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之心理描写语言深度探索

心理描写一直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弱项，虽然古代作家通过人物的行动可以间接暗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但是，这与直接使用心理描写毕竟有非常大的区别。因此，“五四”语言转型以后，在现代小说中大量使用心理描写对中国现代作家来说还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与实验的问题。

关于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写，鲁迅首开先河，其后郁达夫、庐隐等都作了比较多的实验与探求，而在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中，丁玲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关于现代小说中心理描写这一项，丁玲的成绩已经得到了很多评论者的肯定。埃德加•斯诺说，丁玲是“当今中国女作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她的作品的特点是善于分析当代青年的心理活动”。[10]捷克学者丹娜•卡尔沃多娃说：丁玲“善于引人入胜地描写看到的事物，具有洞察人们心理活动的天赋。”[11]茅盾说：“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12]钱杏邨更早就评论说，丁玲是“一位最擅长于表现所谓‘ModernGirl’的姿态，而在描写的技术方面又是最发展的女性作家”。[13]

丁玲因为在心理描写方面的突出表现，很多研究者一直拿丁玲与鲁迅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成就相比较，有人肯定了丁玲对鲁迅的继承，但是，也有人以鲁迅为尺度在一定程度上贬抑丁玲小说的成绩。例如冯雪峰曾经拿《莎菲女士的日记》与《伤逝》相比较，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只是“从一个恋爱追求者的少女所感到的恋爱本身的空虚，来说出‘五四’后那种脱离现实的恋爱自由的空虚”，而“《伤逝》则深广得好多倍，作者掘出很深很广的社会的根源，从依然存留的封建势力与现实的经济压力来宣告了纯洁的理想的恋爱自由的死刑，使读者沉痛和悲愤，却明白只有击毁现社会的压力和有这样的大勇的战斗者才能实现恋爱的自由的理想的”。[14]这段评述虽然主要是针对作品的思想意义，然而，因为两部小说都是以心理描写而著称，因此，这段话暗含的意思仍然是对两部作品心理描写是否深刻的一个比较。

但是，在我看来，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有着非常复杂多样的形式，不同作品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达到“优秀”的标准，在评价作品时，并不能用一种形式否定另一种形式。事实上，在开拓现代小说心理描写方面，丁玲是鲁迅的继承者，但是，丁玲又并非模仿鲁迅，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己的方式继承了鲁迅开创的道路，实际上，通过创新而来的继承，才是一种真正的继承。

丁玲与鲁迅在心理描写方面的差异可以从表现方式与语言形式两个层次上看出来，而这种差异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新文学两代作家在心理描写方面的不同。

首先就表现方式来说，他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鲁迅的心理描写更多地综合了中西小说之长，在心理描写上暗示、隐喻比较多，描写都留有余地，留有给读者想象、体验的空间；而丁玲的心理描写则更多地承袭了西方现代小说的传统，经常直接进入人物心灵中，多铺叙、阐释，表意唯恐不尽，力求写出人物复杂深邃、盘曲错综的内心世界，写出心灵的多重奏。

例如，鲁迅的《伤逝》是以涓生的“手记”形式写出，整个叙事就是以回忆为线索。按理说，这类小说的内容应当主要是人物的心理活动，但是鲁迅在处理这个内容时，常常还是以写事、写物暗示人物的心理，那种大段的心理分析还是比较少见的。《伤逝》一开头，涓生重新回到与子君生活过的房子里，此时物是人非，在这种睹物伤情的情况下，涓生应当是感慨万千，心理活动应当非常丰富。但是，作者没有更多的直接写人物的心理，而是用景物来衬托人物的心理：“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然后则是回忆自己一年前是怎样等待子君的到来，写到子君“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子君“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等。其后写到当时涓生见到子君高兴的心情也是用景物描写衬出。“她又带来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而这一段文字又与前文景物描写的压抑和悲伤恰成对照。在后面的回忆中，这种重暗示、隐喻的手法也一直大量使用，构成了鲁迅小说心理描写的一个鲜明特点。

丁玲小说心理描写则更多地继承了西方小说的传统，就是那种铺张的、张扬的，对人物心理是一种掰开揉碎式的描写。在丁玲小说中往往能看到作者从不同角度多方面地展现人物的心理，其中，最多的是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在第一人称作品中，则是人物关于自己性格、心理的剖析和自己与其他人关系的分析。(www.xing528.com)

例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一开始，莎菲对自己与亲人、朋友的关系就有一个分析：“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的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所爱惜我的是些什么；爱我的娇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关于与苇弟的关系，与凌吉士的关系，莎菲都有大段的、反复的心理分析。除了这类分析之外，主人公还通过假设，即虚拟的情境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这其实也是刻画人物的一种手段。例如，莎菲在想到自己的肺病时产生了很强的绝望的心态，随后有一大段心理活动：“无论在白天，在夜晚，我都是在梦想可以使我没有什么遗憾在我死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我想我能睡在一间极精致的卧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姊们跪在榻前的熊皮毡子上为我祈祷，父亲悄悄的朝着窗外叹息，我读着许多封从那些爱我的人儿们寄来的长信，朋友们都纪念我流着忠实的眼泪。”

一个作家在表现技巧上的选择与其语言策略总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鲁迅与丁玲心理描写方式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语言方式的不同。

鲁迅文学语言一贯的特点是简洁、练达，有入木三分的深刻，也有含蓄、蕴藉的韵味。关于这个特点鲁迅自己其实有很强的自觉意识。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说自己的语言策略是：“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达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15]在1925年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曾比较了自己与钱玄同的语言在风格上的差异，他说：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烦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不可究诘者焉。”[16]

在心理描写中鲁迅同样是字斟句酌、惜墨如金，故而成就了其小说含蓄、蕴藉的特点。

而丁玲并没有鲁迅那样文言的背景，她基本上是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新文学作品建构了自己的语言基础，同时，或许也与性格和性别有关，丁玲在语言表达中追求的是畅达、明快，与表意上的清楚明白，因此，在心理描写中，其语言也表现了同样的特点。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莎菲在已经看透了凌吉士的面目以后有一大段心理描写。她首先承认自己是“爱恋上那个高个儿了”，留恋“他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若人的眼角”，然后指出在凌吉士诱人的外表的背后却有着一颗鄙俗的心。他一天到晚想到的不过是如何得到更多的金钱，如何逛妓院，回到家中则有年轻的太太、白胖的儿子；莎菲清楚地意识到凌吉士与自己的交往不过是因为“北京好看的女人太少”，是一次逢场作戏而已。然后小说行文到这里，人物的思想出现了一个逆转，即由对凌吉士的谴责，变成了对自己的谴责，就是说她认识到她和凌吉士的交往根本上还是自己克制不了来自内心的情欲，“因为假设只要我自己肯，肯把严厉的拒绝放到我眸子中去，我敢相信，他不会那样大胆”。

心理描写在鲁迅作品中通常是点到为止，作者总是力求避免正面描述，而是通过隐喻、暗示，用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丁玲的作品中，心理描写总是被条分缕析，一层层地、多角度地揭示出来。在上述这个例子中，人物既承认了自己对凌吉士的爱慕，又谴责了他灵魂的卑污，同时，更进一步指出自己在明知是逢场作戏时被情欲所误，那种陷于情欲不能自拔的可鄙与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