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称为战胜国，却未要日本付出什么伤筋动骨的代价。
尽管内心里在赔偿问题上有几分无奈，总体上表现的还是一种以德报怨的风范。
这是因为文化血脉里与过去的日本有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是因为对未来的日本始终存有某种暗暗的期许？
暗暗的期许肯定是有的。
1949年1月，把包袱甩给副总统李宗仁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定下野。他带着儿子及少数随从离开南京，回到了奉化老家。他心里明白，眼看共产党军队就要打过长江，自己在奉化老家也待不了多久，他必须考虑自己最终的落脚问题。
一个选择是去美国。夫人宋美龄在美国留学、生活多年，一口标准的英语；孔祥熙、宋子文也在那里置了大量产业，去美国居住比较方便。但想到美政界要人大多不喜欢他，作为流亡者去美国恐遭奚落，于是放弃了去美国的念头。
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决定去日本。他早年在日本待过，懂日语，对日本的社会和风土人情比较了解，生活也很习惯，再加上战后，他顶着压力释放了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一大批战犯，日本人对他很感激，他自信流亡日本，日本人会欢迎。此外，台湾离日本较近，一旦台湾也危如悬卵，跑起来很方便。
同年4月初，蒋介石发电给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要其尽快回国，有要事相商，而且回国后不要在南京停留，径直前往奉化溪口。
4月16日上午，蒋介石在溪口接见了朱世明。以往蒋介石接见部属，陈布雷、陶希圣等少数身边要员均参与。此次例外了，他不要任何人在场。
蒋介石先向朱世明问了一下日本的情况，然后对朱说：
“我这次叫你回来，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招聘日本军事教官，二是代我在日本找一处住宅。这半年来，我们在东北、华北、徐蚌（淮海）战役中遭受了大挫折，共产党进军江南已不可避免。我们在江南、西南虽然还有半壁江山，与共军的斗争仍很艰难。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在军事上要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不大可能。通过这两三年的作战，我感到我们之所以连连失利，主因是国军战斗力不强，战斗一打响就纷纷溃逃、投降，没有杀身成仁的精神。这说明，我们国军以往的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很不到位，或者说是走了过场。我们要扭转败局，战胜共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是不行的。我们军队差的就是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你返回日本后，将我们过去释放的日本高级军官，一一造册登记，然后登门拜访，并向他们表示，我国政府将聘用他们为军事教官，用日军的训练方法帮助我们训练反共军队。冈村宁次回去只有几个月，估计他会接受我们聘请的。”
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最好让冈村宁次推荐人选。
接着，蒋介石对朱世明说：“要你代我找住房的问题，是因为我考虑国内局势越来越坏，李德邻（李宗仁）他们正在与中共和谈，如果和谈成功，等于投降，我就不好住在国内了。桂系四处造谣说我干预政务，又屡逼我出洋，故我想在日本买一处房子。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想到日本住一段时间。如果我将来在国内实在无法立足，干脆就长住日本了。”
蒋介石又说：“房子的地点最好是东京市郊，既不要太热闹，也不能太偏僻，但周围的环境、风景要好，还要比较安全，大小以能住20人为宜。”
朱世明告诉蒋介石，战后日本经济萧条，东京市郊的房子很便宜，比较好找，他将尽力去办好这件事。
谈完之后，蒋介石又嘱咐朱世明：“你先多选择几处，然后再电告我，我作了决定再告诉你买哪一处。”
临别，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这两件事要高度保密，任何人都不能透露，更不能让李德邻、白崇禧他们知道。”
朱世明返回日本后，先在东京找到了冈村宁次，谈好了聘请日本战犯担任国民党军队军事教官的事情。随后，他派驻日参事宋越伦等几名助手，分头到东京市郊找房。经过数路人马几天的寻访，终于在箱根为蒋介石找到了一处豪宅。此处豪宅有大小房屋20余间，是皇室一位亲王的故邸，环境优美，配套齐全，有会客室、花园、荷花池、健身房，价格约15000美元。
朱世明感到这处房子很不错，当即发电告知了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购买。朱世明马上派人向房东交了预订金。
不料，此事走漏了消息，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几家大报，纷纷做了报道。蒋介石得知此事曝光，十分恼火。在他逃到台湾后，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又发生“挂旗事件”（即改挂五星红旗），蒋介石对朱世明更加痛恨。他以任“国防部副部长”为饵，电召朱回台。感到凶多吉少的朱世明，深知是饵，立即辞去“团长”职务，跑到日本叶山隐居起来。不久，台湾方面派特务暗中追到叶山，将朱害死。死后好几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国民党政权得以在台湾惊魂甫定，蒋介石无需去日本了。他在箱根预定的豪宅被转卖给日本一新贵。
蒋介石曾打算逃亡日本的这一内幕，只有蒋本人与极少数心腹知道。2003年9月，此事过去54年之后，才由其当年的秘书之一周宏涛在台湾说出来。
如此看来，嘴里总说国军要好好学习武士道精神的蒋介石，这武士道对他来说却是嘴里临睡前可以拆下来的一副假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在押的日本战犯1000余名，绝大部分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周恩来总理对东北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门指示说：“对外要严加警戒，确保战犯们的安全。不能出现一个逃走者，一个死亡者。对内要宽松，不殴打，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和习惯，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根据这个指示，管理所为战犯做大米饭，按照将官、佐官、尉官以下分为三级制作各种副食。而看守们，无论干部还是士兵，经常吃的是高粱米饭和白菜汤。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都吃过日军的苦头，有的亲属被日军残杀。通过所长、副所长不断进行的思想教育，看守、医师、护士、炊事员等工作人员终于接受这些战犯，并为贯彻周总理的指示而竭尽全力。
对于有重大战争犯罪行为的佐官以上的70名战犯，东北公安部门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处以极刑的要求。1955年末，他们去北京汇报时，在中南海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如下指示：
“关于日本战犯的处理，不要有一个死刑，不要有一个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者也要尽可能减少。起诉书一定要清楚地写明基本罪行。罪行不确实不能起诉。普通的犯罪者不予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www.xing528.com)
回到抚顺后，在内部传达了这个指示。但许多了解战犯罪状的干部想不通，为此领导们再次进京，反映干部们的情绪。据说这时周恩来回答说：
“不是部下不能接受，是你们不接受吧。如果你们想通了，部下自然就会接受。关于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20年后你们也许会理解中央决定的正确。”
在公开判决之前，中国政府制定了让战犯们参观新中国社会的计划。全体战犯分为三批，第一批从1956年2月末开始，去近处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钢铁厂；第二批从4月中旬开始，去沈阳、长春、哈尔滨；第三批则到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历时一个月。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为战犯复归社会而进行的修学旅行。
1956年6月，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做出了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特别法庭从6月到8月开庭。1017名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其中有前文提到的土屋芳雄、岛村三郎、富永正三等人。45名被判有罪，刑期为8至20年徒刑，刑期从成为俘虏或是战犯之日起开始计算，到了1964年4月9日，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并回国完毕。
一个名叫岩川隆的日本人，把被各国政府以“反人道罪”追究的日本B、C级战犯（残酷行为的命令者、实行者）的情况制成了一张表——
（〔日〕岩川隆《至今还没有开口》，《潮》1976年8月号。转引自《战争罪责》）
似乎总着眼于“未来”的中日友好，在“未来”的日子里，日本给了中国以怎样的回报呢？
面对一个经济实力和自己相差甚远的国家，经济援助成为日本改善和中国关系的一件利器。而恰在此时，一向闭关锁国、奉行自力更生方针的中国领导人也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国不欠债”的观念，开始寻求外部力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大平正芳在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正式提出向中国提供ODA（即政府开发援助）。1980年4月，双方首次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还款期限是80年。
日本大使馆公布的对华ODA部分数据显示，至2003年，已经24年的经济援助，总计达30000亿左右的日元贷款，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半数以上来自日本。日本对华ODA分为三方面内容，日元贷款是最主要的一项，它属有偿资金援助，资金规模大，需要偿还，但贷款条件比较优厚：利率低，还贷期长。此外还包括无偿援助和对华技术合作，前者到2001年末，累计约53.6亿人民币；后者截至2000年末，达64.8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
1994—1998这5年，日元贷款与中国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分别为27.25%、25.67%、24.97%、24.02%、14.16%。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建设资金均来自日元贷款。中国铁路电气化总长的38%、港湾建设的15%，也是依靠日元借款实现的。仅是在一条长江上，就有五座大桥出自日本的经济援助。
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日本民间的各行各业亦去中国投资，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建立了大量合资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两万多家日本公司，它们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为中国赢得不少的外汇储备。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上，其规模远远超过日本政府的技术援助。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不少人认为，日本对华援助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战争赔偿。其意蕴为赎罪，中国不必感恩戴德。但在有关ODA的文件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这种说法。
在日本国内，许多人将此举视为日本的乐善好施，如同1000年前强劲的唐文化提携了羸弱的日本文化，其意蕴为扶危帮困。有了道德上的几分优越感，便总想着中国人该有几分感激的表示。
据说，在北京首都机场新航站楼落成的时候，日本方面曾要求在站楼外树一块“日本援建”字样的牌子，但被中国方面所拒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回忆说：“当时有日本朋友到首都机场后说，这比东京的成田机场还漂亮，他们非常高兴，觉得很自豪。但是我们的报纸报道时，连300亿日元的贷款都没有提。”（见2004 年04月12日《国际先驱导报》）
于是，日本人往往感到委屈，ODA数额这么大的援建，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知道。直到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日，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公开对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谢。
其实，日本的ODA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日本与接受国出于互利互惠的产物。对中国的好处毋庸置疑，对日本而言，凡是在那些对日本ODA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日本也扩大了自身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作为资源匮乏的国家，能源多样化是日本一直奉行的政策，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能源消耗很低，日本希望通过对中国的援助，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能源。在第一次ODA援助中的大同至秦皇岛电气化铁路和秦皇岛港口建设项目，就是为了方便向日本运送大同的煤炭。很少有地方烧煤的列岛，却大量不断地向中国采购煤炭，秦皇岛港口建成后，均由此出船，在本国的下关卸船，然后统统用水泥封起来，封成一个个石方，再沉入内海的海底。据说现在已经沉下去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太原。这些煤炭是准备将来一旦世界发生能源危机或爆发战争用的。
日本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调整升级，与欧美一样，日本已经放弃或局部放弃低端产品。而中国拥有数亿的廉价劳动力，至少在未来的20年里都拥有劳动成本的优势，因此日本在必须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必须要在中国投资，转移低端产品和某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时期，倘若不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进一步削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并增加日本国民生活成本。除非未来的日子里中日之间发生重大贸易、政治和军事对抗，这种经贸格局不会改变。
诚然，日本也可以选择进口印度、南美等国家的低廉产品，并在这些国家加大投资力度，但这样做日本必须以丧失中国市场为代价，时下的中国市场显然比印度与南美更有诱惑力。倘若印度与南美比起中国市场更有优势，那么，即使中国做了天女散花般的友好姿态，日本也不会义无返顾地回头。在技术输出方面，日本也不比欧洲国家大方，比如汽车产业，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只肯对中国出口散件，不肯在中国组装整车。只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大发”在中国生产了微型面包，而“丰田”、“日产”、“本田”等汽车巨头，都是在欧美汽车巨头早就进军中国以后，才急匆匆过海移师，在此之前，德国“大众”在上海仅普通桑塔纳就下线了200万辆……
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村井吉敬曾对日本在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援项目做过调查。他指出：“日本的经援，大部分都附带着有利于日本企业的条件。与其说它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外交援助政策，倒不如说它是日本企业，尤其是建筑业、重工业对外伸张的向导。”
手伸得好，彼此互赢的例子有许多，但手伸到中国人的钱包里，再也不愿抽出来，几近于抢，最后分道扬镳的事情也并不罕见。
我就听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期待引进日本的通信设备来改变国内通信落后的局面。富士通公司却不希望一步到位，先将旧的卖给你，旧的钱先赚到手，再卖新的给你，他们在技术上总能领先中国一代。80年代初，他们只给中国提供纵横制交换设备，而对中方想要的程控数字交换机漫天要价，且不提供技术转让。
中方无奈之下引进了前者，因为技术相对落后，难以适应巨大的扩容，故障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京沪之间通信中断24小时。这一事件之后，德国西门子和美国贝尔迅速提出向中国提供程控交换设备，并且附带技术转让条件。富士通公司起初当秋风过耳，不相信中国有决心更换，因为日本的标准和欧洲不兼容。日本标准的传输接口是T1，速率1.544M。而欧美标准是E1，速率2.048M，两者根本无法对接，除非是整体淘汰。偏偏中方为了吐出长长一口鸟气，宁可壮士断臂，如今中国的邮电通信网络里面再也没有日本设备了。
日本对华ODA，除了着重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外，政治上的冷战思维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在前苏联及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塌之前，尤其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日三国之间实质上是一个准同盟关系。
虽然意识形态大相迥异，孙子兵法却在肚子里滚瓜烂熟——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搁一个“敌人”在中间，这种朋友可能更靠得住。想想从田中角荣访华，直到《望乡》、《追捕》……在中国很是火了一把的年代，不正是中日友好的晴空万里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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