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背景与作家语言演变

清末民初中国的教育急剧变化，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因为年龄差异，受到旧式教育影响的程度就有不同，第二代作家接受教育的时间更晚，他们受到旧式教育的影响就更小一些。中国教育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转型中它对第二代作家构成影响的除了第一章已经谈到的因素外，还有下面三点需要特别指出。

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1年庚子之变以后，清政府颁发“变法”上谕，开始实施“新政”，其后关于科举制度就不断有一些变革，1902年科举应试的内容变八股为策论；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1905年，袁世凯等上《奏请废科举折》，至此，施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科举制的废除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导向，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出现了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从1906年到辛亥革命前的5年间，各地各级学堂都有很大发展，中国近代的学堂系统基本建立”。[1]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至1910年，全国学堂数为42696所，全国学生共1300739人。[2]

其次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教育又增加了更多的现代性内容。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等文件，要求将清末的各种学堂一律改为学校，“清末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废止清末学堂的奖励出身”等。[3]在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

另外，还有一个与新文学作家语言习得关系密切的是这个时期在教科书编写上的变革。自20世纪初新的教育体制实施以后，很多教育家既注意教学内容的变革也注意语言的变革。后一个变革的内容就是强化“口语化的编辑方向”。[4]例如，曾经在晚清民初产生很大影响的、张元济编写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就体现了“口语化”和“通俗易懂”的编写原则。有人后来回忆使用这本教科书的体验时说道：“商务版的教科书，确是更易上口入脑，‘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父母子女，井户田宅’，虽然也似千字文体，但逐课发展，生动有趣”[5]。其后，由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编译的西方教科书和自编的教科书“很多就是用白话文编写而成”，“都强化了口语化的编辑方向”。[6]而在1920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顺应“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形势，训令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同年4月，再训令国民学校各年级至1922年一律改国文为语体文。

新文学第一、第二代作家在年龄上大概有十年的差异。第一代作家中除鲁迅（1881）、周作人外（1885），大多数出生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而第二代作家，除了茅盾（1896）、老舍（1899）外，[7]他们大多数出生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样从两代作家的年龄上来看，虽然他们都同样受到教育变革的影响，但是，因为延续二十多年的改革不断有新的内容，他们接受教育的内容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例如，现代学制是在1905年以后开始施行，新式学堂由此开始快速增加，科举制度也是在这一年废除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对封建教育的改革更加推向深入，而1920年以后教科书中的废文言兴白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换言之，在教育激烈变动的时期，往往几年之间中国的教育就会经历非常大的变化，而接受教育的时间虽然只有数年之差，但内容和方式会有很大的不同。

拿两代作家作一个比较，可以见出这样两种情况：首先，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中那些年龄较大者通常接受传统教育的时间较长，受文言的影响比较大。例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等接受早期教育的时候，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尚未启动，科举制度尚未废除，在这个背景下，他们大多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传统教育，文言对他们也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www.xing528.com)

其次，在两代作家中，即便是年龄相近者因为新旧教育的快速转变，他们所受教育也有明显不同。在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中，因为各种原因，其实很多人在读新式学校之前都有过接受私塾教育的经历。巴金1909年5岁随父亲在广元县县衙内读书，断断续续一直读到1918年，而真正入新式学校则是20岁以后。老舍1905年入一家改良的私塾读书，1909年转入西直门私立第二小学堂，读私塾也有三年的时间。沈从文1906年6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其后换了几家私塾一直读到12岁，13岁才插班到新式小学读书。沙汀、艾芜等也都有类似的经历。

但是，仔细比较能够发现，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与前代作家同样的读私塾的经历，然而在内容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个中的原因在于，两代作家读私塾的时间正是私塾这种教育体制变化最快的一段时间，第二代作家就读私塾大都是在1905年以后，而这个时候，新式学校大规模出现，尤其是科举制度被废除，私塾在教学内容与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舍早年就读的就是一所“改良私塾”，“学校”是在一座破庙里，“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教材则是《地球韵言》和《三字经》。[8]而这个时期变化最大的是时代语境发生了巨大改变，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私塾教育丧失了培养目标，从而使受教育者在学习时缺少了最基本的动力。沈从文童年、少年时代曾有多年读私塾的经历，但是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其原因在于他一直都没有以认真的态度去学习。而这种学习的不认真表面上似乎是因为他性格的“顽劣”、“桀骜不驯”——他一再通过说谎等方式逃避学习，宁愿挨打也不去私塾读书，但是联系时代背景看，其中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金介甫在分析这种现象时，除了注意到他与“几乎所有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不喜欢旧式教育中死记硬背，陈词滥调”之外，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学校教的功课只对科举考试有用，而科举早在1904年就已经废除”。[9]沙汀从1911年7岁起在家塾读书，一直到1921年才到四川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他其间也一再逃学，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读的是“耍耍书”。[10]其原因，除了母亲的宠爱外，没有学习的目标与动力也是重要原因。当然，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中年龄较小者，像张天翼（1906）、萧红（1911）、叶紫（1912）等从小接受的就是新式教育，他们受文言的影响就更弱一些。

胡适曾多次用旧时代女子的裹脚放脚比喻“五四”作家学习白话文的过程，他说：“作过旧文学的人，不能作好新文学，这等于裹了小脚的女人要放脚，无论如何不能恢复他的天然脚，只有添一点棉花，冒充大脚。我们学过文言文，没有办法写好白话文。”[11]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大都是裹了脚又放脚的人，他们的差别仅在于裹脚的程度不同。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等裹脚的程度深一些，受文言的影响就更大一些，而年龄较轻者受的影响就相对较小。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中年龄较长者多少也都受到文言的影响，应当也是有“裹脚”的经历，但因为时代环境的原因，他们受传统教育一开始就不那么认真，随后很快转向新学，受的影响应当也不大。这一代作家中的更年轻者则一开始接受的就是新式教育，他们应当属于“自然天足”者。

新文学第一、第二代作家的语言特点除了受到天赋、个人气质、审美趣味的影响，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看其语言建构更多地依托何种资源，而就当时两种最重要的语言资源文言与翻译语体而言，作家受到的影响明显与所受的教育有关，特别是对文言来说，如上所述，作家受传统教育的时间越长，文言对其语言的影响明显就越深入。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文学第二代作家接受教育的时间大多在中国教育转型的后期，即新式教育接近完成的时期，其语言建构受文言的影响偏少，因而与上一代作家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