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都教委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遭日本广大和平人士强烈抗议

在日本，虽然右翼势力总在坚壁清野，销赃灭迹，然后戴上洁白的手套，去靖国神社门口吹吹打打，但是反对战争，告诫战争会给世人造成深重灾难的教育和声音要比右翼强大得多，也深入人心得多。

战后广泛的和平主义运动席卷了列岛上下，尽管许多人私下里以“无罚化”的剃须刀，尽可能地削去良知上冒出的任何一点不安，此后再出得门去，有了一张“受害者”苦海无边的脸，但在向往和平上，他们坚决的面孔决不是赝品。

理性地对待过去，不要让战争悲剧重演的日本人占绝大多数，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冲绳有一个和平祈念公园，公园祭祀的不仅有在“二战”中阵亡的日本人，还有美国人、中国人和韩国人。在冲绳召开西方7国首脑会议时，克林顿曾在此发表了重要演讲。在广岛也有一个和平公园及和平纪念馆，四季常青的树木、喷泉与座椅、曲径间，有不少以和平为主题的大大小小的雕塑、小品。其中，有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名义送的一件雕塑——一个侧头的长发少女，正凝望着肩头上伫立的一只鸽子……

即使是在靖国神社，还有遍布列岛的祭祀阵亡者魂灵的52个护国神社里，我曾与几位阵亡者家属交谈，他们说这些阵亡者出征前相约在神社重逢，神社是后者在天之灵相会的地方。作为亲人追悼他们，是出于一种血缘的朴素情感，绝不是在怀念、更不是要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相反，在祭祀先人的同时，亲人们都在心里祈愿世界和平，日本永不再战……

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也早不是战前那一大批出身贫寒、虾米紫泥般翻滚于经济危机的黑色浪涌中的少壮派军人。日本到处有樱花，也随处可见层林尽染的红叶。如果说少壮派军人看重的是因落花而起的知死之道，现在的年轻一代喜欢的则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生机勃勃之感。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许多年轻人从中学时想的是什么时候有第一次“性体验”，上了大学则琢磨怎么多打点工存点钱，假期去海外旅游。毕业了就想着进个固若金汤的大公司，把此生也“牢固”了。在日本好几个城市，我都看到有自卫队征募军官的广告，虽然从街头贴到巷角，从车站贴到加油站，观看者却始终寥若晨星。再看东京银座新宿那灯火如海的夜晚，天上人间，几乎应有尽有，一对对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之中，早就斗志丧尽了。这代日本青年多数确实对历史无知，也不像时下的中国“愤青”们有着那么澎湃的爱国激情，若真要打起仗来，十有八九，他们决不会是中国“愤青”们的对手。

现在日本青年的世界形象是：时尚，潮流，创意，有趣。而且，随着日本游戏软件、漫画的大量出口，《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日剧的热播，酒井法子、木村拓哉、织田裕二这些名字迅速窜红为男男女女的偶像，“哈日”在许多国家已成为区别新一代与次新代、“小资”与“非小资”的标志。

再一个例子，是多年来闹得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修改教科书事件”。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中国不同。日本的教科书不是由国家编辑统一内容、并由官方出版的，而是由各个私营出版社自行编辑出版，经文部科学省审查批准后，私立学校可以选择任意一种教科书，公立学校采用何种教科书则需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2001年以来，出版、修订了所谓《新历史教科书》的是一个叫扶桑社的出版社，现在在全日本中学生当中，用其作为教材的，只有几十所学校，尚不到1%，远不是全日本的所有学生都在使用。

《新历史教科书》的“代表执笔者”，是宣扬“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捏造出来”的右翼学者西尾千二，另有20多名右翼学者为之撰稿。这些人主张彻底批判日本现有历史教科书中不必要的“自虐史观”，全部删除“影响日本国家和民族声誉、影响下一代对上辈人看法”的历史事件，要编撰出能够彻底消除“东京审判史观”和“社会主义幻想史观”的教科书。为此，该书极力歪曲和隐瞒历史真相，大肆美化侵略战争，纸页中泛出陈腐的军国主义气息。

扶桑社出版的篡改的历史教科书

该教科书于2000年4月递交给日本文部省审定，由于史实错误太多，实在看不下去，文部省指出其中137处错误，令其修改。“编撰会”在修改之后，仍然留有不少严重错误，却在次年4月获文部省通过。2004年4月，《新历史教科书》又一次修改送审，文部省要求对124处再修改，这些修改均属边边角角，书中美化侵略、篡改历史的原则性错误仍比比皆是。然而，文部省置韩国朝野的强烈抗议和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于不顾，仍于2005年4月通过了新版的《新历史教科书》。

目前在日本，可供初中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共有8个版本。东京都教委偏偏选中《新历史教科书》给白鸥中学使用，这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有关。此人是一个著名的右翼分子，东京都教委两个最重要的职务——委员长清水司和教育长横山洋吉都是石原的亲信，同时也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狂热支持者。投票通过白鸥中学使用该教科书的东京都教委的其他成员，也均是由石原指定，其他人只提参考意见。显然，石原企图以白鸥中学为突破口，为日后在东京的所有普通中学采用《新历史教科书》创造条件。

东京都教委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一事，遭到了日本广大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由76个日本民间团体和教职员工会组成的“阻止采用编撰会主编教科书东京网络联盟”通过集会、演讲、游行、征集签名和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方式，呼吁人们站出来阻止使用这部教科书。2004年8月6日，该联盟向东京都教委递交了有29000人署名的请愿书，认为这是将下一代引向战争，坚决要求东京都教委撤消这一错误决定。此后几个月里，以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的夫人三木睦子为召集人，由白鸥历届高中毕业生组成的“白鸥有志者之会”也不断举行请愿、散发传单、征集签名等各种活动，抗议东京都教委强迫母校使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

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

就在新版《新历史教科书》获文部省批准的4月5日下午，又有日本“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战争与对女性暴力”日本网络、日中韩三国通用历史教材委员会、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正视历史事实之会、“和平之舟”等16个民间团体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抗议日本政府这一不思悔改且变本加厉的错误行径。

不仅仅是抗议，日本民间还有人站出来，以理性、良知与血凝固的事实，与篡改者进行笔与笔的角逐。

2000年3月，为了专注于纠正日本修改教科书的问题，59岁的表义文从日本新兴出版社启林馆提前退休，专职担任日本市民团体“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事务局长，奔走于中韩日三国之间。表义文和荒井信一教授在应对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等问题的过程中，深感要修正日本对历史的歪曲，巩固亚洲的和平，仅仅对右翼进行批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做出忠于事实的“正史”。由此，2002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上，两人提出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一部统一的历史教材的建议，三国学者对这一建议热烈响应，会上即达成共同编写东亚三国近代历史的决议。

日本一些民间团体在东京举行媒体见面会，抗议东京都教委决定采用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

关于编写过程的艰辛，黑龙江社科院的王希亮先生对记者做过这样的描述——

“从编写历史开始，我们就得三国来回跑。2002年，我在这上边花了8000块钱；去年花了一万，全都是自费的。其实三国的学者都没什么钱，我们是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菜，干最难干的事。在日本开会，表义文曾自己掏腰包，当场交给饭店50万日元。

“每天开会都是，早晨门一关，中午吃盒饭，不到晚上12点，绝对没机会睡觉。那叫累……去年我第一次到汉城，结果到了汉城，连旅馆的门都没出去过。我对汉城的印象就是一间会议室，一圈人围着开会，争得面红耳赤的。别人看着，我也许就是花钱找罪受，但这个历史责任一定得完成。

“日本有良心的历史学者，在做事的时候，右翼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你稍微有点漏洞，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指责。”（《南方周末》2004年9月23日）

类似这样自费、廉价而又劳碌的国际会议，日中韩学者举行了10次才完成定稿。2005年5月，《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就要在中国、韩国、日本以各自文字面世。

无庸置疑的是，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日本民间总体上仍然是尾大不掉。大约只有两类人能反省，一类是如表义文、荒井信一和大江健三郎这样充满理性精神的学者和作家，另一类则是东史郎这样意识到是“自己出事的战争”并受良知驱使的人。但这两类人，对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又恰恰是影响不大的人。

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一口咬断自己尾巴的勇气，但那条又粗又长的尾巴上，还是有些或深或浅的牙印。

战后，日本决心走和平主义的道路，在1947年的宪法里，告之以世界：一、不用军事行动和武力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二、只拥有最基本的自卫力量。这部宪法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目前，日本的国防经费虽说已居世界第二，但自卫队的兵员只有二十几万，保家卫国大抵还要靠美国人罩着。

日本有“无核三原则”，就是不制造、不拥有和不让核武器入境。早在1974年，当时的首相羽田孜就告诉新闻媒体说：“日本当然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只不过现在日本还没有去将它们制造出来罢了。”到了今日，日本能够支持核武器发展和研究的科研部门所掌握的技术已十分先进，但这只老虎就是出不了笼子。(www.xing528.com)

日本有禁止武器出口原则，不向任何国家出口武器。有资料显示，目前日本国内有能力进行军工生产的企业约2000家，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三井造船及住友机械等著名企业，都拥有很强的尖端武器生产能力。但贸易大国的日本，几乎什么都出口过，就是没出口过一枪一弹。此外，还限制拥有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武器，如航空母舰和远距离轰炸机等。

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上，开不出火红的鸡冠花。大和民族对于侵略历史还是有些反省的，不反省，就不会产生这些原则。虽然日本国内总有一些人一直想突破它们，可迄今为止它们仍在生效。

在道歉上，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政府早这样做了。其中主要的有——

《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中日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日本“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发表谈话：“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再有错误，我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同日，村山首相书面答复《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写到：“在战后50周年之际，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

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

2001年10月8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称：“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品。”

日本已经道歉了，但是没有按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道歉，更没有提及“谢罪”。

中国人最想看到的是有一天，有哪位日本首相来中国，会像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统勃兰特向波兰犹太人墓地献花，再扑通一声，跪在湿漉漉的大理石石板上谢罪一样，跪拜在卢沟桥上或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以这超出礼仪之举感动亿万中国人，让目睹这一电视画面的各国政要和百姓也无不动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的确，“二战”后德国民族对纳粹罪恶的反省，对当时德国人全部沦为共犯结构的一环，以及当时德国人集体的灵魂堕落，都做了深刻的忏悔与反省，这方面的著作可谓车载斗量。科尔任总理期间，德国成立了“赎罪委员会”，彻底地解决了对战争中受害各国及人民赔偿的各种遗留问题。而且，在以色列建造“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德国出的钱最多，开馆后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

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尽管德国已是欧洲第一强国，欧盟的经费它出得最多，但它行事低调，从不在欧盟强出头，在历年来富国免除穷国的债务，以及最近的南亚大海啸中，德国也都贡献最大。正是有着这种谦卑、和平、背负着原罪而独行的精神，当今的德国的确已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很多人都拿德国说日本的事，人们却忽略了几个事实：

其一，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其哲学思想深厚，善于思辨和反思，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历史，而大和民族既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又缺乏自己独特灿烂的历史文化，使其没有自信否定自己长期以来好容易“扩张”一回、并自诩自醉为“圣战”的历史。

在德国的土地上可以产生勃兰特——其实他青年时期就从事反纳粹斗争，并被迫流亡到国外，他同纳粹德国没有任何瓜葛，但他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而在日本的土地上，灵魂上有病的并不仅是在周边国家人民眼里总如乌鸦一样衔着不祥之符飞来飞去的小泉纯一郎。日本的政治家们在本国的人望政绩，很大程度上都与他们各自对历史问题美化或否定的脸皮厚度成正比。与勃兰特比起来，日本的政治家们大都处于政客水平。可以指望政治家高蹈远举去开辟一个新时代，但作为政客，只能是唯唯诺诺地去奉迎一个旧时代。

其二，长期以来欧洲统一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发展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德国比较容易甩掉历史的包袱，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但日本所处的亚洲地区，国家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局部地区总是陷入多事之秋，现实利益常为犬牙交错，其融合性远不能望欧洲国家之项背。因为发达的经济与畸形的文化而显得跛脚的日本，在亚洲许多国家，其影子后留下的都是满地的胃酸与白眼珠子。这种倍显孤立的状态，又使得日本更加不愿意否定自我。

其三，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是从本国开始的，是在一个国家内开始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迫害，日本侵略中国则属于外国入侵。战后，很多幸存的犹太人返回了家园，而且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国，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追捕纳粹逃亡战犯上同心同力，锲而不舍，几十年如一日，哪怕逃去了月球上，也要把他们抓获归案。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血债累累的党卫军中校艾奇曼，就是在战后的第17年在阿根廷被捕的，次年即以大屠杀罪、反人类罪等15项罪名被处死刑。战后的日本却远没有感受到如此同仇敌忾、不依不饶的压力，换句话说，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外部条件迥然不同。

其四，德国民族的反省是高尚的，史无前例的，却远远没有成为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普遍标准。至少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想一想，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代以来，类似三个银币换一张印第安人头皮的罪行遍布于许多国家的开疆史，但横行了几百年的西方殖民者的子孙们反省过吗？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的时代比南京大屠杀也就早30多年，有谁给中华民族道歉了？企图遮掩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可能是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心态，不过大和民族表现得特别固执，尤其无耻。

1970年12月7日，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

中国人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对自己国土上曾经发生的种种罪孽做过全民族性的反省吗？

一轮轮的“迫害者”，对一茬茬的“受害者”有过哪怕是口头上的谢罪吗？

至今为止，其实不要说反省、谢罪，在历史龟裂的河床上，它们有很多还只是一块块古董陶器的残片，反倒是一些外国人在那里费尽心机地要把这些残片拼成原状。

此外，熟悉战后德国历史的人知道，德国的反省与谢罪也并不一帆风顺。

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在此4年零3个月里共处死110多万犹太平民、苏军战俘及波兰人的8000余名党卫军中，战后也只有1/10的人受到审判。在德国国内，战后也一直存在否认奥斯威辛大屠杀的舆论，认为所谓的毒气室、焚尸炉只是某些变态了的犹太人编造出来的。更无须说今天绿荫如盖的德国，天蓝水蓝、鸟鸣流啭的欧洲，还有光着脑袋的新纳粹势力如秃鹫黑色的影子，不时在街头倏然一闪……

60年前的2月13日，即德国投降前3个月，德瑞斯登被盟军飞机密集轰炸了整整两天，死亡人数有说是35000人，有说是10万人，至今没有定论。60年后的这一天，这座德国历史上的文化名城出现了3股人潮：上千的市民胸前插上白玫瑰，他们默哀死者，祈祷和平；右翼分子游行，强烈要求美英两国承认罪行；左翼分子聚会，反对右翼分子，围堵新纳粹主义的再生。每一股人潮，其实都在试图掌握历史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