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国》、《古都》、《千纸鹤》、《望乡》、《罗生门》、《砂器》、《伊豆的舞女》、《挪威的森林》……
虽然国情不同，但在日本的不少文学、影视作品中，很多中国人都能够从中品出很温婉、很纯洁、很忧伤、很人性，渐渐使我们心如雾覆、泪如雨下的东西。
再有，当每年春天樱花的花阵，由南向北掠过列岛时，整个日本都像镶在东山魁夷的画里。绯红浅紫的花海下，人们或卧或酌，或歌或吟，天人合一，人花通灵，一个何等妩媚、曼妙的世界！
倘若是在雨夜，有灯光打在繁密的花上，一片朦朦胧胧的花丛中，有女子撑一把透明的小伞袅袅婷婷地走来，她身着传统的和服，眼波流盼，浅笑盈盈，若是少女还有几分羞答答的样子，那感觉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唯美，大约有如金字刻在了羊脂白玉上，能让你一辈子记住……
同样一方风土，一片人情，我们看到的“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却与这一切大相径庭。
从视千百万人的生命为草芥的巨枭魔头的东条英机、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到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性”杀人有如开割草机一样的向井敏明、野田岩……让人们很难将这两者联系到一起。
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民族何以会如此变化万端？或者说，当其在列岛之内人性中天使的一面总得以展开，而一旦走出列岛，为什么人性中兽性的一面，即将前者掀翻在地，并极度膨胀，完全失控，滔滔洪水一般肆意冲决？
残忍，无疑是日本军队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
因为有某种道的渗入，它的残忍，比起一般常见的激愤式、发泄式的残忍，显得决绝、冷静而又持久，且多少进入了“术”的层面，如阿南惟几在月光下的剖腹。
这“道”自是武士道了。
15、16世纪的日本，内战沸反盈天，武士及谋臣为各路诸君、领主争夺土地，问鼎江山，将200余年的历史掷去了腥风血雨里。武士家族的小孩，从小就受切腹教育，7岁时男童给以短刀，女童给小匕首，教育他们要遵守武士的规范；男子15岁时，行授武士刀的成人礼，给一长刀用以杀人，给一短刀用以切腹。在此一成人礼中，男子受指导如何切腹，如何拔刀在自己肚子上的某个部位下刀，女子则教她如何为保贞洁而割断自己的颈动脉。
1856年1月，法国军舰在大阪靠岸，有13个法国水兵入港后和当地武士发生冲突，法兵13人被砍伤，法方要求严惩有关武士。当时主政的德川幕府方面立刻有13名武士申请切腹表示负责。日方布置好精美的切腹仪式场后，邀请法方派代表前往监看。法方以为是参观审判，到现场才知道是进了刑场——只见穿纯白衣服的13名武士毫无畏惧，一个一个开始切腹，法方代表看得脸色苍白，冷汗浃背，几个代表当场呕吐。切到第四人时，法方代表要求停止切腹，仓皇离去，事件即获解决。
在日本关于阐述武士精神及其修身养性的大量典籍里，流传年代最长、最富影响的是《叶隐》，历来被奉为武士手册。其作者是山本常朝（1659—1719），书里最有名的两句话就是“武士之道即知死之道”，“为必然发生的失败而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由此，引申出武士们的教条：无畏的勇气，无条件地服从，对死亡的蔑视。
现代日本人打小起，就开始被灌输这些观念。中学男生通过做一种使人浑身淤伤的柔软体操，或冬天光着上身站在雪地里、洗冷水澡来学习武士精神。还有就是通过惩戒的方法，如在骤雨般的鞭打中要孩子们学磐松一样纹丝不动。
在军队里，士兵们很多时候根本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相反者常被视为贪生怕死。连队中常常没有医务兵，飞行员经常不带降落伞就起飞。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与其被俘，不如战死。在面临难以挽回的失败时，成千上万的士兵会采取自杀方式，军官们则会进行切腹，或者“仪式性的自杀”。
西方军队亦有无畏的勇气，无条件地服从。可在轻蔑生命价值这一条上，对于西方人来说，不但是不可理喻的，也有了些许的神秘。一个英国战区司令威廉·J·斯里姆曾说：“我们不停地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回合，但只有日本兵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
对自己生命的翦灭，被视为春雨后自然地割一茬新绿的韭菜，樱花烂漫后凄美的凋落，那只是大和民族自己的事。为着其西方人不可理喻的“神秘”，及其某种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性，或许还会被称为世界上的第N大奇观。
武士道却不仅如此。武士们所标榜的是精神上内在的优越，其本质却是外延性的，即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这才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弟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练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许多的武士，都是在14、15岁这个年纪开始“实习”斩首的。《叶隐》中还有一个例子，佐贺锅岛藩主祖直茂，对儿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衙门内，抓了10个囚犯排成一列，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9人，看第10人是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便说：“已经有杀人的感觉了，就让那家伙活吧。”此人才免斩得救。
由此可以窥见，向井敏明、野田岩在南京时的“百人斩”，在几百年前的列岛，即早有滥觞。
戴季陶在1927年出版的《日本论》，在中、日学界被誉为通论近代日本文明的三大著作之一。戴氏在谈及武士道时，将其总括为两件事情：“仇讨”跟“切腹”，“仇讨”就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在戴氏眼里，武士道在行为的具体表现上，就是如此贫乏的杀人与被杀而已。
他还在书中提醒世人，武士道是一种杀气十足的思想，只是戴氏当时没有料到，仅仅10年之后，这股腾腾杀气后来弥漫了大半个亚洲！（见戴季陶著《日本论》，台北故乡出版1987年）
武士道不仅是属于日本军队的，武士道精神亦浸透了普通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
一般日本学者认为，在德川时代商人阶层也已武士化了，同时其他阶层也一样对武士之道有着至高的崇拜。一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例子是，太平洋战争末期，打下多架敌机的飞行员坂井三郎重伤瞎了一眼，他的几位女同学和她们的父亲争相来到医院向他提亲。他予以拒绝，理由是他仍须参战，许多同僚都已战死，自己如何偷生？后来他成为战机教练，无须在战场上格杀，他表妹立刻前往军营对他说：“我是来做你妻子的！”婚后她要求坂井代为自己准备一把利刃，随身携带，她对坂井说：“如果你阵亡，我就自杀”……
现在来看，慰安妇被侮辱遭蹂躏的处境当然极为不幸，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在当时，无论是本人，还是她们的父母兄弟，都认为这既是国民的一种应尽的义务，也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中国人却往往主观臆断地以为日本人民是被迫把他们的女儿送去了军营。殊不知，因为大批有着豆蔻年华女子的到来，不但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同时也在许多险峻时刻，日军还有了一支并肩作战、忠心不二的娘子军。
1942年春夏之交，中国远征军攻打缅甸境内被日军占领的一座公路大桥。当时守桥日军见攻势猛烈，大势渐去，便叫80名慰安妇撤离。她们对指挥官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兄弟才到前线上来的。士兵们不撤，我们也不能撤，我们要和你们一起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www.xing528.com)
二战时日本的慰安妇
草根社会如此，精英阶层亦如此。
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新渡户稻造。此人1884年赴美留学，进入巴尔的摩的霍普金斯大学。在校期间，他认识了比他大5岁的美国小姐玛丽，彼此渐生情愫。玛丽是教友派信徒，为了追求玛丽，新渡户也变成教友派信徒。玛丽的父亲认为日本人是野蛮民族，坚决反对女儿与新渡户结婚，但玛丽此心不老，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跟日本人结婚的美国女性。婚后两人在东京的住家，简直像在日本海中漂浮的孤岛，住家环境完全是美国式的。玛丽不说日本话，也不顾忌日本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仍然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生活。
她却为大和民族办了一件仅靠日本人办不成的涂脂抹粉的好事——她帮助丈夫写作、出版了一本英文书，书名即为《Bushido》（武士道）。此书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文化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道的相似性，辩解日本的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行径，而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此书初版于1900年，在这前几年，国际舆论已为“旅顺大屠杀”而震惊——
作为甲午战争的一个部分，1894年11月21日，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攻打北洋海军基地旅顺港口。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近20000无辜同胞惨遭杀害。事后，收拣的遗骨、遗灰合葬为一座“万忠墓”，入墓的受难者约有18000人。而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20000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North American Review）报导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36人，他们是用来搬运、掩埋尸体的。”
对这一大概是日本武士道首次在中国土地上施虐荼毒的事件，除有少数报纸被日本驻外机构所收买而保持沉默，或站在拥护日本的立场外，像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标准报》（Standard），美国的《世界日报》（The World）等重要报章都激烈地批判了日军暴行，称其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并指出“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已充分暴露其野蛮本性”。
《Bushido》一书的问世，藉助其优美典雅的英文，以及对于西方人心理的深刻洞悉，对于消弭化解国际间的不利舆论，将旅顺街道上的滚滚血水化为汩汩雨水，自当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爆发后的1904年，此书得以在美国再版。因日俄战争中黄种人首次战胜了白种人，国际间更加深对日本的兴趣，《Bushido》即变成当时的热门畅销书。新渡户从此成为日本精神、日本伦理学的权威，一时风靡于欧美知识界，于是谈“武士道”就是“新渡户”，谈“新渡户”就是“武士道”。
1905年，明治天皇特地召见新渡户夫妇进宫，予以嘉许。从此，新渡户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第一高等学校校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东京女子大学校长、国际联盟事务次长等职务。
《Bushido》一书中，新渡户对中日甲午战争及武士道充满了赞颂之情：
“小日本”拥有的是肉体上的耐力、不屈不挠及勇敢，这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可获得充分证实。“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忠君爱国吗？”是经常被提出的问题，而答案总是骄傲的“没有”。日本人应该感谢的是武士道……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
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洲东北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它们在子孙的心中跳动，引导着子孙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并未死去，对于那些有心看见的眼睛，那是清晰可见的。
新渡户在书里还有一句十分坦率的话：“即使一位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仍然是一位武士。”
在日本，可与新渡户稻造齐名的这般“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武士，还有一人。那便是被称为“明治维新教父”、“日本卢梭”的福泽谕吉。在1885年他发表《脱亚论》、宣称中国、朝鲜为日本“恶友”的前一年，他即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对于甲午战争，他更是个狂热的主战派，并带头捐款筹措军费，深获军方青睐。
还有一位是否是“武士”，尚不好说，他是不少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文豪，2000年时仍在《朝日新闻》的读者评选中当选为日本最深受欢迎的文学家——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创作的《我是猫》、《三四郎》、《少爷》、《过了春分时节》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国内评价甚高，称其作品耸起了一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中国人不熟悉的却是，主要生活在明治时期的夏目漱石对武士道也有积极的评价。
据说，这始于1910年日本海军一艘潜水艇发生事故，当可以逃脱之时，全体14名船员坚不离去，最后面容镇静地死在艇内各自岗位上。艇长佐久间勉留下致天皇陛下的片纸遗书：“小官不小心沉陛下之艇而杀部下，诚对不住。然而船员一同，至死皆尽忠职守，沉着处事。”在此之前，英国海军也遭遇同样不幸事件，船员为免于一死而竞相往窗口逃离，彼此推搡挤压，窗小人多，以致谁都难脱，最后尸体堆积一处，个个面容惊骇……
由此比较，让夏目漱石唏嘘不已，他感叹道：日本海军的一位指挥官就是一名武士，对“沉陛下之艇”、“杀部下”如此痛感责任，这也许就是武士道受景仰之处吧！（木浩太郎著《新武士道论》，转引自许介鳞《日本武士道揭密》）
1984年，日本央行更改了纸币上的图案设计。一万日元上采用福泽谕吉像，五千日元上为新渡户稻造像，一千日元的则是夏目漱石的像。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人物上钞票，上哪种面额的钞票，是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社会风貌、文化精粹的最典型写照。用了以上3个人物造像的日元，票色均是冷冷的黄，硬刮刮地摸在手里，不能不使熟悉日本近代史的外国人感到冥冥中有一股武士道的气息幽幽而来……
另一位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则不但在理念上，而且在行动上绝对是个“武士”。
三岛倾心于日本过去那种热烈而又严厉的爱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对1960年代日本崇尚物质享受的西方化趋势很是不满。他的财力，和写作之外的大部分精力，都致力于发展日本古老的空手道和剑道，并组织了约有80名大学生加入的一个有争议的私人队伍——“盾之会”，旨在保存精粹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在有所谓“左翼力量”暴动时，协助保卫天皇。
1970年11月25日，他的一部近作《丰饶之海》刚刚脱稿并交去了出版社后几天，他挥舞着一把“关孙六”日本刀，携一批“盾之会”成员，突然闯入东京自卫队东部方面军营地，将营地司令劫作人质。然后，他头缠白布登上一处高台，发表演说。他高喊道：“日本因经济繁荣而得意忘形，精神上却日见空洞、荒芜，你们知道吗？”演说却不能令营中的自卫队员们揭竿而起，重演三岛梦寐以求的如1936年“二·二六兵变”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反而招致台下一片嘘声和哄笑。面对这闹剧性的效果，本想做正剧英雄的三岛，转身冲进营区的总监室，冷静而精准地将刀切入自己的左下腹。他的随从们立即一拥而上，按日本的武士传统，再给他补上3刀，并割下他的头颅。
三岛自戕后，日本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前往现场看了三岛身首分离的遗体，受到很大刺激。他对自己的一名弟子表示：被砍下脑袋的应该是我。之后，川端又亲自主持了葬礼，称三岛的精神仍“活在许多人心中，并将载入史册”。
17个月后，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未留下只字遗书。
日本文坛上两位巨匠相继自杀，引起了后人无数的猜疑，有研究者称此事为“日本战后史上最大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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