是非常狭隘的。”[20]

到达延安，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欧阳山开始努力矫正自己的语言风格。

“一千九百四十六年，我在延安写《高干大》的时候，正碰到一个改造风格和改造语言的问题。就是说，我要从那以前的欧化风格和欧化语言，努力变成民族风格和民族语言，也就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当时，我正在辛勤地劳动和痛苦地挣扎当中搜索前进。”[21]“作为这种努力的结果，我写了代表新风格的长篇小说《高干大》。”[22]

拿《高干大》与欧阳山早期的作品相比，能发现与丁玲类似的情况，就是这个作家基本的语言特点并无太大的改变。它只是去除了作家早期语言中过分欧化的成分，即那些违反汉语习惯，近乎病句的成分。语气也变得比较舒缓。而现代文学语言特有的那种绵密、细腻、丰富与复杂在《高干大》这样的作品中依然存在。

从这些作家的语言实践来看，他们的创作成果很难说实现了大众化、民族化倡导者的初衷，因为非常明显，就是像《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高干大》等，其实都不是农民和兵士所能读的书。这些作品在文体和风格上更近似于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而不是趋近赵树理、马烽的作品。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的号召，对这些作家语言实践的影响，其实更多的是促使他们克服欧式语言的影响，克服过分欧化之弊，向汉语回归，向自己的本土语言回归。

从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演变发展史的角度上看，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可以看作一个“调整”的时期。此前汉语经历了一个激烈动荡的时期，欧式语言大举进入汉语。虽然，汉语欧化整体上是必要的和积极的，它对改变旧白话长期以来的含糊、直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翻译语体对汉语毕竟是异质的，与汉语有很多扞格不入之处。因此，中西语言碰撞交汇以后，必然经历一个整合与融汇的过程。在40年代，解放区本土作家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基础上，嫁接旧白话的传统，这种试验虽然也有不成功之处，但是它毕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同时，这种追求还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新文学与工农大众的隔膜，实现了知识分子和大众在语言上的交流。而对解放区外来作家来说，大众化、民族化的倡导，更大的意义是促使他们反省过分欧化之弊，向汉语回顾、向自己的母语回归。这个过程并非使他们的语言变得低俗，而是变得更成熟、具有更高的艺术素质。

[1]《孙犁文集》（4），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页。(www.xing528.com)

[2]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载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3]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载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4]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载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5]赵树理：《也算经验》，载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6]孟超：《从〈李有才板话〉想起》，香港《小说月刊》第1卷第2期，1948年8月。

[7]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载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

[8]《孙犁文集》（4），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9]同上书，第83页。

[10]丁玲：《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11]同上书，第220页。

[12]同上书，第232页。

[13]同上书，第189页。

[14]欧阳山：《欧阳山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2页。

[15]丁玲：《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16]欧阳山：《欧阳山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4075页。

[17]同上书，第4095页。

[18]丁玲：《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73—574页。

[19]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页。

[20]欧阳山：《欧阳山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4092页。

[21]欧阳山：《欧阳山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8页。

[22]同上书，第40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