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队兽性与岛国焦灼：根深蒂固的根源

日本军队的兽性，还与日本人对天皇制的绝对信仰及其血液中积淀的根深蒂固的“岛国焦灼”有关。

无论是绝对信仰，还是“岛国焦灼”，转换成偏执、疯狂、专制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并不比雪转化成水更困难。

老辣的费尔巴哈早就看出“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

绝对的信仰，便是绝对地占有，绝对地索取，绝对地封闭，绝对地排它。

基督教式的信仰，便是基督教式的迫害异端与处决异端者的一部至高无上的《圣经》。

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托尔斯·阿奎那（1225—1274），在其《神学大全》中，这样论述了宗教法庭镇压异端的必要性：“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要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认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但将他开除教籍，而且判处死刑。”

在日本，不信奉天皇，那就是反对天皇。不尊崇神道教，那就是颠覆神道教。

在17世纪，德川幕府采取了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用来清洗异端者的同样方法，极力要把基督教从列岛赶出去。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只要被查获信奉基督教的，就被剥光衣服扔进河里。更为严厉的惩罚，是把他们绑在马背上，马由士兵们赶着沿街奔跑，路人们用滚烫的水泼在他们身上。有些基督教徒，还被放进火山口的蒸汽与沸水中煮死……

1622年9月，在长崎，有50名基督教徒被挑选出来活活烧死，其他人则被捆住四肢，每人绑在一头牛腿上，由着狂奋的牛将他们踩成了碎片……

而“岛国焦灼”，从追根溯源上说，乃是孱弱的原始先民们一种发自肺腑的生存恐惧。

原始思维的一项基本纲领，就是认为自己永远处于各种凶恶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胁之下，原始人把无数自己无法理解而又随时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花八门、凶残无比的恶魔，而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于用同样、甚至更凶残的手段去抗御这些可怕的威胁……关于原始文化和古代巫术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与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古代巫师惯用油炸、火烧、砸烂、污秽、对牛鬼蛇神的偶像节解分尸、万箭齐射等众多酷刑以驱除恶鬼，而这些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种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拟。

……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对异族、异神的残忍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最高是美德……在这类原始观念支配下，后人亦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仇杀敌族，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次“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的种族仇杀。特别是这种原始残忍性不仅为文明水准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尊尚，而且亦或显或隐地为华夏民族所承袭，著名的例子如汉代的韩威扬言要“饥食虏肉，渴饮其血”，于是王莽“壮其言，以（韩）威为将军”。这句话成了后人表示对敌族仇恨的成语而布在人口，例如妇孺传唱的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以后每当民族矛盾尖锐时，这种发源于原始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强烈地爆发出来，这种对异族、异神的复仇心理在“文革”时的典型表现，例如当时街头、红卫兵战报上随处可见的“油炸勃列日涅夫”、“绞死柯西金”之类口号；人们对“美帝、苏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来文化的刻骨仇恨；以及“武斗”、“派仗”时对异己者灭此朝食的疯狂仇恨，等等。

——（王毅著《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

对大和民族而言，在其绝对信仰与生存恐惧间又构成了一对冲突——

天皇是日照大神在人间的“现代神”，本该号令天下，桴鼓相应。大和民族是优越于亚洲一切民族的太阳子民，本应在东方风樯阵马，仗剑浩歌。却偏偏受到千百年来独处海角一隅的狭小、贫瘠的岛国的制约，这两者间永恒的冲突，形成了日本国民心理的极大失衡，国民性格的极大张力。

倘若中国仅仅是亚洲一个小国，台湾这颗硕大、晶莹的绿宝石也没有镶在日本的出海口，倘若华夏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一盏纸灯笼的光亮，而且，也没有让日本文化在一段很长的岁月里有过小媳妇般的压迫感；那么，对日本国民心理而言，其“开门见山”，大约就不会是中国。其极大失衡与极大张力，若形象为一个恶狠狠拿在手里时刻准备着吞咽的汉堡包的话，夹在中间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国。

偏偏与列岛隔海相望的辽阔无边的西部大陆是中国。

偏偏与大和民族为邻的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尤其有过大汉雄姿、盛唐丽影的华夏民族。

此种安排莫非出自于天意，在非洲没有，在欧洲没有（法德两国稍有类似，但情况仍有大不同），美洲大陆亦未见，或许真是一个历史深藏玄机的吊诡？一个让华夏民族世世代代无法逃避、总要去面对的宿命？

除了武士道精神的传承，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日军在中国的残忍，更有着来自于信仰与原始性恐惧的双重动力。

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那些苦力中有一个老人。他的脸长得很丑陋，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挺讨人嫌的。荒山上等兵说道：“你的脸实在让人讨厌，你要是死了，也就不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说完上去就是一刀。可能刺到老人的肺了，只见他口吐鲜血，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弹了。

过了正午的时候，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支那人用棍子挑着行李，从汲县的方向走来。野口一等兵马上前去拦住他检查行李，并让支那人朝山的那边走去。支那人什么也不知道，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根本没想到死亡正向自己逼近。

野口等支那人走出百米之后，把步枪架在土堆上瞄准他，就像孩子用气枪打麻雀一般，准备杀人取乐。

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个支那人的生命。

现在士兵们觉得一头猪都比一个支那人的性命值钱，因为猪还可以用来饱餐一顿。

——（〔日〕东史郎著《东史郎日记》）

在如此率性如此天然的兽性面前，还有少许的日军士兵残留着最后几点人性；或者说，看着人头似蒜头一样滚落在地，天天呼吸着带有血浆甜腥味的空气，让他们的心里有些发虚……

1937年10月17日。一轮皎洁的月光，水银一般泻在华北平原上。

刚随部队入侵中国不到两个月的东史郎，此夜无战事，他浴着月光，胸中有一股淡淡的哀婉和感伤之情袭来。前者是因秋欲去冬欲来的四季的轮回，后者是因思念远在大洋彼岸的故乡，今晚它上空的月亮是否也这样饱满、透亮，双亲和弟弟的眼波此刻是否也沉浴在这月波中？

很快，这一切如一只在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让他给驱赶走了。他及时地抓住了“活思想”，而且，很利索地展开了“斗私批修”，大约只要一支烟的工夫，便在日记上完成了由“个体化的东史郎”向“集团化的东史郎”的转变——

人间有正义，有感伤，有人道。

那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善。

但是，现实中有出自天生之善的正义。现实中的正义是力量。唯有力量才是正义。世上一切都是弱肉强食，此外什么也不是。有力量者就是正义者。在这个力量即是正义的面前，所有的善将不再是善。在力量的面前，人道不知为何物，恶道也可成为正义。

霸者的正义——高压的正义，只要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争斗就永远不会停息。

嘿，我们日本人！

不管是释迦，是孔子，还是基督，只要与日本违抗。就必须让他流血，必须同他作战！

……杀人并不是什么罪恶的事，那是对祖国的忠诚。我们怀着这样的忠诚之心，为了继续杀敌，又开始前进了。我们是为了杀人才到支那来的，不需要任何花言巧语，只要是个杀人的魔鬼就行了。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

于是，第20步兵联队的歌，总随那面在弹雨与硝烟中被熏黑了的太阳旗，在华北平原月苦霜白却又总是铺满浓重血色的天空下猎猎作响——(www.xing528.com)

凯歌震撼着黑暗在山谷里回响，

胜利时的喜悦，

叫人缅怀牺牲的战友，

他们曾喋血疆场。

长满野草的荒冢里，

长眠着的日出之国的武士啊！

生生死死都要做护卫吾皇的坚盾，

世世代代保卫我们的联队旗！

必须指出的是，比起日军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恶，这支野蛮之伍在中国所犯下的，不但是最深重的——以对平民的屠杀而言，在我看过的资料里，只有在新加坡发生过超过5000人以上的处决，其中大部分还是坚定地支持祖国大陆抗战的华人，远远地小于一次南京大屠杀的规模；而且，日军通过在中国的施虐也获得了极大的精神快感，这种快感，是他们像被捆扎的粽子一样牢牢捆在国内大大小小的非亲属集团里很难企求的。

威尔海姆·赖希说：“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物的反动社会背景……”（〔德〕威尔海姆·赖希著，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

换句话说，小人物内心受虐／施虐的一体互动，即专制权威的受虐者，同时又强烈地渴望成为专制权威的体现者和施虐者，如此首鼠两端，人魔两极，对于考量法西斯主义何以在历史上似瘟疫一样蔓延的群众性基础，以及中外历史上一切打着“人民”旗号、其实质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群众性运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来自于农村贫苦家庭的中下级军官翦除政界大佬，是典型的小人物造反。

其实，千年前恭谨的学生，千年后却打倒了先生，也是“小人物”造反。

一个历来以“缩小”为能事的小国，攻击并占领一个历来多做宏大叙事与布局的大国，更当是“小人物”造反了！

值得注意的还有，日军在中国大量的对女性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犯罪，这不仅是出于在世界上这是一支必须有两杆枪同时在岗、以好色著称于世的军队。

在华侵略战争期间，日军情报部大雄一男大佐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中明确提出：

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这种心理作用，唯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够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

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

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

——（《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第51章）

一个日本“志愿兵”披露了日本军方纵容官兵当年奸淫中国妇女的实情：“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体验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我们上陆后，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妇……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日〕水野靖夫著，巩长金译《反战士兵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有研究者认为，日军在南京强奸了80000名妇女。当年是南京某文化机关职员的李克痕逃出南京后，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他估计在整个南京大惨案里，南京2/3的妇女遭日军强奸。

一个叫田所耕三的日本士兵在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是：“没有一个士兵不曾强奸过女人，奸过之后，还要把她杀死。”

一位叫河野公辉的日本记者在这个法庭上也作了证词：“强奸到倒了胃口之后，就捉到骨肉之亲的，命令他们交媾，当做游戏观赏，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场面。”（转引自陈嘉定《南京大屠杀之研究》，见联合报丛书《抗战胜利的代价》）

一个叫富本的日本士兵在写给岛内友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见忻平著《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在这里，中国女性亦是一个昔日“大人物”的符号——

一个国家倘若不是衰到了极点，弱到了极处，是不可能让它的女人——母亲、姑娘、老妪、妻子，像陡然被划开的鱼腹，身子似无边的白花花的盐碱地，如此大面积地暴露在异族面前，被压倒在了侵略者的胯下，她们挣扎、辗转、厮磨，在令人窒息的血腥味中渐渐变得似泥河中的鱼虾一样奄奄一息……

对拍打一下中国女人的乳房，也可能平息大大小小的胆怯或沮丧的日本兵来说，这肯定会使他们产生爆发性的生理快感，与此同时，即使对一名最胆小的士兵来说，也会激起他胸中强烈的征服感——这个国家彻底完了，一个不能保卫自己女人、却要将女人血淋淋地放上战争祭坛的国家，已经具有种族灭绝的意义。

从1926年到1936年这10年间，中国经济本已具备“起飞”的制度基础，在若干方面，已萌露“起飞”的迹象。据亚洲开发银行章长基博士的研究，这10年间，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率为7.6%，其中电力工业尤为突出。1926年时电力工业仅占现代工业的11.2%，到了1936年，已占到了22.2%。电力是工业的火车头，电力工业的大幅上升，预示着中国工业化即将蓬勃展开。

但在这个被打碎的符号下，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所积累的财富多半化为乌有，是从1926年以后逐步开展的中国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被腰斩，更是当年激荡了内藤湖南胸臆的中华河山正变成一片废墟、焦土与裂谷。抗战中受破坏最大的地区正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沿海地区和华中地区，不过一年之内，中国工业菁华荟萃地带全部沦于敌手……

当今的日本，仍在为其“二战”时的所作所为付出诚信上的高昂代价。

无论是武士道传统，还是对天皇制的绝对信仰及根深蒂固的“岛国焦灼”，都深深地铭刻进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

对于集体无意识，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性飓风荡涤，使其如癌细胞一样得以消弭，即使一时淡化，乃至抹去了，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依然很容易如癌细胞一样复活，甚至扩散全身。与德意志民族比起来，大和民族却是个理性欠缺的民族，这大约就是亚洲各国总对卧榻之侧的日本不敢掉以轻心的根本原因。

因此，尽管其信誓旦旦，但来自列岛的某些举动、某种声响，常常被惕惧便是必然的，它们或许被有所放大亦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