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理由颠覆了经典话语

与纳粹德国比起来，“二战”时期日本的社会生态有两个现象特别地引人注意。

其一，日本也存在类似褐衫队的威慑组织，类似党卫军的恐怖机构。

前者便是“帝国协助统治协会”，简称IRAA。当时日本外交协会出版的《日本年鉴》介绍说：该协会“作为国家建构中的一个枢纽部分，以引导本国向一个高度防卫的国家前进”。IRAA的总部设在东京，由东条英机兼任主席，在工会、妇女、青年、农民、商界等社会各阶层均有分会，它的决定与命令，往往影响到大多数国民的态度和日常生活。

后者便是宪兵和“特高”，即特别高等警察。日本所有的国民都受到他们的监视。他们有权要求所有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在事先通知警方。他们有权驱散任何当局不喜欢的集会，逮捕任何旨在改变国家制度的有组织或非组织成员。他们有权随时封杀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报刊，当然也可以让对方停刊一段后再出版，但条件是编辑们必须拿脑袋来保证此后的一切言论绝对有益于国家制度和这场“圣战”。

然而，真正维持战时日本社会强力而又稳定运转的，却并不是有着半官方性质、也往往像官方机构一样重叠臃肿、反应迟缓的“帝国协助统治协会”，亦不是其神经之警醒，手段之凶狠，足以令人胆寒的宪兵和“特高”。它是一个叫“邻组”的组织。

“邻组”作为民间社会的自治组织，在战争前早就存在了，但得以大力强化并凸现其作用，是在1939年以后。这时，全日本有“邻组”110万个，每一个有10到12户家庭组成。大约20个“邻组”又划为一个社区协会。每个“邻组”有一个负责人，由大家协商产生。他（她）负责从政府、军队方面接受命令，或者要求，然后传达、布置给本组成员。“邻组”履行着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任务：征收赋税，分发口粮，提供志愿者和慰军用品，开展军事训练，组织防空消防演习和各家掩体的挖掘，执行防范犯罪措施，谴责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与那些浪费资源的“奢侈者”，以及协调、处理邻里矛盾……

这些事务有大有小，或重或轻，因为月复一月，年又一年，没完没了，也难免让人心烦。但大多数时候，“邻组”成员不仅是自觉的，而且精神上也是愉快的。人们常常唱着歌儿在一起劳动，其中一首当年颇为流行的“邻组”歌曲是——

我们为什么要惧怕空袭？

广阔的防线坚如钢铁。

无论老少都要挺立起来，

我们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荣誉。

来吧，敌人的飞机，

来吧，敌人的飞机……

一个叫户崎明的记者，日后这样回顾了战争中他在家乡荻库的“邻组”生活——

在“邻组”成立之前，大多数人都只顾着他们自己和家庭，你从来都不会真正了解你的邻居们，但“邻组”成立带来了一种互相帮助的意识，我们全部被搅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转引自〔美〕时代生活丛书编辑著，唐奇芳译《疯狂的岛国》）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邻组”肯定会负有告密的功能，但与德国的告密者之多总让盖世太保大喜过望相比，日本的铁杆告密者虽有但不多，多数时候还处于待业状态……

日本社会的高度秩序感，就是在严峻的战争岁月里，也通过“邻组”这一遍及列岛上下最小的非亲属集团得到了充分展现。

其二，上世纪2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在城市，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物质极度的匮乏引起了普遍的绝望和抗议。到1926年，失去工作的产业工人超过300万。此前大量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村的情况却更为悲惨。为了抑制通胀，政府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了大批廉价的大米，这使得国内的稻米种植业毫无利润可图。许多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过去一直靠在丝厂挣工资贴补家用，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但这时，自己也遭到了大萧条打击的美国，不再从日本进口生丝，她们在1929年后均失去了那份微薄的薪水。

再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和严重的霜冻天气，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仅靠挖草根和从松树上剥软树皮充饥。尤其是在东北方，农民们家里若有女儿的，许多人家便要靠送女为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那时，在许多妓院里常常可以见到只有十一二岁的雏妓，社会工作者们纷纷发出要解救她们的声音；家里若没有女儿的，就很难撑下去了，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流行性感冒和肺结核。

在列岛漫长的历史上，这个岛国第一次走上了全民性暴乱的边缘。

按照许多年里中国人太熟悉的话语描述——愈是挣扎于底层黑暗者，愈是向往光明；愈是苦大仇深者，愈是具有天然的革命性，这革命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农民则是这场革命始终不渝的主力军。

日本却完全颠覆了这个经典话语。

日本的贫苦阶层，尤其是农民，是日本军队，又尤其是陆军少壮派的主要来源。因为军中素以意志和品质擢升军官，而不是看其曾经的社会地位，军队中大多数下级军官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进一步地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的驱动，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当然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也不完全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他们亦有自己佩剑一般深刻打磨过的信仰。出于对一般民众痛苦的切身感受，农村出身的少壮派军人认为：一系列的国家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无能且腐败的政客们造成的。过去10年里，政府对内决策失误，丑闻不断，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对外讨好西方列强，在扩张海外殖民地方面无所作为，使得资源富饶的亚洲至今被白种人控制，而东方工业最为发达的日本，却龟缩一隅，处境艰难。

在他们心目中，历来懦夫都在城市产生，英雄却在乡间辈出。在德国，养鸡夫出身的希姆莱最终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党卫军致力于在农民中培养大批追随者，农民被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生命的源泉”。在自己的祖国，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以及全国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态，才能真正表达日本的“大和精神”，这样的从未被污染的冰雪精神，也只深植、绵延在广袤的乡村。而来自白肤色种族的共产主义与议会政治，正像“肮脏”的泡沫一样包围着城市，日本不需要这些外来异物。日本的“大和精神”必将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担负起将人类从赤白两色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

强烈的使命意识与对权力的渴望，使兵变与暴乱，轻易如拔开清酒瓶的塞子，在上世纪30年代频频发生。

少壮派军人决意要推翻政府，压缩议会政治的空间，使之最后成为一道假山浅水的日式庭院风景，陪衬起一个强悍的、无所不能的军人内阁——这便是陆军少壮派们所设计的“昭和维新”。

倘若说“明治维新”是将西方当作学习的对象，“昭和维新”却将钟摆晃去了另一个方向，即将西方当做仇视的对象。此种诡谲的心理变异，最终导致一个蕞尔小岛竟然向西方列强开战。

1931年3月，根据密谋的一项计划，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用300颗炸弹，炸毁了国会大厦和一些主要政党的总部。陆军打算介入骚乱并宣布军事管制。在政变的最后时刻，传说将要被推举为军事独裁政权首相的荒木贞夫中将，放弃了这个计划。

6个月之后，关东军在没有接到来自政府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国东北，全世界为之震惊。政府赶快命令关东军停止行动，但将领们对此嗤之以鼻。于是在一番气急败坏的发泄之后，政府无奈地承认了军队已造成的事实，授予被占领的领土以“满洲国”的称号，并开始鼓励国民向这片有着44万平方英里的辽阔黑土地上迁移。

接下来，1932年2月9日，前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东京的人行道上被枪杀。

5月15日，9名陆军和海军军官，向太阳女神祈祷之后，冲进现任首相、已经75岁高龄的犬养毅的官邸，他是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反对者。犬养看上去并不惊慌，他既有长者之尊，又有长者之蔼，他将他们引到屋内，似乎想要和这些年轻人好好沟通一番。而后者，也按客人的礼数在门口脱去了各自的军靴，但很快，其中一个家伙情绪变得激愤起来，他喊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开枪吧！”顿时，9条枪齐发，密集的子弹将老人的身体打成了马蜂窝……

此次刺杀就是多次被拍成电影的著名的“五·一五事件”，参与这一事件的9名军官均出身于贫苦家庭。

“五·一五事件”与近4年后发生的“二·二六兵变”比，又成了小巫见大巫。

这一次也主要是由来自农村的下级军官们发动，1936年2月26日，一个严寒的清晨，他们领着1500名士兵冲出军营，包围东京的政府所在地，并在城里搜捕，企图刺杀新任首相冈田及其他内阁大臣。当叛乱者冲进首相官邸时，冈田躲进了附近的一家洗衣店而得以逃脱。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就没有这样侥幸了，他因为不满于前几年不断攀高的军事预算而遭到军官们的厌恶。他们破门而入时，高桥还在卧室里。一名陆军中尉一脚将他踢出卧室，喊道“Tenchu”，意思是“上天的惩罚！”高桥也回骂：“白痴”，另一军官即冲上去举剑疯砍，最后一刀戳去他的心窝。这时，高桥的夫人走到了门口，这名军官拔出滴血的佩剑后，向她一个虾腰般地鞠躬：“对于我的鲁莽给夫人带来的麻烦，我深表歉意。”

在这一长达4天的暴乱中，前首相斋藤正也遭到了年轻军官们的杀害，他身上被刺了36刀。(www.xing528.com)

长期研究日本“二战”史的美国学者亚瑟·查齐这样说道：“从1936年2月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些抵制过任何一项军队计划的日本政客都生活在担心被暗杀的恐惧中。进一步说，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长时期享有选择内阁中陆军和海军大臣的特权……总之，军队能够完全地控制内阁的政策。”（〔美〕亚瑟·查齐著，胡修雷译《肆虐的太阳旗》）

在军队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的过程之中，陆军少壮派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陆军少壮派还给整个陆军带来了强横、冷血、一旦启动决无后退的风格。

日本陆海军之间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间血腥的领地之争。明治维新中，现代意义上的陆军、海军刚刚建立，一些藩主将他们的子弟送去一个军种，他们几代的对头们则必定将子弟送去另一个军种。但拂去历史的宿怨，陆军与海军之间始终贯穿于“二战”期间的激烈争斗，在很大程度上，正表现着较开放的海洋与较保守的山地、稍具理性的非农民国民与理性完全沦丧的农民国民对于本国与世界见识的差距。

山本五十六

与陆军仍沉浸在1905年战胜沙皇俄国的豪迈激情中，并相信这一激情必将伴随日本武运长久相反，海军许多人却一直对战争的结局持悲观态度。在日本军界，没有人比联合舰队指挥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更反对与美国开战的了。很多中国人是在一部同名的日本电影中熟悉这位身躯魁梧、面容坚毅、鬓角如霜的长者，他站在自己的旗舰——黑灰色的“赤城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塔上，西太平洋上一道道山峰般的涌浪向船头劈来，他那黧黑的脸膛在一身雪白海军服的映衬下，犹如一尊雕塑般夺人心魄……

山本曾在哈佛大学短暂学习，又作为日本大使随员在华盛顿待了两年。他很清楚，到这时美国的军事生产能力是日本的10倍。1940年时，他曾告诉一群日本学生，“日本打不过美国……因而，日本不应该与美国开战。”在上任联合舰队指挥官之前，他又明确预言：“在和美、英交战的最初六到十二个月里，我可以取得令国人疯狂的胜利。在这之后……我不抱胜利的期望。”他的这一态度，使得海军很长时间地将他派去国外，以免遭陆军少壮派暗杀。

到了山本的预言逐渐变为现实的战争后期，陆军的防卫计划是命令本土的全体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头的任何武器，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击退盟军的进攻。而海军的方案是，最后的决战必须在海上进行，这样可以防止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以及对本土轰炸。

除了眼光不同，陆军还在资源占有、情报掌控和武器装备开发等方面，与海军寻衅不断，各执一端。陆军打到哪里，便赶快占了那里的油田，最多的时候，陆军已掌握了西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油田，拥有6座炼油厂。对石油消耗极大的海军，却只能自家去荷属印度钻井打洞。海军有潜艇，陆军也要有潜艇。海军有航空兵，陆军也得造飞机。到1943年的夏天，尽管日本已拥有年产53000架飞机的能力，实际上每年的生产数量连10000架飞机都不到。据战后统计，相互攀比、追着投产的结果是，在那些用来制造飞机的来之不易的铝材中，只有55%确实造出了飞机，而余下的部分多成了废料给倒卖进了黑市。

这一公开的争执与较量，发展到最严重时，在两军种各自的兵工厂里，即使是生产一个螺丝钉，海军若造出的是左旋的，陆军必要造成是右旋的以示不同。

对于这个长期困扰日本的问题，1941年时，裕仁天皇以其一贯的闪烁其词的方式，对刚担任首相不久的东条英机，表达了自己的不安：“请你一定记住，在目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还打算召见海军大臣，告诉他同样的话。”

陆军却依然我行我素，锋芒毕露。

在一次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上，山本五十六实在忍无可忍，当着一位几乎要将唾沫喷到他脸上的陆军将领的面，他突然站起来，推开椅子，拂袖而去。担任联合舰队总司令的丰田副武，平日里经常将陆军称为“马粪”，并宣称他宁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愿她嫁给一个陆军里的乡巴佬。

在我研读了的大量关于日本的文字资料中，唯有在“二战”时期军队这个庞大的非亲属集团里看到了斗而不和的景象，虽然陆、海军又分属于两个分别志在海洋、陆地的次非亲属集团。

我不禁如是想，始终斗而不和的一支军队，却将日本的版图迅速扩张到半个西太平洋地区，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带来了极为剧烈的祸害，直到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落地，它才像被天雷劈断了脊梁骨的恐龙一样倒地，倘若这是一支精诚团结、和衷共济的军队，那“二战”的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可以确定的倒是，在日本人民中，愈是下层的国民、贫苦的农民，愈是同情与支持陆军。陆军少壮派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他们因为被视为那个年代的武士道之精魂而受到国民普遍的欢呼。

“二·二六兵变”，因为死伤惨重，影响巨大，有一些叛乱者被送上军事法庭，其中部分人遭到处决。如同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遭到监禁，却为他日后气球般升上德国的政治天空打足了氢气，对“二·二六兵变”的处理，也只是在民众的心目中，让陆军少壮派们更多地敷上了一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赴难者油彩。

“五·一五事件”的审判，则干脆成了一出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狂欢的闹剧——

有来自各地的11万民众涌进东京，许多人展开为9名凶手请命的血书，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他们高呼“打倒腐败的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的口号。甚至还有9名男子集体站出来，他们表示愿意代替被告受审，为了证明自己一诺千金，每人都把自己的小指头砍下来，这9根已经有些腐烂的小指头装在一个酒精瓶里，随报告一起呈交法院。随后，凶手们得到了相对较轻的判决，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

时任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对此事极为感慨，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今日之日本，“到处都是挡不住的爱国者”。

日本的工人，总体上也不甘落后地在这台军国主义高速运转的机器上加足了润滑油。

在1940年所有的党派活动被“帝国协助协会”取代之前，日本有着许多党派，其中——

1932年11月成立的日本劳动同盟，包括38个工会，27400多人。它主张“大东亚共荣圈”，支持扩军备战，反对和攻击岛内的一切反战力量。此后成立的日本造船劳动联盟、国防献金劳动协会，都积极支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1934年2月成立的日本产业军工会，在其誓言和盟约中提出：“我产业军奉戴一君万民的建国精神，以确立产业大权为我们的本分；产业大军作为陛下的工人和农民，尽其本分，和祖国日本生死与共。”

随着侵华战争的打响，各工厂、会社、公司纷纷自建产业报国会，该民间组织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成员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

1938年底，产业报国会还只有1000余个，次年4月一下激增到2000多个，会员达到100多万人。它们都主动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当地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

到1940年，产业报国会在全国70000个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418万人。这年的11月，在东京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

大约正是从此开始，日本毒火攻心，汗气蒸腾，急速扩张的欲望，如打桩机一般在体内频频炸响。在发动了侵华战争之后，又胃囊暴崛，蓄谋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底进攻珍珠港，便是发动这场战争的标志。此后不到半年里，如入无人之境，如得“神风”重卷，一气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国。

在日本的国民、党派、军方、政府之间，自然会存在种种观念与利益的杯葛、冲突。但总体上看来，迄今为止，这四者之间的共识远大于杯葛，合作远高于冲突。而近代以来，对外扩张一直是大和民族最大的共识，对外扩张时期总呈现出这个岛国最好的合作局面。

当年的一些中国舆论似乎不这样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说：“我们要严密责成日本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切不可予以报复，更不可对于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

1948年4月6日发表的《中国各界名人对日政策声明》中称：“我们反对日本复兴，完全因为现在日本政权仍掌握在少数侵略派手中，并非反对一般日本人民。反之，我们很愿意与日本广大人民合作，促成日本真正民主化早日实现。”

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社论说：“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

持以上三种言论的人，在国内政治上，各自的立场可谓判若云泥，但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却有惊人的一致——他们都要把“日本人民”从一个磨合紧密的共犯结构里摘出来，其一厢情愿，犹如在冬天要把冰雪摘出来；其谬错大矣，恰似在三陪女郎里要找惜身如玉者。

时至今日，在中国人已经编撰的日本史著作里，对于日本人民在这不义战争的共犯结构中丝毫不会亚于德国人民的重要作用，从来不见论述，只有少数几篇论文略有注意。提到“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民时，作者总是说他们向往和平，反对战争。这里的“日本人民”已经成了某种符号，如同提到水，化学家们一定说它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历史常常呈现着的是——

贫穷，并不意味一定善良，通情达理，倒可能愚昧，偏执，乃至嗜血。因此，贫穷并不比富裕更远离罪恶。

人民，并不一定是进步与正义的符号。被少数乃至几个人以“人民”的名义给代表了，另当别论；就是真代表了自身的意愿，也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越是有着广泛民众参与的事件，其所谓目标的崇高，便有可能越是值得怀疑。