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变迁历史

新文学第二代作家登上文坛时，上一代作家已经基本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在语言方面首先确立了白话文的合法性，其次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叶圣陶等作家已经创作了第一批白话文的作品。因而与第一代作家相比，后来者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语言平台。

如果说新文学作家学习白话文最可靠的资源有两个，即前辈作家的白话文作品和各类翻译作品，那么第二代作家在语言学习方面就具备了非常大的优势。首先，第二代作家在学习语言与写作时，他们已经可以以第一代作家的作品作为“范本”，即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叶圣陶等作家的作品作为“范本”。其次，在清末民初这一段时间，中国翻译文学的水平有了快速提高，这样就学习翻译语体的方面说，第二代作家也有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

事实上，新文学第二代作家在个人语言建构中很多都受益于前代作家，他们是以“五四”文学作为范本建构了自己的白话文，这样就省却了很多“摸索”、“试验”的功夫，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更进一步的探索，这其实是他们的语言比第一代作家更为成熟的第一位条件。

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中很多在早期接受教育或者在开始创作之前都有认真学习前代作家语言的经历。1919年丁玲在周南女校读书时，进步教师陈启明常把《新青年》、《新潮》介绍给学生看，那个时候，丁玲就喜欢上了白话新诗。她把胡适的《两个黄蝴蝶》“当作儿歌背诵”，许多年以后还有记忆。她说：那时“俞平伯、康白情的诗也是我们喜欢背的”。以后则喜欢郭沫若的《女神》，“读后真是爱不释手”。她说“我整天地背诵‘一的一切，一切的一’”。[12]15岁在周南读书时她还读不懂鲁迅的作品，后来年龄见长，鲁迅作品引起了她强烈的兴趣，1924年在北京时她曾“如饥似渴地寻找他的小说，杂文，翻旧杂志，买刚出版的新书，一篇也不愿漏掉在《京报副刊》、《语丝》上登载的他的文章”。[13]

沙汀最早接触新文学作品是1921年入读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当时的同班同学艾芜比他接触新文学略早，沙汀最早读到的白话作品，像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都是从艾芜那儿借到的。后来读到郭沫若的《女神》，他们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许多段落至今仍能背诵，星期天两人一起去成都的通俗教育馆，少城公园游逛。在望江楼俯视滔滔江水，两个青年常不自禁地诵出郭沫若的诗句”。[14]这个时候沙汀对鲁迅的小说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说：“一天，在普益报社，读到了鲁迅的《故乡》。我一下就被那弥漫全篇的抒情笔调吸引住了，被小说结尾那诗一样的哲理性的警句征服了。从此，我就爱上了鲁迅的著作。”[15]对《故乡》、《孔乙己》、《离婚》等作品，他曾反复阅读。

萧红1927年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以后开始对新文学作品产生强烈兴趣，她和几个同学“一起阅读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的文学作品，读冰心、徐志摩的诗”。“她们对鲁迅先生极其崇敬，先生的许多句子都能背诵。经常是一个人说鲁迅先生作品中的上句：‘我在后园，可以看见墙外的两株树，一棵是枣树……’另一个人即接着说下句：‘还有一株也是枣树。’”[16]

新文学第二代作家早年大多有学习和使用文言的经历，他们在实现语言转型时，能够找到现代白话文的范例，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有了范文他们学习语言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标准，同时，他们可以像前人学习文言那样，模拟白话范文的语感与语气、造句与用词的方式等，在学习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新文学第二代作家学习现代文学语言的另一个主要资源是翻译语体，如果说上一代作家的创作给第二代作家提供了“范本”，那么翻译作品也给后者提供了重要参考，对其语言建构产生了很大影响。

翻译语体在建构现代文学语言中的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有关研究者的重视，事实上，在被作为现代文学语言建构的几种资源中，翻译语体是与其最接近的一种，它远比旧白话更接近现代文学语言。因为翻译语体其实就是用汉语表述西文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它要尽量体现西文在词法和句法上的特点，而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通过学习西文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获得一种精密性与逻辑性。因此，优秀的白话译文可以说就是最早的现代文学语言，新文学作家最早在艰难摸索的时候，优秀的翻译作品就成了他们学习现代文学语言时最好的范本。

就翻译语体对两代作家的影响来说，他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与中国的教育在晚清民初20年发生重大改变一样，中国的文学翻译在大致相同的时期也有了重大的改变，即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第二代作家虽然在年龄上与上代作家只有大约十年的差距，但是因为文学翻译水平的快速提高，他们学习翻译语体的条件与前代作家相比有了非常大的不同。(www.xing528.com)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活动正式进入发展期的时间应当是1898年，1898—1917年是中国翻译文学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翻译作品大量出现，翻译质量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总体上说，晚清民初的翻译文学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选取原作的随意性。晚清民初中国文坛对西方文学缺少整体的了解，同时，很多译者也缺少明确的文学意识，他们更多的是根据个人趣味或者大众的口味选择作品，因而所译作品很多是西方或日本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其次是翻译的随意性，多意译、译述、编译等。早期的翻译者更多的是从自己的主观好恶和中国人的道德判断、审美习惯出发任意删节、增添，在翻译时随意发挥，那种改译、误译，将原作中的人名、地名、称谓、典故中国化，更改作品的文体等情况非常普遍。最后是晚清民初翻译作品的译语虽然有少量的白话，但多数还是文言或浅近的文言，只有伍光建、吴梼等少数翻译家使用白话文翻译。

而“五四”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原作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五四”时期翻译家很多都有留学背景，他们精通外语，也精通外国文化与文学，具有开阔的文学视野，因此他们选择翻译的原作大都是西方文学的经典作品，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均有较高价值。其次，“五四”以后，中国翻译界较彻底地纠正了此前随便意译、改译的习惯，开始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五四”以后虽然在“直译”和“意译”之间还有争论，但是这只是在如何处理文字的技法上不同，而在尽量忠实于原作这个问题上，多数人并无很大差异。另外，更重要的是，“五四”以后各种文体的翻译都使用了白话，在语言上有了一个较彻底的改变。

从新文学第一、第二代作家的年龄上来看，第一代作家学习语言与写作的时间应当是“五四”前的十多年，而在这段时间翻译作品虽然数量不少，但是总体质量不高，特别是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文言，因此，学习语言的价值比较有限。这代作家当然也深受翻译文学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更多地限于内容与技巧方面，使他们深受触动的往往是西方文学巨大的深度和其反映生活的广度，以及叙述视角的灵活多变、视野的多重限制等。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郁达夫等很多作家都提到过翻译文学在这些方面对他们创作的影响。

而对第二代作家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部分作家学习语言和写作的时间大多在“五四”以后，而这个时期翻译文学已经能够提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白话译作，这些作品中有英、法、美、俄等各个国家的作品，有长、中、短篇各种体裁的作品，从英法的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左拉、司汤达、莫泊桑，到苏俄的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这些作品给他们提供了优良的学习现代白话的范本。西方经典作家提供的文本无论在思想内容、艺术技巧和语言形式上都更丰富、更成熟。因此，对新文学第二代作家来说，现代翻译文学可能是比第一代作家当时所能提供的白话文本更好的现代白话文的范本。

1922年沈从文初到北京时，他除了早年读过一些旧白话小说外，在创作上几乎没有什么准备，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熟悉。在最初的创作中他使用的是很蹩脚的“普通话”，方言土语俯拾皆是。后来，他主要是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逐渐改造了自己的语言。金介甫从沈从文的作品推测，有相当一批外国作家影响了他的创作，这些作家大都是19世纪俄国和法国的小说家，主要有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莫泊桑、都德、法郎士、福楼拜等。[17]沈从文自己说，对他影响比较多的是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他说：“契诃夫叙事方法，不加个人议论，而对人民被压迫的同情，给读者印象鲜明。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把个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有独到好处。”[18]而金介甫认为“沈喜欢的作家都出于爱他的文采”。[19]

沈从文一直都未停止在创作中使用欧化语体的尝试，他早期作品使用欧化语既少，也比较生硬，然而，后来随着创作实践的增加，其作品中就融入了更多的欧化语成分。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他受到弗洛伊德、乔伊斯的影响，在尝试现代派实验时，他的语言中就不得不融入更多欧化语成分。20世纪50年代沈从文在谈到自己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时说：“特别是从翻译小说学作品组织和表现方法，格外容易大量吸收消化，对于我初期写作帮助也起主导作用。”[20]

沙汀在学习现代文学语言时除了受到新文学作品的影响外，更深受翻译文学的影响。1929年他到上海以后，曾有一段时间大量阅读了翻译文学作品。他说“契诃夫的《凡卡》和《苦恼》，真不知读得有多少遍！但最使我依恋不舍的却是普希金的中短篇小说和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和托尔斯泰的《复活》一直随身携带，反复研读。”[21]他“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简直像耗子一样”。“他那时关在屋子里读契诃夫，读迷了，一个人又拍桌子，又笑……”他反复阅读托尔斯泰的《复活》，其中的章节“他读得爱不释手，几乎都能背诵下来了”。[22]像这种反复地阅读甚至可以背诵对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语感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事实上，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中很多都有与沙汀类似的经历，翻译语体在他们学习现代文学语言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拿新文学第一、第二代作家做一个比较，能够看出，前者大都有留学经历、深谙外语，多数还有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历，他们语言中的欧化成分更多的是直接从西文学习中获得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是，新文学作家学习现代文需要融汇一定的欧化成分，然而并非欧化程度越深越好，并非越贴近西文越好；当模拟西文超过了一定的“度”以后，它不仅不能有效地增加汉语的严密与逻辑性，反而会严重违背汉语自身的习惯，导致交流的障碍。事实上，一些作家如果一直用西文思维写作，特别是大量从事翻译工作，其语感和言说方式就会比较多地偏离汉语，就会导致其过分的“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从成熟的翻译文学中学习语言倒是能取西文之优点，避其不利，从而能促使现代文学语言更快地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