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历史与叶圣陶、许地山的语言风格

“五四”时期有些作家除了接受文言和欧化文的影响外，还可能比较多地受到来自旧白话的影响，例如，较多地阅读、模仿鸳鸯蝴蝶派的文体和语体，在语言风格上就可能深受其影响。这部分作家接受的教育“半新不旧”，受到文言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很深；有学习西文的经历，但也是浅尝辄止，西文的影响不足以深刻地影响他们的语言；对这部分作家来说，他们就可能在学习写作过程中更多地受到旧文学，包括现代通俗小说的影响。事实上，晚清、民国时期，新、旧文学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一个作家学习写作时较多地师承现代通俗小说的语言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在这个方面，叶圣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叶圣陶在自述文学师承时，他自己比较看重的是西方文学的影响，他明确说过：“我写小说，并没有师承，十几岁的时候就喜欢自己瞎摸。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27]他说：“华盛顿•欧文的文趣（现在想来就是‘风格’了），很打动了我。我曾经这样想过，若用这种文趣写文字，那多么好呢！这以前，我也看过些旧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都曾经看过好几遍；但只是对于故事发生兴趣而已，并不觉得写作方面有什么好处。”他说自己在最初的写作中，就“有意摹仿华盛顿•欧文的笔趣”。[28]

但是，仔细分析叶圣陶的这个自述，能够看出，他在欧美文学中学习的主要还是一种“文趣”，即欧美作家在创作中表现的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然而这种“文趣”主要是文学趣味，它与一个作家的言说方式、语言策略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这个问题其实叶圣陶自己也有明确表述，他谈到华盛顿•欧文对他的影响时说：“读了些英文的文学作品，英文没有读通，连浅显的文法都没有搞清楚，可是文学的情趣起来了。这是意外的收获。”[29]这个意思很清楚，即在学习西方作品的过程中，对他影响更大的是文学的启迪，而非语言的改造。

曾华鹏在谈到叶圣陶的文学师承时认为这个作家其实比较多地接受了现代通俗小说、主要是鸳鸯蝴蝶派的影响，他指出“叶圣陶开始写小说时，他所接受的艺术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传统小说艺术的继承，有当时鸳蝴派及苏曼殊等人创作的借鉴，也有外国文学的示范”。他特别谈到叶圣陶文言小说与鸳鸯蝴蝶派的源流关系。他指出：“如果将叶圣陶文言小说所呈现的特点和民国初叶‘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小说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二者的基本特征是很相似的。”“我们把这些作品和刊登在这些刊物上的其他小说作比较，很难看出这两者有什么根本区别。从总的方面看，叶圣陶文言小说和其他作者的小说，都体现了‘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基本特征。”[30]

“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为了凸显自己的“新”，急欲寻找一个带有“旧”特点的“他者”，现代通俗小说不幸成了这样一个对象，后来新文学作家一直有一个将其妖魔化的过程。而实际上，现代通俗小说，包括鸳鸯蝴蝶派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部分，它与新文学一样，也曾经历了一个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鸳鸯蝴蝶派作家就大量借鉴了西方文学的艺术手法，包括更注重人物的塑造、引入环境描写、静态的心理描写；在结构上摆脱章回体的影响，尝试截取横断面表现生活。在语言上努力学习西文的复杂、有弹性、富于变化、逻辑严密的特点，克服旧白话小说只能叙述不能描写的弊端。现代通俗作家的读者对象是市民、大众，因此在语言上他们的尝试相对比较谨慎，更多地兼顾汉语自身的表达习惯，没有像有的新文学作家那样走一种极端欧化的路子。这种努力其实也是汉语现代化的一条路径，但是，这批作家的努力，在那个时代多被新文学作家的辉煌遮蔽了。

“五四”以来，现代通俗文学，特别是鸳鸯蝴蝶派一直被作为腐朽文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叶圣陶自己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力图撇清与它的关系，而这种努力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二者之间本来存在的联系。事实上，如果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历史，就能够看到，叶圣陶的语言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都与鸳鸯蝴蝶派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叶圣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从事写作的强烈兴趣、有从事写作的志向，也一直也在做这方面的准备，特别是在语言上在做有意识的准备。他对那些优美的文句有抄录、诵读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对他语言的养成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对于那些优美的诗文，则‘讽诵’不已，读不厌读，甚至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翻译或抄录下来，熟读玩味”。[31]叶圣陶年轻时代心仪的除了华盛顿•欧文等欧美作家的作品外，作为鸳鸯蝴蝶派重要代表的苏曼殊的小说也是他深为喜爱的对象。“他甚至把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全文抄录，以利讽诵。”[32]这件事他后来在日记中记载：“归饭后抄《太平洋报》中小说《断鸿零雁记》，系曼殊大师所著。曼殊邃中西文，并通梵书，著作甚富，近世大文学家也。以此记散见每日报纸，玩索殊费事，故萃抄一册。自午至夜仅抄三章。”[33]

《小说月报》在1920年茅盾接手主编以前一直是鸳鸯蝴蝶派刊发作品的主要阵地，而叶圣陶一直是这个时期《小说月报》最热心的读者。在1913年7月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坊间陈新出《小说月报》，即购归就灯前读之。此物魔力独大，能使人不肯掩卷暂停以读他种之书。”[34]1913年7月27日的日记中说：“前年所购之《小说月报》，其中所载诸篇今已渐渐忘之。午后择其隽雅者重读，乃亦不至终篇不忍释手。”[35]1914 年4月，《小说月报》改版后，叶圣陶对其更加喜爱有加，他在日记中写道：“课毕至书肆，购《小说月报》五卷第一号归，观之益叹精美无伦。……采择最谨严，而门类尤众，如‘笔记’、‘画概’、‘棋谱’之类，亦兼收并蓄，非独小说已也。小说报近世已如星罗，碧天弥望皆是。然北辰独烂，当推《小说月报》，余弗足数焉。”[36]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小说月报》自1913年起就开始刊载白话小说，登载的白话小说也是逐年增多，到了1918年，白话小说的比例已经占了近一半。而这个时期也正是叶圣陶从文言向白话转型的时期，从叶圣陶这个时期阅读的情况看，《小说月报》应当是其学习白话文的重要参考材料。

当然，讨论一个作家语言的渊源最主要的还是回到文本、回到语言本身，即通过文本与语言的比较确定其师承与渊源。事实上，放在“五四”作家整体层面去比较，叶圣陶既没有鲁迅、周作人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文言根深蒂固的影响，也没有郁达夫、王统照在追求精密表达时模仿西文的那种偏执。他的语言策略是，一方面适当学习西文的精密、复杂，克服旧白话的简单、直白以及粗陈梗概的叙事倾向，也摆脱旧白话小说好用套语、程式化的陋习，但是，另一方面，叶圣陶的求新、求变又是温和的，他的小说中基本没有生硬叠加起来的长句子，也没有拗口的西式组合，如杨义所说，其小说的语言“中规中矩见造诣”，“纯净洗练，朴实自然，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字眼运用得方圆恰切，尺寸精审，富有表现力和暗示力”。[37]一位日本学者说叶圣陶的文章是“地道的中文”，“很有中国香气、中国味道”，并认为“叶圣陶先生的文章屹立在中国文坛里的理由之一就在这里”。[38]

叶圣陶就生在鸳蝴派的大本营苏州，鸳蝴派主要作家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程瞻庐、程小青、顾明道等都是苏州人，徐卓呆是叶圣陶的近邻，范烟桥是他的中学同学，叶圣陶与这些作家即便没有明显师承关系，他们至少是在相似的语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里说叶圣陶与他们有相似的语言选择应当不是一个特别出格的判断——语言与思想、文学技巧还不一样，就前者来说，一个作家可能更多地接受环境的影响，可以选择的余地并不大。我认为曾华鹏有一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即“在新文学革命尚未发生，而通俗文学笼罩整个文坛的氛围中，当时20岁的叶圣陶却能写出一种格调不同的另类作品，恐怕是比较困难的”。“叶圣陶发表在《礼拜六》等刊物上的小说，所呈现的思想艺术特色与‘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流派特征是很相似的。因此它并不是所谓鸳蝴派‘逆流’的对立面，而是这个流派中格调较高的作品”。[39]

文学史在划分“五四”作家“新”与“旧”的类别时，考虑比较多的是作家是否具有启蒙立场和其作品思想主题的“新”与“旧”，而较少着眼于作家的语言——在语言上，只要不坚持使用文言，都不会因此被划入异类；而现代白话与旧白话之间又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因此，“新”作家使用“旧”语言（旧式白话）的情况在“五四”时期并不少见。在这方面，许地山也是一个例子。这个作家的创作，至少是早期创作比较多地沿用了旧白话的语言习惯与策略。

许地山生于1893年，在“五四”作家中属于年龄稍长的作家，他4岁就入塾启蒙，一直到11岁随父迁居阳江才进新式小学阳江真道小学读书。在新式学堂读书期间，课余仍师从家中延聘的塾师学习旧学，师从过倪玉笙、韩贡三、陈子纯等几位先生。在“五四”作家中，许地山算是接受旧式教育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他后来虽有四年留学美、英的经历（31岁到34岁），但是，他的语言基本上是在一个旧学占主导的环境中形成的。

许地山语言风格的特点还与其浓厚的宗教意识和特殊的人生观念有密切关系。许地山曾多年研究佛教学理，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他早期的几个小说都表现了一个倾向，即通过一个“传奇”故事表现佛教的某种人生观念。他因此被称为“我国现代文学开端期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传奇小说家”。[40]《命命鸟》虽然有张扬男女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意识，但是更深层的意思非常明显还是强调现实世界的虚无，包括现实世界的爱情也是不足留恋的。女主人公明敏在幻境中看到河对岸那些男女在爱情上的虚伪和朝三暮四，虽然并不是暗喻她和加陵的关系，但是这个情节却隐含了对现实世界中男女之间爱情的不信任。后来明敏因为厌世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加陵则因为对明敏的依恋也选择了同样的归宿。故事的这个结局其实是对整个现世人生的否定，其中也包含了对现世爱情的否定。《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对世人的中伤、丈夫的背弃都表现出雍容大度、淡定处之，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宽大为怀，她遵从的其实是佛学教义中最常见的道理：人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人应当淡然地顺从命运的安排。作者通过人物之口明确表达了这个思想，即“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

许地山早期的几个小说都表现了这样一种特点，即急于用传奇故事表达某种佛教的人生观念，这样他很大程度上就与旧小说走到了一条路上。事实上，中西小说最大的差异在于，西方小说较多地是从生活出发，截取生活的某个断面展示生活，这种类型的小说也要表达某个主题，但是这个主题隐含在生活中，因此，这种小说往往包含了大量的生活细节，它更多地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某个主题出发。而中国旧白话小说则有更强的说教的欲望，三言两语或在较短的篇幅中就讲完了一个故事，几朝几代的事情在一个短篇中就交代完毕，这样旧白话小说中剩下的只是生活的“筋络”，或者说只剩下情节与故事，很难看到大量的生活细节。西方小说要深入生活的细部，要描写生活的“横断面”，因此，其语言必须体现出丰富、复杂与曲折的特点，而中国旧小说其宗旨很大程度上就是“讲故事”，因此，语言相应地也是粗枝大叶、粗陈梗概，优秀旧白话小说的语言往往有诗性特点，但是相应地也缺少复杂与精密。

许地山的语言一方面主要是在一个旧环境中养育而成，另外，还有思想与文学追求上的特殊，因而其语言也显示了与旧白话小说的相关与相通。其早期小说的语言大都既有诗性的华美，却又显示了简略与模糊的特征。例如《缀网劳蛛》中关于主人公尚洁的一段肖像描写：

在灯光之下，才看见尚洁斜倚在床上。流动的眼睛，软润的颔颊，玉葱似的鼻，柳叶似的眉，桃绽似的唇，衬着蓬乱的头发……凡形体上各样的美都凑合在她头上。

这个肖像描写中几个主要的句子使用的都是比喻，很有诗意，但是没有一个精确、细致的刻画。

1923年成仿吾在《〈命命鸟〉批评》中专门讨论了许地山的语言，在这篇文章中，他拈出《命命鸟》中的三个句段对作者的语言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例如，小说第一段中有这样的句子：“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身体全然变成黄金的颜色。”成仿吾认为作者的观察“未免太不正确”，他认为早晨的阳光很微弱，并且只射在脸上，无论如何不可能“照得全身成为黄色”。成仿吾在他选择的几个例子中，他特别指出作者的语言中缺少逻辑联系，“看不出一点必然性”。在概括《命命鸟》语言特点时，他指出许地山是在学习《红楼梦》，“写法差不多尽是《红楼梦》式”，但是，“反把《红楼梦》的好处丢尽了”。他说：“若专论这些地方，差不多可以与那些恶劣的旧派小说同视。”[41]

成仿吾在对《命命鸟》的批评中，典型地体现了新文学作家的语言观念和价值立场，即他更多的是从西文的角度提出了对许地山语言的批评，首先他认定了许地山与旧白话小说的渊源，其次就是批评了这种旧式语言的缺少精密、严谨与逻辑关系不清楚的问题。

沈从文也认为许地山很多作品虽然带有异域特点，但是“他用的是中国的乐器，是我们最相熟的乐器，奏出了异国的调子”。他说许地山“语言的伶俐，形式上，我认为这规范，是有一部分出之于《红楼梦》中贾哥哥和林妹妹的体裁的”。[42]

当然，许地山的语言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在后期他的创作由浪漫传奇转向现实主义以后，其语言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例如，《春桃》虽然还多少保留了旧白话的诗性，但其语言已更多地带有西化的特点：语言较精密、复杂，条分缕析，逻辑关系严谨，不再以诗性牺牲精密，作品对人物和环境均有较精确的描写与刻画。

总起来说，“五四”作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他们年龄较长，受过较完整的旧式教育，文言对他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当然，除了文言之外，西文、旧式白话和方言都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放在“五四”作家整体层面上看，文言影响的印记在他们的语言风格中还是更突出一些。第二类以郁达夫、王统照为代表，他们较年轻时就有学习西文的机会，其后或者有留学经历，或者在国内高校的外文系学习，西文在其语言建构过程中产生过更深刻的影响。第三类以叶圣陶、许地山为代表，他们既未像鲁迅、周作人那样接受严格、完整的传统教育，文言的影响并非根深蒂固；也没有像郁达夫、王统照那样早年有专门、深入学习外语的机会，在当时国内新旧混杂的环境中，比较多地接受了旧白话的影响。具体地说，叶圣陶在现代通俗小说中受到影响，许地山早期则更直接地师承了旧白话小说的语言。

当然，在这之外还有别的情况。例如冰心和庐隐，在“五四”一代作家中她们年龄最小，从接受教育就面临一个比较新的环境，她们开始创作以前已经能够见到现代白话文。她们身上兼有文言、西文、旧白话和现代白话的影响，但是，其中每一个因素的影响都不是非常突出，这样她们的语言就形成了亦新亦旧的特点，更多地呈现了向新文学第二个十年过渡的特点。

[1]周作人在《国语改造的意见》一文中就明确地否定了建设国语要“以明清小说的文章为主”和“以现代民间的言语为主”的主张，认为“这两说虽然也有理由，却都不免稍偏于保守了，太贪图容易了”。他指出：“明清小说里原有好的文学作品，而且又是国语运动以前的国语著作，特别觉得有价值，然而它们毕竟只是我们所需的国语的资料，不能作为标准。区区二三百年的时日，未必便是通行的障碍，其最大的缺点却在于文体的单调。”他说：“我决不看轻民间的言语，以为粗俗，但是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这是无可讳言的。”（《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傅斯年也曾在旧小说中的白话与现代文之间做了非常清楚的界定，他认为前者有过于简单、粗糙之弊，他说，“只可惜我们历史上的白话产品，太少又太坏，不够我们做白话文的凭藉物”。他认为元明以来的戏曲、小说很多都是半文半白，甚至“竟是半骈半散”，“我们做白话文的，要受了它的毒，可就终身不入正道了”（《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130页）。一位现代学者曾把汉语划分为“传统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范畴，划分的根据就是“旧白话与文言距离更近，而与现代汉语距离更远，因为现代汉语不独融汇了相当成分的欧化话语因子，而且其承载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与旧白话完全不同，二者属于异质的话语形态”。这位论者指出：“从胡适开始，人们更多地注意到旧白话与新白话在形式上承续的一面，却忽略了二者在形式上的巨大差异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质的不同。”（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5页）

[2]郑登云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3]李宗刚：《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齐鲁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4]同上书，第65页。

[5]同上书，第40页。

[6]郑登云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7]周作人、周建人：《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8]《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302页。

[9]［日］上野惠司：《鲁迅小说中的语法和词汇》，《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10]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www.xing528.com)

[11]其他作家的情况是：周作人（1885—1967）6岁读书，1901年16岁进江南水师学堂，读旧书的时间是十年。胡适（1891—1962）5岁进家塾读书，1904年14岁离开家乡去上海新式学堂求学，接受旧式教育的时间是九年。刘半农（1891—1934）6岁入塾读书，六年以后的1901年，他11岁到父亲刘宝珊和杨绳武合办的江阴县翰墨小学读书，读旧书的时间是五年。郭沫若（1892—1978）5岁读书，14岁入乐山县高等小学，但是在9岁时，他学习的家塾已经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纯粹旧式的私塾教育只有四年。其后的叶圣陶（1894—1988）是六年，郁达夫（1896—1945）是四年，王统照（1897—1957）有十一年在私塾读书，但是王统照开始读书时教育界新风已开，他在私塾“除习读《纲鉴》、‘经书’及诗词古文外，开始接触地理、历史、数学等新学”。庐隐接受旧式教育的时间是两年，而冰心接受的教育一开始就是新旧混合的。

[12]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5页。

[13]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14]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5]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16]同上书，第540页。

[17]同上书，第564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外中国学（文学）研究组编：《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32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外中国学（文学）研究组编：《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32—333页。

[20]张恩和：《郁达夫研究综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21]刘增人：《王统照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22]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3]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24]同上书，第41页。

[25]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26]刘增人：《王统照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页。

[27]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28]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3页。

[29]同上书，第42页。

[30]曾华鹏：《重评叶圣陶的文言小说》，《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1]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32]曹惠民：《论叶圣陶文学风格的成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33]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46页。

[34]同上书，第147页。

[35]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36]同上书，第148页。

[3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

[38]［日］竹内实：《辩解的辩解》，《读书》1983年第3期。

[39]曾华鹏：《重评叶圣陶的文言小说》，《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40]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

[41]周俟松、杜汝淼编：《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218页。

[42]同上书，第219—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